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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瓯 缥 瓷
晋瓯缥瓷是晋代于今温州市郊西山一带窑户烧制的。因为它的釉水都系浅青色，所以叫青瓷。这种颜色与丝织缥的颜色一样鲜明，那时一般人又美其名曰缥瓷。这种青瓷绝对不是外来的颜料，也不是外来的技术，而是就地取材，采取植物叶子炼制后，浇到坯胎上，经过高火度一烧造，遂产生出这种颜色来。缥瓷如瓯碗之类的饮器，凡系茶类倾倒进去，就会映出更绿的颜色，博人喜爱。为此，瓯瓷就逐渐推销到外地去。晋杜毓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潘岳赋：“倾缥瓷以酌酃”。可见，当时的缥瓷是很有名气的。 瓯、越青瓷原本一个系统。在瓷声、胎骨、釉水、器形与容量上差不多。唐陆羽茶经：“瓯越瓷青，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斤以下”。但陆羽将瓯瓷、越瓷并提，没有讲到孰先孰后。唐士大夫们，如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并未提到瓯窑；韩偓诗：“越瓯犀液发茶香”、顾况茶赋：“越泥似玉之瓯”、孟郊诗：“越瓯荷叶空”、郑谷诗：“茶新换越瓯”等，“越瓯”就成为—个专门名词。他们的题咏，虽未必专指越瓷，但瓯瓷(缥瓷)却逐渐冷落了，更分不出它们的先后成果来。梁同书著的《古窑瓷考》，甚至认为越州窑比东瓯窑早。以至后来一般评论青瓷的人，就用“瓯亦越地”，很含糊地把东瓯窑当作越州窑的旁系、附庸了，并据此得出不正确的判断。过去日本研究我国陶瓷的人，也是如此判断。他们把拿走的温州西山窑器，当作是越瓷的一种。 越窑似在隋朝才崛起。会稽到隋朝改称为越州，窑拟州名，当然比东瓯窑迟。如称为会稽窑，那会比东瓯窑早，但它的釉色，恐怕就不是青瓷了。所以东瓯窑缥瓷是先诸窑而得名。否则，当时的杜毓、潘岳也不会特地把“东瓯”、“缥瓷”很明白地指出来。当然瓯越相邻，关系密切，它们的器皿形成，会成为兄弟般的同一系统。但是瓯有瓯的泥土、材料；越有越的泥土、材料，所含成分各不相同，在火候方面，也未必相一致。东瓯窑自有其创造性的艺术阶值，不能以“瓯亦越地”，而抹煞了一切。 青瓷确系东瓯窑所创始，远在西晋初年。东瓯窑的历史过去很少记载，温州府志、永嘉县志都没有它的事迹可查。仅有极少的书籍中，略有一些叙述而已。郭葆昌著的《瓷器概况》：“窑之见于载籍者，莫古于晋之东瓯”。他是根据文字学，把“瓷”字的意义与文献记录联起来讲的，现在却有实物证明。 东瓯窑的窑址确在温州市郊西山一带。从前虽时有一些器皿发现，大都被日本人拿走，或者被古董商人收买，最后也落到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国内反而见不到它的踪迹。过去在温州开广贯堂药房的日本人天野，曾到西山净社寺一带，偷偷地挖掘过一两次，因为这一带山地，都是墓葬，又在近市区人烟稠密的地方，—时还不敢公然动手。因此整个古窑址，仍然保留着。解放后，1952年冬，在大规模的基建工程中，在西山包公祠边发现了很多青瓷成品与半成品，可惜当时没有联系，以致遭到很大损失。后来才进行了抢救，得到了一些极可珍贵的青瓷器。 根据初步调查，东瓯窑的古窑址已有三处： 一、乌岩头起到护国寺岭脚止，是个窑剔瓷片的集中点。溪间里面都是碎片，并有许多烧造工具发现。岭下一片水田，查系复垦的。地为三角形，上有山凹，下近水埠，很可能是个烧造的场地。 二、净社寺向南至包公殿边上，包括前面水田在内，是个中段的瓷场。中间一段山脚周围，是发现成品与半成品最多的地段。凡是完整的青瓷器，大都是小型墓葬中发现的；半成品及坯胎这类，则成叠地散在泥土里。在采掘时，还发现许多大壅里面贮满了完整的小器皿。可惜当时疑为日本人埋藏的东西，都把它毁坏掉。这一带区域，肯定是个存放半成品的场地。 三、上灰炉，即窑业厂与造纸厂前面的场地。这是个三角地带，依山傍水，环境极佳。造纸厂在开掘水沟时，曾于地层下掘得破瓶及装烧制用的破钵多件，残余柴炭灰烬也有一些。此处还发现瓷土一大块，淘漂出来后，颜色洁白，有吸水性。 从乌岩头到上灰炉，是个弧形地带，长约一华里，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山隆起伏，坡地平坦，随处都可设窑。当时是个最理想的大瓷场。可以设想那时窑户数量相当多，规模也相当大；更可设想，那时缥瓷的业务是相当繁盛的。 东瓯窑青瓷是否系晋代抑或晋以前制造的呢?这个问题已有地下实物解答了。1952年冬，温州市区松台山晋墓中发现的明器，有兴宁元年墓砖可为佐证，兴宁系东晋哀帝年号。又瑞安北门外出土的义熙年墓葬中的明器也可佐证，义熙系东晋德宗最后一个年号，比兴宁时间迟一些。更有瑞安廿四都北首乡，在1932年间遭到大量盗掘晋代墓葬群时，曾发现太始、太康、太和、兴宁、义熙年代的明器、达千件以上。按太始元年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到现在已有1679年。因此，可确定西晋初元前，东瓯已经设窑烧造青瓷器了。到东晋时，东瓯窑进一步发展。自西晋初元到东晋之后，又经十六国之乱。这一时期，中原一带连年战争，长达200多年。故中原陶瓷业也会受影响而停顿起来。唯东瓯处东海边的角落，离战地很远，又与越地相隔，因而东瓯窑又有了长足发展。结论是：瓯瓷确为青瓷的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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