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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篆刻创作及其金石之好 为了全面掌握吴隐在篆刻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笔者对目前所能见到的吴隐篆刻作品进行了收集和编年。从目前看到的印谱资料情况看，共有139方印作，其中有年款的98方，无年款的41方。这些作品，从吴隐25岁到56岁，时间跨度为32年。吴隐最早有确切纪年的篆刻作品，是1892年26岁刻于壬辰六月的“吴钧私印”，摹仿汉印的功夫已经相当扎实。最迟的篆刻作品是他过世当月完成的白文“有则之印”，时间为1922年农历四月五日。在吴隐五十岁时，还出现了一个篆刻创作的高峰，这一年他一共刻印20方，在此后的1918、1919和1921年，创作数量较以往明显增多，说明吴隐晚年对篆刻创作情有独钟，而在1922年的四个月中，也创作8方之多。以上的创作数，仅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实际创作数量当然还要更多一些。吴隐的篆刻作品虽然不多，但通过下面的《吴隐篆刻创作简表》，还是能看到吴隐篆刻艺术的创作发展脉络。 分析吴隐的篆刻艺术风格，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印谱，明显地看到三种风格取向。 第一种是秦汉印风格（图19），以26岁所刻白文“吴钧私印”， 27岁刻满白文“颐寿草堂”，早年所刻白文“庞青城收集模拓之印”为代表，由于吴隐童年即从事篆刻，又得戴用柏的指教，故秦汉印的基本功比较深厚。从他30岁前所刻的印章来看，基本是秦汉印的面貌。 △图19 第二种是浙派风格（图20），以25岁刻白文“光绪辛卯嘉惠堂所得”，28岁刻白文“金石癖”，31岁刻白文“怕你不雕虫篆刻”，45岁刻白文“生长西湖籍鉴湖”为代表。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浙派篆刻风格，结字缜密，用刀短切，于生辣中见朴茂。究其取法的源头，近仿陈曼生，远追秦汉，故能线条醇厚，气质高古。如果说25岁所刻“光绪辛卯嘉惠堂所得”还比较稚嫩，那么31岁所刻“怕你不雕虫篆刻”就显得成熟许多，再看45岁所刻白文“生长西湖籍鉴湖”，已经有老到精能的感受了。 △图20 第三种是大篆入印的古玺印风格，以43岁刻朱文“幼章一字锐矦”， 50岁刻白文“丁辅之玺”、 51岁刻“鼎梅河朔所得金石”为代表（图21）。因吴隐享年只有56岁，所以这些都是他晚年的作品了。这些以大篆文字入印的篆刻作品，我们现在看来感觉不到特别之处，但在80年前的民国时期，却是一种创新，一种时尚。我们再看48岁刻白文“高谈娱心”（图22）和50岁所刻朱文“叶舟”二印，直至今日仍不觉得面貌陈旧，这二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气息，令我辈折服不已。 △图21 △图22 除以上三种比较明显的风格外，在吴隐的篆刻作品中，还可以看到28岁所刻仿急就章的白文“李虘辛印”，43岁所刻仿吴昌硕的朱文“锐矦心赏”，50岁所刻拟汉玉印的白文“双研山房高氏书画记”，55岁所刻白文多字印“先东坡游赤壁一年潜泉开六得五” （图23），可见吴隐的艺术风格取向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主要得益于吴隐广博的见识和一种善于接受新事物的良好心态。
纵观吴隐的篆刻艺术，其发展的脉络是清楚的。从早年的秦汉印为基础，转到中年的浙派风格，再到晚年的古玺印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形成了吴隐在篆刻艺术上的基本面貌和成就。所以就一个印人来说，吴隐也有他的立身之本。对吴隐各个年龄段的详细论述，可参阅舒文扬先生《金石能为臣刻画——吴隐篆刻艺术刍议》一文，这里不再展开。
凡篆刻者，必有金石之好。吴隐在金石方面的爱好，可以从他收藏集拓的古泉、古匋、瓦当、古专等专集中表现出来。金石拓本品类齐全，足见吴隐对金石的痴迷程度。1909年，印社印行《遯盦古泉存》（图24）；1910年，辑《三代古陶存》（图25）；同年又辑《遯盦秦汉瓦当存》二册，刻原拓本。蒲华题签，黄山寿题扉页，吴隐自序。上卷17瓦，下卷18瓦，共35瓦，每瓦都有吴隐的注释。从他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吴隐对瓦当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他说：夫瓦之为物至微也，其文屈曲盘旋，开汉人缪篆之先，读其遗文，犹令人想见先民遗泽，盖秦汉篆文之留于今者，已廖如晨星矣。讫今过咸阳境上，汉家城阙，尘土瓦砾间，隐隐尚存，今得一二遗瓦，抚挲转玩，实足令人生今昔之感也.1913年，吴隐辑《遯盦古匋存》二册，又辑有《遯盦古砖存》八卷（图26）。这些专集，泉、匋、瓦当、砖各集一篇，刊印钤拓极为专业，显示了吴隐在金石方面的造诣和兴趣。1919年西泠印社影印吴大徵《愙斋砖瓦录》一册， 1920年又印行《六朝志铭丛录》，显示了他在金石碑版研究方面的广度。这些都是篆刻艺术取法的来源之一，吴隐当然深知这一点，故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吴隐的印学素养，就是这样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积累资料，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吴隐如此，现代人又何尝不能如此。
四、对后人的影响及贡献 吴隐才能出众，而处世极为低调，虽家有万贯，但对自己的生活却又很节俭，具有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观。由于吴隐的言传身教，他的继室孙锦、子吴熊、吴珑、从孙吴朴均是西泠印社正式社员；侄孙吴善庆则是“赞助社友”，吴隐的亲属在西泠印社的“枝繁叶茂”，在其他社友中找不出第二例。 吴隐的继室孙锦（1883--1941），字织云，山阴人，工篆刻，精小楷，擅拓印，又善诗画。《西泠印社志稿》中记载她的诗二首，纯朴清丽，对偶天成。1913年，与吴隐合刻白文“罗刹江民”一印，边款云：福庵属，石潜织云合作。可见孙锦也能刻印。西泠印社仰贤亭内，尚留有孙锦题跋一则，字迹娟秀，有出尘之气。孙锦特别擅长制作印泥，吴隐的“潜泉印泥”，就是她一手调制出来的，所以印泥的秘方一直由她掌握。孙锦在吴隐创业的各个时期，相夫教子，起到了“红袖添香，琴瑟和谐” 的贤内助作用。吴隐过世后的十二年间，上海西泠印社的经营业务也由孙锦执掌的，孙锦为“潜泉印泥”和西泠印社所做的功绩，历史是不会忘却的。 吴熊（1903—1971），吴隐次子，原名熊生，一名德光，字幼潜，一字蟠蜚，号持华，又号右旋居士。能刻印，善镌碑。辑有《封泥汇编》等。 吴珑（1907—1979），吴隐三子，原名锦生，字振平，一字儋生，号和庵，隐幼子。从吴徵游，工画山水，能篆刻。喜鼓琴，得虞山派指法。 吴善庆（1871—1922），字善卿，隐从孙。山阴州山人，世业染。年十四，往沪习贾，勤俭诚笃，为人所称。喜收藏金石书画，曾为印社捐筑观乐楼、还朴精庐等。撰有“潜泉记”、“鉴亭记”、“遯盦崇祀泰伯记”等文。 吴朴（1922--1966），字厚庵，号朴堂，隐从孙。王褆入室弟子，精篆刻。 吴隐后人的印学活动，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印售书谱。 1922年吴隐过世后，上海西泠印社的经营自然受到很大影响，但靠着吴隐的声誉，经营基本还能维持下去。此后影印丁仁所编《缶庐近墨》第一集、石印蔡真所刻《拊焦桐馆印存》。1931年，吴熊编《封泥汇编》一册，收封泥1115方，有释文，王禔序、跋。同年钤印葛昌楹辑《吴赵印存》十册（1943年又出六册本）。1933年，印行孟昭鸿编《汉印分韵三集》。首页有白文“山阴吴氏幼潜鉴定”长方印，版权页有“审定者吴石潜 印行者西泠印社” 等内容，说明吴隐的后人在经营方面并没有开拓性的能力。在出版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西泠印社1934年影印《现代篆刻》第一至九集，收集赵叔孺、王福盦、方介堪、唐醉石、童心龛、刘贞晦等人刻印，对保存当时印人的作品，传播民国印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排印了张浚勋《寿山石考》，钤印《朱其石印存》一册。
1934年6月1日，吴熊、吴珑正式分家，吴熊在浙江路渭水坊原址经营书店，吴珑迁至上海广东路棋盘街东首239号经营印泥发行所，但二人的经营范围又相互发展。1935年4月，吴珑重刊《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出品目录》，载有《潜泉印泥概述》一文，附售印谱、刻印参考书。同年8月，吴熊以中国印学社名义出版《吴让之印谱》、《西泠八家印谱》等印谱，书后附有中国印学社出品的“纯华印泥”广告。1936年后，吴熊又分别以西泠印社、中国印学社名义钤印《胡鼻山印谱》、《吴昌硕印谱初集》、《吴昌硕印谱全集》、《赵撝叔印谱》、《百名家印谱》、《伏庐藏玺印汇存》等印谱，但到1940年后，书店业务则基本萎缩，最后在艺术界隐退了。 二是传承印泥制作工艺。 篆刻离不开印泥，优质的印泥，对篆刻的钤印效果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吴隐在手工拓制印谱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印泥，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吴隐从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之后，就在上海开始了印泥的研制工作。从最初的纯华印泥到后来的潜泉印泥，印泥一直是上海西泠印社的主要经营项目。1934年后，吴珑负责印泥发行所，孙锦随吴珑生活。由于孙锦掌握着潜泉印泥的配方，印泥经营基本能维持原来的业务。
△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 1941年孙锦过世前，将潜泉印泥的配方传给媳妇丁卓英，使印泥的品种得以沿续并有所发展。1956年公私合营后，吴珑、丁卓英夫妇决定将配方献给国家，并带出了汪定怡、李耘萍二位传人，为今天的上海西泠印社提供了核心印泥制作技术。 作为清末民初的印学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吴隐在为中国印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在清未民初这个特殊的年代，以诚实稳重的处世、孜孜不倦的学问、精明远见的卓识，在印学研究创作、辑印印谱书籍、制售印学商品等方面均取得了足以青史留名的业绩，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吴隐就是其中的一员。吴隐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不断努力外，也是与西泠印社的成立和发展相辅相成的。从1904年开始，吴隐以西泠印社这个平台，出版印谱书籍的数量比往年明显增加，个人的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西泠印社的成立为吴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没有西泠印社，就不会有吴隐个人的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吴隐为西泠印社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从物质上讲，吴隐为西泠印社的捐赠的现款和房产，明显多于其他几位创始人。从宣传扩大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来看，吴隐以西泠印社名义出版的大量印谱和印学书籍，也是同社中的翘楚。陈振濂先生在《关于吴隐在西泠印社初期活动的考察》一文中说：“像吴石潜这样大张旗鼓地出版印谱是罕见其匹的 , 它对于普及印学、造福后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最充分地惊现出吴隐贯彻西泠印社 ‘保存文物、研究印学’ 的宗旨, 它的意义不限于一个西泠印社 , 在整个近代篆刻史上, 它的贡献应该占有充分的篇幅和位置。”所以没有吴隐对西泠印社和印学事业的真爱，也就可能没有西泠印社今天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本人关于吴隐与西泠印社的基本观点，从研究西泠印社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吴隐的认识和宣传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
△吴隐 另外，在对吴隐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之后，特别是对吴隐的交游过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后，笔者认为一个艺术家的产生，总有其时代的特征。艺术家也是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可能没有时代的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只有那些适应并表现了时代特征的艺术家，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吴隐的所作所为，基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如他在大量原拓印谱的同时，还采用了先进的铜版印刷技术，这是他开放进取意识的最好证明。从他过世后书籍印刷的情况看，虽然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后人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破产的结局。斗转星移，兴亡由人，历史的进程是无情而又公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出身和地位，并不影响他的历史成就和功绩。从吴隐的个例来看，即使是一个碑版铺出身的学徒，也可以通过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印学家。在艺术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那些认为吴隐只是一个石匠或书商的现代人，如果看到他如此丰富的印学著作，看到他如此高雅的艺术情怀，一定会汗颜不止，并肃然起敬的。这正是本文的目的。 ——2008年7月31日定稿于桐乡河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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