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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官里

 昵称37928607 2017-01-04
关于老官里相信知道的人不多。
它是冀南平原上一个小村庄的名字,是我的出生地。
五十多年前我就离开了这个村子,但是至今它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仍十分清晰,对我来说仍然那样亲切。
它也许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六十多户人家,一条丁字形的街道。村子的东、南、西北边上分别有三个水塘,水塘边各有一口水井。村子里房屋多为土坯建成,甚至没有一处砖瓦房,排场一点的房子是地基和四个角由砖砌成。
村子离县城有8华里,逢5逢十到县城赶集就是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活动。
村子的中央有一所小学校,只有三间房子,两明一暗,明的两间是教室,暗的一间是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学校设1-4年级,分别占据教室的四个角。正前方是一个公用的黑板。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三个年级的同学可以不专心听讲,但不能出声。当然也不能专心做作业,因为老师的声音很大。早自习就是念书,大声地念,二十几个人各念个的书,既听不见别人念什么,也听不见自己念什么。学校里的读书声说不上朗朗,只能说嘈杂。
我在这个学校上完四年级就离开了,因为五年级就要上“完小”了。县城才有“完小”,要经过严格考试才能录取。三个人取一个,比现在北京考大学都难。我们村8个初小毕业生考上了两个,我荣幸地上了“完小”,但每天要来回16里去上学。
老官里是一个平静、和谐的村子,全村除我家外都姓李,而且祖上都是一个大家族。过年时会把村里的家谱展出来,人们可以在上面找出自已的支脉,知道自己的辈份,所以在街上随便遇到一个人就知道如何称呼。
村民们民风朴实平和,很少有吵架闹事的。大家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勤劳度日。村里没有大富池没有赤贫,土改时竟没有划出一户地主、富农。
我的家本来在县城。爷爷在北京上完大学后就一直在京、津混事。“7.7”事变后为摆脱日本人让他当汉奸的纠缠,举家返乡。但县城仍有当汉奸的威胁,就客居到老官里的亲戚家。
我家是村里唯一的外来户,但乡亲们对我们很好。大概是爷爷有一些民族气节而受到尊重.抗战时我家是八路军的一个联络点,老乡们做了很多掩护工作,据说只要日本鬼子一从城里出发就有人到我家报信。
我记事时日本鬼子早已经被赶出了中国,我们那里成了解放区。
我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是欢送解放大军南下。村东的大道上四野的部队过了三天三夜。在村头的大道旁,我们这些小学生把煮鸡蛋和大红枣硬塞进解放军的衣袋里,端着开水追着他们让他们喝。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转到了北京上学。虽然北京的马路宽、楼房高、生活好,但是老官里仍是我魂牵梦萦的天堂。我日夜思念那游水的水塘,成熟的酸甜的杜梨,那独有的游戏和一起长大的玩伴。
1997年,我第一次买了车。当月就在一个周六开回了家乡。为了避免“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误会,我把车停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步行进村。四十多年了,村里的市局依旧,只是多了一些新砖房。村南的水塘已经干涸,塘边那口最大的水井也因地下水位下降而弃用了,水塘四周的大柳树和青翠的芦苇也不见了。水塘光秃秃地成了一块干巴巴的凹地,全没了当年的秀色和生机。
我和塘边一位抱孩子的妇女攀谈起来,对我提到的人,她大多不认识。也难怪,我记得的都是伙伴们的乳名而且年长她几十岁。
依稀记得旁边是一个发小的家,我试着叫了一声,出来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我自报家门,她竟知道,说她是我那发小的老伴,他经常在家里提起我,讲一些我们小时候的事儿。遗憾地是他在城里上班,刚刚去上夜班。
天色已晚,我担心天黑了找不到回城的路,倜伥地离开了老官里村。总想着还有机会再来,但是由于工作和身体的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究其真正的原因,好像事情已经办完了?心愿已经了了?原来的那个老官里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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