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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7年，在由《人民文学》与扬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扬州日报承办的“扬州天下”杯“千年欧阳修”征文评选中，卖哥的文章《欧阳修：出世的入世者》，从一千多篇应征作品中裸奔而出，喜获二等奖。由是腰间空荡荡，骑鹤下扬州，有了第一次扬州之行，留连山水城郭，快意难忘，与扬州结下不解之缘。快十年过去，今年四月（农历三月），有幸受瘦西湖管委会之邀，正可谓烟花三月下扬州，旧地重游，又有诸志同道合之好友相聚，欢愉不胜，遂想起十年前这篇文章，不怕笑话，拿出来献丑，改了一个生猛的标题，回头再写一篇扬州随感。对了，突然发现，当年的自己典型文青一枚，颇喜欢吊书袋。 真正对欧阳修感兴趣，是因了他那一句“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进也。”这是欧阳修对范仲淹说过的一句话，要解读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人，要从欧阳修跟范仲淹的关系说起。 范仲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一个不可不提及的人。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无一二见”。范仲淹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救世精神，无疑是儒家思想精髓的体现，标志中国士人人格境界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书上说，宋代是一个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说要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唯范文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作为一种人格典范，范仲淹为士林开了新风气，对他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影响深远。 其实，宋儒气象的形成并不是范仲淹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背景。鉴于五代十国武人乱国的史实，赵家皇帝从太祖、太宗始，便信奉立国“在德不在险”，坚持文人治国，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太祖、太宗后的南北宋16朝帝王基上能信守太祖誓碑密约，主张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样的政治生态里，读书的种子生根发芽，涵养出灿若星河的文士名臣，营造了士人强烈的入世情怀和敢于表达不同政见的良好氛围，宋朝尽管积弱积贫，却是人文生态相当好的朝代。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宋朝的文艺繁荣恐怕要成奢谈。“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的欧阳修就是这种环境里成长出的精品。 欧阳修受范仲淹的影响较大，欣赏范的人格品质，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取舍”。这话不假，当礼官请宋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范仲淹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疏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然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之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得无以应对。 正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直言敢谏、勇于担当的人，成为年轻欧阳修的倾慕对象和追随目标，而欧则成了范在政治上的战友和盟军。欧阳修在洛阳做推官时，曾给素不相识的范仲淹写过一封《上范司谏书》，希望范向朝廷进言，除弊兴利。试想，要不是对范仲淹直言敢谏的人格有充分的把握和信任，他不会轻易写这封信。而对范仲淹来讲，他依言而行，直言进谏，结果被贬出京城，又说明他虽然本性如此，同时对欧阳修也有同声相应之情，在精神上有神交。果然，范仲淹调回京城后，两人一见如故，这为他们此后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 1036年5月，范仲淹不满朝廷用人现状，向宋仁宗呈上一张“百官图”，指出哪个是公正的提拔、哪个是宰相擅用的私人。范仲淹还向宋仁宗献《四论》指陈时弊。这惹怒了宰相吕夷简，吕谗陷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再度被贬出京城，朝廷还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 这时候，能够站出来讲话的只有谏官，时任司谏的高若讷非但不讲公平话，还竭力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激愤不过，不顾朝廷诏令，写了《与高司谏书》，在文中他说道：“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样凌厉的斥骂力透纸背。高若讷将信送给宋仁宗看，欧阳修很快被贬为夷陵县令，为这次仗义执言付出了沉重代价。 时隔不久，范仲淹被朝廷再度起用，升迁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得官后，专门找到欧阳修，诚邀欧阳修前往共事（任自己的书记官）。欧阳修对此一笑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进也。”意思是说，当初我支持你，是钦佩范公你的为人、痛恨小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与你同患难而不是同荣华，继续做他的小县令。欧阳修的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是为了一己私利，有福与你同享，有难你一人当。 中国崇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自己曾不惜冒着丢掉乌纱帽、生命危险为之仗义执言，有恩于他的人。现如今他人高升了、腾达了，提携一下自己，权当报恩，自己受此好处也问心无愧，可是欧阳修还是谢绝了。同进是容易的，有福谁不会享呢，同退却难，在困境和危险之前，忍辱负重，坚守与苦撑，既于危难之中见真情，更于同退之中见伟岸之人格。同退不同进，欧阳修表现出的风节自持、卓尔不群的处世人格，让人心生敬意。从中亦可以见出，欧阳修身上同时有一种很恬淡的东西，有清高的出世风骨。 有人可能会说，“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成为众望所归的改革派领袖，欧阳修还不是沾了范仲淹的光，屁颠屁颠地去做范仲淹的左右臂，这不就是见利就上，同进享福么？必须说明一点的是，庆历新政时，欧阳修并不是因范仲淹而被提拔为谏官的，而是皇上的意思，取决于欧阳修的政见。仁宗开放言路，增设谏官，成立了由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人组成的知谏院。 改革终于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反对派顽强的反对，反对派祭出反“朋党”的大旗，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搞小圈子利益，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皇上罢黜革新派。面对“朋党”舆论的构陷，欧阳修写下了议论风发的宏文《朋党论》。针对保守派反对新政、以“朋党”之名诬陷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政治高压，旗帜鲜明地喊出“小人无朋，唯君子有朋”，为“朋党”声张，再次遭贬。 欧阳修大约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朋党翻案的人，他对朋党的认识虽然没有跳出君子小人之辩的传统儒家思想樊篱，但是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政治态度的表白——不是站在小利益集团说话，而是为国家利益说话，在历来为世人诟病的“朋党”问题上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和个人主见。 欧阳修是范仲淹开创的士林风气的熏陶者，也是这种风气的发扬者，他是范仲淹的追随者，又是别开一派的独立者。如果说范仲淹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我觉得欧阳修是一个出世的入世者。换句话说，欧阳修虽然也讲修齐治平，先天下之忧而忧，但还是有点“高士情怀”，对世事看得深刻，对功名看得淡然，对人生看得透彻，对人格看得重要。故而，遇事不避，遇贬不悔，不争宠在前，不软骨在后，进则激扬，退则坦然。《宋史》评价他说：“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构陷在前，触发之而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可谓十分中肯。或许，是因为范仲淹是个政治领袖，而欧阳修是个文坛领袖，欧阳修有更从容的心态和更多的人生进退空间。 欧阳修在夷陵写给好友尹洙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议论：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他洞穿这些人的软肋，并保持自己言行一致。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个流连山水、自得其乐、豁达出世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丝毫看不出作者有半点被贬的戚戚怨嗟。 读这一时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个被贬官员进退皆忧、沉郁激烈的形象永远挥之不去，欧、范两人人生态度各异，心境不一，处世自然不同。欧阳修这种“出世的入世”人生态度，或者说能进能退的人生哲学，既不是陶渊明那种对入世的厌倦，嵇康那种对入世的恐惧，也不是诸葛亮那种以隐居山林积攒入世的本钱，白居易那种被贬就作戚戚之文的失落。欧阳修进则建功立业，退则自适地生活，在他内心构建了一种平衡与和谐，这种“出世的入世”人生态度，成为中国文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千年而下，虽不能至，但令我心向往之。 联系、投稿、合作请加卖哥微信号Ｌiaobaoping1，注明“卖思想”。 公号只发好文，微店我只卖信赖的产品，推荐刘军宁、雷颐、钱满素名家签名新书，思想国独家发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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