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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明末董其昌的书法清丽柔媚，状如女子，但并非端庄大气的大家闺秀，恰似带有一些活泼气息而又拘谨害羞的小家碧玉。有人说他以米芾为宗，却看不到米书振迅天真的意味，更见不到“刷”字的力度，有人说他的字是“颜骨赵姿”，颜骨不见，赵孟烦书法柔媚的影子却很重，但缺乏赵书端庄与开张的气息。 更多的人讲他师宗二王，总觉得相差甚多，学书只得其媚，二王的飘逸潇洒，刚劲雄伟却没学到。他的书法，虽然在明朝已经名声大振，但占据领先地位是在清朝，康熙皇帝把董书捧上了天，而且亲自临摹，致使董书风靡一时。
董书最大的毛病在于“怯弱”，怯是一种畏缩，是一种自卑，就是缺乏骨力，缺乏神气。但董其昌的为人却是十分霸道，十分强悍的，甚至激起民变。看他的字，难以想象他是为霸一方的恶人。或许，那些状如女子的字迹，反映了董其昌内心怯弱的一面。 董其昌(1555-1636)，生活年代为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17岁的时候，参加松江府学的考试，本来成绩第一，但松江知府却因为他的书法不佳，把他取为第二。这是一个强大的刺激，董其昌从此发愤学习书法，这一学就人了迷。未出仕前，他在平湖教授私塾，有一个大姓人家的子弟，以六十金的价格出售古人墨迹，董其昌把自己教书所得都给了人家，把那些墨迹买回家，终日临摹，自得其乐，被家人责骂也不以为意。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中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38岁的董其昌获受翰林院编修，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涯。两年后，董其昌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应该说，在这一职位上，他是尽职尽责，甚至产生了一些雄心大志，在皇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梦想。可万历皇帝是一个昏君，他二十余年不上朝，宠爱郑贵妃和她所生的皇三子，并想立皇三子为太子。董其昌由于与皇长子过从甚密，终于引起郑贵妃和皇帝的不满，他被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董其昌是一个善于自保的人，他托辞有病，获准回家休养。
董其昌在家乡一呆就是六年。他精力放在了游历山川，研习书画上。按说，书画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可是对董其昌却没什么帮助，他不仅自己疏于自律，而且听凭儿子董祖常骄横跋扈，无恶不作。他在松江霸占了大片良田，很少纳税，为富不仁，仗势欺人。
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受命出任湖广提学副使，负责监督检查所属地区的学校及教育事务，但他并不尽心尽责，依旧游山玩水，沉浸书画。闲居故乡的六年，对他的仕途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这种挫折可能导致董其昌心理和个性上的变异，起码导致了他个性中的恶劣倾向。在家乡，他欺压民众，重新走人仕途，也令人生厌。 他时常有一些令人费解，甚至是怪异的举动。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官署门前贴了张告示：“明日不考文”。第二天考试，学生坐等出题，董其昌长久沉默，一问，董其昌就说，“题目我昨天已经出在外面了。”原来，“明日不考文”，就是他出的考题。这无异于捉弄学生了。平时，董其昌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些人鼓动学生起来造反，把董其昌的公署砸烂了，任职一年的董其昌只好辞职还乡。
这次还乡，董其昌又激起了一次民愤，家园被焚一空。这就是震动江南的 “民抄董宦”事件。 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看上了乡人陆生的一个使女绿英，金钱诱惑不成，便强行抢夺。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出戏到处演唱，董其昌大为恼怒，认为是华亭的生员范昶所为。 董家把范昶带回家中审问，并逼死范昶，又对找上门来的范妻和仆妇剥光衣服加以羞辱。终于激起民愤，平日饱受董家欺凌的人们把董家团团围住，砸了个稀烂，最后放了一把火，把百余间房屋连同书画藏品烧了个精光。董其昌跑到苏州等地避难，过了很久才回到家乡。
看来，董其昌的品德实在成问题，否则，不会在任上激起学生的反抗，在家乡又激起乡民的反抗，简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我甚至怀疑，董其昌是否有严重的性格缺欠，心理不大健康。 在书法艺术上，董其昌一直追求魏晋神韵，整日浸淫其中，但其修养和魏晋之人相去甚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魏晋名士，蔑视的是权贵和权威，董其昌蔑视的是民众。他反抗过权威吗？没有发现典型的例证，相反，董其昌不仅善于自保，而且善于拉拢和攀附。
万历皇帝去世后，光宗常洛即位。他想起了给自己当了四年的讲官，便询问董其昌在什么地方，并立刻任命他为太常寺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可惜，光宗即位一个月就去世了，董其昌还没来得及到任。如果光宗长寿，董其昌的政治前途真不可限量。 熹宗即位后，天启二年(1622)，董其昌被召人京，在魏忠贤把持朝政的天启五年(1625)，出任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极其敏锐，看到朝中党祸惨烈，到任一年后就奏请还乡了。崇祯四年(1631)，再度被召入京，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三年后致仕。崇祯九年 (1636)，董其昌去世，享年82岁。 董其昌为官四十余年，真正供职于朝廷的时间不过15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有的只是在关键时刻的退缩自保、当政期间的游历名山大川、闲居时的鱼肉乡里。如果不是书画之艺，历史上恐怕难以享有什么盛名。 明末，昏君迭出，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国势颓微，在文人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消极隐遁的思潮，董其昌选择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是一种自私的选择，也是一种退缩与软弱，只好借助道、释思想自我安慰与解脱。他的书法，几乎没有偃笔和拙滞之笔，流畅圆滑，反映着书家的精明。 他的作品，有人称为飘逸空灵，但像缕缕轻烟，没有任何实力，仿佛随时会因风飘散，这不正是他心中无骨的表现吗？他书法所谓的劲力，正如他敢于欺民而不敢欺官一样，是一种欺软怕硬的力，经不起任何冲击，这种劲力，更加衬托出他的软弱。 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大概因为他自己的书法与其有相通之处，这就是虚怯。在旁人看来，康熙一点都不虚怯，他16岁除鳌拜，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政绩突出，名垂青史，但这更多的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关，决非他个人能力所能办到的。在他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学者气息和贵族气息，这是其书法虚怯的根本原因。
曾见明人曾鲸所绘的董其昌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既不像一个恶霸，也不像风流才子，更缺少朝廷重臣的威仪与气度。看起来，不过一凡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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