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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瓯缥瓷；瓯窑；青瓷 【摘 要】许多文章在谈到瓯窑时往往会提到“东瓯缥瓷”，但对这个词语的涵义却疏于讨论。文章梳理了史料中对“东瓯缥瓷”的记载，指出了学界目前在这些文献的解读方面仍存在的三大争论。并根据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等材料，罗列了温州目前公布的瓯窑窑址，总结了瓯窑产品具有的鲜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厘清了“东瓯缥瓷”的概念，即认为西晋时期“缥瓷”的产地在“东瓯”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单纯表达“温州生产的淡青釉色瓷器”这一层含义。 “瓯窑”之争——解读史料中的瓯窑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温州地区窑址调查与考古的不断深入，瓯窑逐渐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提起瓯窑，许多文章都会写到它在西晋时就有“东瓯缥瓷”的美誉，恍惚间让人们觉得瓯窑在历史上曾相当知名。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对瓯窑展开考察研究之前，“东瓯缥瓷”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瓯窑是否真的存在？瓯窑烧制的是什么类型的器物？缥色是什么样的釉色？生产缥瓷的就是瓯窑吗？这些内容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学者考证，只有零星片段散落在历史长河中。 01 历史记载 据考证，有关“缥瓷”与“东瓯（窑）”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分别出自潘岳的《笙赋》和杜育的《荈赋》。《笙赋》在描写宴饮场景时提到了“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1]，这是“缥瓷”最早的出处。而《荈赋》则提出选择茶具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经》中作“器择陶拣，出自东瓯”）[2]，被认为是有关瓯窑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缥瓷”与“东瓯（窑）”虽是同一时期的词汇，但却出自两篇不同的赋文，两者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系。 唐代后，陆羽的《茶经》中再次出现了“东瓯（窑）”的记载。在论述饮茶用碗时，陆羽将越瓷推为首选——他引用了晋杜毓（疑为杜育之讹）《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名句，并在其后作了进一步说明：“瓯，越也。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3]但此处“东瓯（窑）”可能并非是后世认定的“瓯”（今温州一带），且《茶经》中没有提到“缥色”，说明这一时期“东瓯”与“缥色”仍毫无关联。 之后，成书于清代的《陶说》与《景德镇陶录》才又一次提到了“缥瓷”与“东瓯（窑）”。事实上，后来学界会认为“东瓯（窑）”就是温州一带的瓯窑，而瓯窑自晋代就生产 “缥瓷”，这两本书起到了关键作用。 《陶说》由朱琰原著，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中“晋器”一章中仅收录两个条目：“缥瓷”和“东瓯荈器”[4]。 朱琰将青白色的缥瓷视为后世制作峰翠、天青（形容越窑、汝窑釉色）的源头，并认为同样产自越州的东瓯荈器是比越窑更早知名的窑口。虽然《陶说》里的“缥瓷”与“东瓯（窑）”依旧是不同概念，但它将两者并列的做法却为后世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景德镇陶录》由蓝浦原著，后经弟子增补内容，于嘉庆二十年（1815）付印，其中“古窑考”一章篇首便是“东瓯陶”[5]，作者在此加入不少新见解：关于产地，他在《茶经》“瓯，越也”后补充了“昔属闽地，今为浙之温州府”，指出东瓯陶的产地就是温州；关于年代，他将东瓯陶与《荈赋》相联系，并提出“自晋已陶”，指出唐代流行的东瓯陶在晋代就已生产；关于釉色，他将《茶经》“瓯越上”改为“瓯越器青”，指出东瓯陶的釉色为青色。从此，后继者多引用其观点，认为东瓯（窑）产地在温州，这对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总之，在近代之前，对“缥瓷”与“东瓯（窑）”一直缺乏详细可靠的记载，且两者间相互独立，并无关联。 02 对文献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缥瓷与瓯窑这两个概念已逐渐融为一体。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吴仁敬、辛安潮明确提出了瓯窑烧造年代始于晋代、位置在永嘉一带、瓷器釉色为缥色的看法[6]。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东瓯缥瓷”之说似已成定论，即“晋代初期的东瓯故地出产一种闻名全国的缥瓷”[7]。但直至今日，对二者的探讨仍在持续，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杜育所撰究竟是“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还是“器择陶简，出自东隅”。 历史上，《荈赋》虽佚，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茶经》等均有收录，而除了《茶经》中是“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其余皆作“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艺文类聚》成书于唐武德七年（624），目前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1131—1162）刻本；而《茶经》成书约于唐建中元年（780），目前最早版本是北宋陈师道（1053—1102）整理的南宋咸淳（1265—1274）百川学海本。因此，有学者认为“古书以先出者为佳，校勘一般取最早的版本作为主要根据”[7]，《荈赋》原文应以“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为准；也有学者指出要以流传版本的早晚来判断古籍的正误[8]，其原文应取《茶经》所载的“器择陶拣，出自东瓯”。 “东瓯”公认是温州古称，但“东隅”尚有不同释读。由于汉代东海王的都城位于东瓯（今温州市），而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将其表述为“王摇之立，地处东隅”，因此有学者指出“东隅”即“东瓯”[8]，就算《荈赋》原文确为“东隅”，其仍是指东瓯（今温州市）。而更多学者认为，只有特殊语境下两者才能通用[2]，“东隅”应当只是方位词，泛指位于东部沿海的整个浙江[9]，甚至专指越州[7]，和东瓯（今温州市）毫无联系。 如果《荈赋》指的确是温州，那么瓯窑便成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有记载的窑口。因此，对“东瓯”“东隅”的探讨，绝不仅是版本学或历史地理的问题，而是关乎瓯窑历史地位的重要议题。 其二，陆羽《茶经·四之器》一章中记载的“瓯越也”要如何断句并理解。 徐定水将其释读为“瓯越也”[10]，他赞同吴仁敬等的《中国陶瓷史》，即“瓯越”应是一个单独而完整的地名，且“瓯越在今浙江温州”[6]。因此，此句原意应为：《荈赋》中的东瓯指的是温州。 而陈锡仁则将其释读为“瓯，越也”，即此句原意为：《荈赋》中的东瓯指的是越州[7]。陈锡仁从该章行文结构入手，认为此句目的是照应全文，突出越瓷之优，故当作此解释；他还辅以陆羽熟悉浙江历史、地理的证据，指出如果陆羽要阐释东瓯为温州，必将直书“瓯，温也”。 熊寥亦将其释读为“瓯，越也”，但认为此句原意为：越窑出产的瓷杯[8]。他指出，该句从文章内容看应是过渡句。熊寥主张《荈赋》所指地点是温州，而他认为《茶经》引用与越瓷不相干的《荈赋》的原因是：陆羽将越窑列为群窑之首是出于品茶角度，而非瓷器质量，“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同样表明了杜育“饮茶必须重视茶具选择”的主张，因此《茶经》引用之是为了增强理论说服力。 可见，各位学者对于“瓯越也”一句的不同阐发，亦是为了辨明《茶经》中所引的“东瓯”究竟是否指代温州，其本质仍是对于瓯窑历史地位的争论。 其三，潘岳《笙赋》中的“缥瓷”所指到底为何种瓷器。 《笙赋》中并未详细解释“缥瓷”，因此对其解读也很多样。依《说文解字》“缥，帛青白色”之解，“缥瓷”就是青白釉色的瓷器，而瓯窑瓷器釉色淡青，十分接近所谓缥色，于是，有学者便认为“缥瓷”指的就是瓯窑生产的瓷器[8，11,12]。另有学者持“缥瓷”乃是越窑瓷器的观点[7，13,14]，因为西晋越窑青瓷之精美无与伦比，且早期青瓷色调也并非单一纯粹，越窑釉色亦有近缥色者。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缥瓷”可能只是“对青瓷色泽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描写”[7]；“缥”只是一种文学修辞，“缥瓷”“不是专指淡青瓷，而是泛指青瓷器”[15]。对“缥瓷”的探讨，其内涵与“东瓯”之争并无二致。如果能证明西晋《笙赋》中的“缥瓷”指的是哪个窑口生产的瓷器，亦可为该窑的历史增色不少。 笔者认为，文献固然重要，但在追溯瓯窑发展过程时，一方面应当客观公正地解读文献，不能过分执着于瓯窑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应当开展更多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掌握更多实物资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开瓯窑的神秘面纱。 （未完待续） ［1］潘岳.笙赋［M］.李善，注.文选：卷十八：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260—261. ［2］杜育.荈赋［M］.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二：草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11. ［3］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26—27. ［4］傅振伦.陶说译注［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175—176. ［5］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88. ［6］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14. ［7］陈锡仁.“东瓯缥瓷”驳证［G］//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1—26. ［8］熊寥.《“东瓯缥瓷”驳证》的驳证［G］//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42—46. ［9］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J］.文物春秋，1997（增刊）：191—192. ［10］徐定水.温州古瓷［N］.温州日报，1980-10-12. ［11］金祖明.温州地区古窑址调查纪略［J］.文物，1965（11）：21—28. ［12］伍显军.瓯窑概论［N］.中国文物报，2012-12-26. ［13］方正.“秘色瓷”刍议［G］//李刚，王惠娟.越瓷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4］阮平尔.浙江古陶瓷的发现与探索［J］.东南文化，1989（6）：34—38. ［15］王同军.东瓯窑三题［J］.江西文物，199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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