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东瓯缥瓷;瓯窑;青瓷 【摘 要】许多文章在谈到瓯窑时往往会提到“东瓯缥瓷”,但对这个词语的涵义却疏于讨论。文章梳理了史料中对“东瓯缥瓷”的记载,指出了学界目前在这些文献的解读方面仍存在的三大争论。并根据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等材料,罗列了温州目前公布的瓯窑窑址,总结了瓯窑产品具有的鲜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厘清了“东瓯缥瓷”的概念,即认为西晋时期“缥瓷”的产地在“东瓯”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单纯表达“温州生产的淡青釉色瓷器”这一层含义。 “瓯窑”之争——解读史料中的瓯窑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温州地区窑址调查与考古的不断深入,瓯窑逐渐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提起瓯窑,许多文章都会写到它在西晋时就有“东瓯缥瓷”的美誉,恍惚间让人们觉得瓯窑在历史上曾相当知名。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对瓯窑展开考察研究之前,“东瓯缥瓷”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瓯窑是否真的存在?瓯窑烧制的是什么类型的器物?缥色是什么样的釉色?生产缥瓷的就是瓯窑吗?这些内容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学者考证,只有零星片段散落在历史长河中。 01 历史记载 据考证,有关“缥瓷”与“东瓯(窑)”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分别出自潘岳的《笙赋》和杜育的《荈赋》。《笙赋》在描写宴饮场景时提到了“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1],这是“缥瓷”最早的出处。而《荈赋》则提出选择茶具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经》中作“器择陶拣,出自东瓯”)[2],被认为是有关瓯窑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缥瓷”与“东瓯(窑)”虽是同一时期的词汇,但却出自两篇不同的赋文,两者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系。 唐代后,陆羽的《茶经》中再次出现了“东瓯(窑)”的记载。在论述饮茶用碗时,陆羽将越瓷推为首选——他引用了晋杜毓(疑为杜育之讹)《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名句,并在其后作了进一步说明:“瓯,越也。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3]但此处“东瓯(窑)”可能并非是后世认定的“瓯”(今温州一带),且《茶经》中没有提到“缥色”,说明这一时期“东瓯”与“缥色”仍毫无关联。 之后,成书于清代的《陶说》与《景德镇陶录》才又一次提到了“缥瓷”与“东瓯(窑)”。事实上,后来学界会认为“东瓯(窑)”就是温州一带的瓯窑,而瓯窑自晋代就生产 “缥瓷”,这两本书起到了关键作用。 《陶说》由朱琰原著,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中“晋器”一章中仅收录两个条目:“缥瓷”和“东瓯荈器”[4]。 朱琰将青白色的缥瓷视为后世制作峰翠、天青(形容越窑、汝窑釉色)的源头,并认为同样产自越州的东瓯荈器是比越窑更早知名的窑口。虽然《陶说》里的“缥瓷”与“东瓯(窑)”依旧是不同概念,但它将两者并列的做法却为后世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景德镇陶录》由蓝浦原著,后经弟子增补内容,于嘉庆二十年(1815)付印,其中“古窑考”一章篇首便是“东瓯陶”[5],作者在此加入不少新见解:关于产地,他在《茶经》“瓯,越也”后补充了“昔属闽地,今为浙之温州府”,指出东瓯陶的产地就是温州;关于年代,他将东瓯陶与《荈赋》相联系,并提出“自晋已陶”,指出唐代流行的东瓯陶在晋代就已生产;关于釉色,他将《茶经》“瓯越上”改为“瓯越器青”,指出东瓯陶的釉色为青色。从此,后继者多引用其观点,认为东瓯(窑)产地在温州,这对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总之,在近代之前,对“缥瓷”与“东瓯(窑)”一直缺乏详细可靠的记载,且两者间相互独立,并无关联。 02 对文献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缥瓷与瓯窑这两个概念已逐渐融为一体。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吴仁敬、辛安潮明确提出了瓯窑烧造年代始于晋代、位置在永嘉一带、瓷器釉色为缥色的看法[6]。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东瓯缥瓷”之说似已成定论,即“晋代初期的东瓯故地出产一种闻名全国的缥瓷”[7]。但直至今日,对二者的探讨仍在持续,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杜育所撰究竟是“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还是“器择陶简,出自东隅”。 历史上,《荈赋》虽佚,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茶经》等均有收录,而除了《茶经》中是“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其余皆作“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艺文类聚》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目前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1131—1162)刻本;而《茶经》成书约于唐建中元年(780),目前最早版本是北宋陈师道(1053—1102)整理的南宋咸淳(1265—1274)百川学海本。因此,有学者认为“古书以先出者为佳,校勘一般取最早的版本作为主要根据”[7],《荈赋》原文应以“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为准;也有学者指出要以流传版本的早晚来判断古籍的正误[8],其原文应取《茶经》所载的“器择陶拣,出自东瓯”。 “东瓯”公认是温州古称,但“东隅”尚有不同释读。由于汉代东海王的都城位于东瓯(今温州市),而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将其表述为“王摇之立,地处东隅”,因此有学者指出“东隅”即“东瓯”[8],就算《荈赋》原文确为“东隅”,其仍是指东瓯(今温州市)。而更多学者认为,只有特殊语境下两者才能通用[2],“东隅”应当只是方位词,泛指位于东部沿海的整个浙江[9],甚至专指越州[7],和东瓯(今温州市)毫无联系。 如果《荈赋》指的确是温州,那么瓯窑便成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有记载的窑口。因此,对“东瓯”“东隅”的探讨,绝不仅是版本学或历史地理的问题,而是关乎瓯窑历史地位的重要议题。 其二,陆羽《茶经·四之器》一章中记载的“瓯越也”要如何断句并理解。 徐定水将其释读为“瓯越也”[10],他赞同吴仁敬等的《中国陶瓷史》,即“瓯越”应是一个单独而完整的地名,且“瓯越在今浙江温州”[6]。因此,此句原意应为:《荈赋》中的东瓯指的是温州。 而陈锡仁则将其释读为“瓯,越也”,即此句原意为:《荈赋》中的东瓯指的是越州[7]。陈锡仁从该章行文结构入手,认为此句目的是照应全文,突出越瓷之优,故当作此解释;他还辅以陆羽熟悉浙江历史、地理的证据,指出如果陆羽要阐释东瓯为温州,必将直书“瓯,温也”。 熊寥亦将其释读为“瓯,越也”,但认为此句原意为:越窑出产的瓷杯[8]。他指出,该句从文章内容看应是过渡句。熊寥主张《荈赋》所指地点是温州,而他认为《茶经》引用与越瓷不相干的《荈赋》的原因是:陆羽将越窑列为群窑之首是出于品茶角度,而非瓷器质量,“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同样表明了杜育“饮茶必须重视茶具选择”的主张,因此《茶经》引用之是为了增强理论说服力。 可见,各位学者对于“瓯越也”一句的不同阐发,亦是为了辨明《茶经》中所引的“东瓯”究竟是否指代温州,其本质仍是对于瓯窑历史地位的争论。 其三,潘岳《笙赋》中的“缥瓷”所指到底为何种瓷器。 《笙赋》中并未详细解释“缥瓷”,因此对其解读也很多样。依《说文解字》“缥,帛青白色”之解,“缥瓷”就是青白釉色的瓷器,而瓯窑瓷器釉色淡青,十分接近所谓缥色,于是,有学者便认为“缥瓷”指的就是瓯窑生产的瓷器[8,11,12]。另有学者持“缥瓷”乃是越窑瓷器的观点[7,13,14],因为西晋越窑青瓷之精美无与伦比,且早期青瓷色调也并非单一纯粹,越窑釉色亦有近缥色者。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缥瓷”可能只是“对青瓷色泽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描写”[7];“缥”只是一种文学修辞,“缥瓷”“不是专指淡青瓷,而是泛指青瓷器”[15]。对“缥瓷”的探讨,其内涵与“东瓯”之争并无二致。如果能证明西晋《笙赋》中的“缥瓷”指的是哪个窑口生产的瓷器,亦可为该窑的历史增色不少。 笔者认为,文献固然重要,但在追溯瓯窑发展过程时,一方面应当客观公正地解读文献,不能过分执着于瓯窑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应当开展更多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掌握更多实物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开瓯窑的神秘面纱。 (未完待续) [1]潘岳.笙赋[M].李善,注.文选:卷十八: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260—261. [2]杜育.荈赋[M].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二:草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11. [3]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26—27. [4]傅振伦.陶说译注[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175—176. [5]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88. [6]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14. [7]陈锡仁.“东瓯缥瓷”驳证[G]//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1—26. [8]熊寥.《“东瓯缥瓷”驳证》的驳证[G]//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42—46. [9]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J].文物春秋,1997(增刊):191—192. [10]徐定水.温州古瓷[N].温州日报,1980-10-12. [11]金祖明.温州地区古窑址调查纪略[J].文物,1965(11):21—28. [12]伍显军.瓯窑概论[N].中国文物报,2012-12-26. [13]方正.“秘色瓷”刍议[G]//李刚,王惠娟.越瓷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4]阮平尔.浙江古陶瓷的发现与探索[J].东南文化,1989(6):34—38. [15]王同军.东瓯窑三题[J].江西文物,199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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