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观其“不为”

判断一个人，要看其“所为”，更要看其“不为”。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其实，“观其行”，不仅要看“做什么”，更要看“不做什么”。

比如，判断君子和小人，如果只看是否谈仁说义，很可能看错，如果再看一下能否做到不“巧言令色”，就会准确得多。这背后的逻辑是，君子一定不是“巧言令色”之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判断方法：一个人的“不为”，更能显示他的品质和底线。

孔子的弟子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府做事。有人问孔子，作为臣属，他们对季氏一定唯命是从吧？孔子回答：“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这是对自己弟子的信任，相信他们有底线，杀父弑君之事，决不会跟着干的。为什么从一个人的“不为”，比“所为”，更能看出其品质和底线呢？

在孔子看来，人之贤与不贤，不在于是否比他人在某一方面强多少，而在于是否“知止”。何谓“知止”？子曰：“于止，知其所止。”（《札记·大学》）——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在哪里停止。

在这一点上，荀子有过更详尽的论述：“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荀子·儒效》）就是说，贤者不是比别人更能干、更多知、更雄辩、更洞察，而是懂得“有所止矣”。

其实。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是“知止”——知道人类行为的界限在哪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然，所有的社会进步、科技发明和经济发展，都会走向文明的反面。

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有一种“负的方法”——某一事物，不能直接讨论时，只说它不是什么，从而显示其某些本性（《中国哲学简史》）。孔子对人的判断，也可谓是一种“负的方法”——观其“不为”，也就更能判断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