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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由攻、守两个要素组成，“用兵之道，不过战守两端而已”[1]1634。北宋时期的战争基本可分为野战中双方的攻守与攻城战中双方的攻守这四种情况。在宋朝统治者一直以收复陷于辽和西夏的幽云、灵夏地区这一军事目标的作用下，攻城战成了北宋军队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北宋将官在战争中必须合理地选择攻城战术以实现这一军事目标。然而自宋太宗北伐至宋徽宗出兵攻辽，北宋军队一直未解决攻城乏力这一难题。王曾瑜先生曾在《宋代兵制初探》中指出宋朝军队比较擅长城池防守战，认为这是宋军的优点之一[2]336。但学界对于宋朝军队的城池攻击战重视稍有不足，如上所述，攻城战在北宋军事史的研究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宋神宗时期元丰五路攻夏战役为中心，对北宋的攻城战进行简要论述。  (一)北宋初期的攻城战简述 北宋初期，宋太祖与宋太宗以统一各地割据政权为目的，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城战役。这一时期，宋军先后平定内部李筠与李重进的两次叛乱，继而先后出兵统一全国。之后，宋太宗北上攻辽，希望收回五代时失陷于辽的幽云地区，但两次攻辽战争却以失败告终，这也成为宋朝这一阶段攻城战役的终结点。在宋军的这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平叛李筠时的泽州之战，收复后蜀、南唐的战争，还是攻占北汉的太原之战，宋辽的幽州之战，皆以攻城战作为主要作战手段。 宋初的攻城战可分为两类。其一为直接攻城，即兵临城下后，通过运用架设云梯、挖掘地道等攻城方法取得攻城的胜利。其二为间接攻城，指宋军将官通过对战场整体战略的谋划以取得攻城的胜利，其中包括奇袭敌军导致对方措手不及，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合理运用心理战，使敌人不战而逃或投降己方；或在攻城前击败对方援军，使城中守军失去斗志，弃守投降等方法。 以上两种攻城方法应视战局的不同而灵活掌握。其中直接攻城这一方法对宋军存在着很高的要求，这种战争通常需要消耗数天，且战争中军队伤亡巨大，战局难以预测。如宋太祖攻北汉太原时，尽管宋军士气旺盛，将领皆奋勇登城。战争中，宋朝内外马步军都军头、横州团练使王廷乂，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袁州刺史石汉卿，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3]222－224等将领皆在攻城时中流矢而亡，士兵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但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宋军仍未成功攻克太原，宋太祖无奈下只好选择退兵。对于直接攻城西方学者阿彻·琼斯认为：如果拥有足够的时间、人力和物资上的巨大优势，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围攻者的进攻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但其先决条件为，攻城者能够完全封锁城市，而且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障自己军队的补给，就能把城内守军逐渐困死[4]13。这需要攻城军队必须拥有高昂的斗志，舍生忘死向敌方城池发起进攻；其次需要拥有足够多的攻城战具，以保证攻城时有物可用；最后攻城军队还需拥有足够的战争补给，以保证军队在攻城期间得到足够的后勤补给。与之对比，间接攻城则拥有着更为灵活的选择空间，如宋军攻后蜀的战争中，面对后蜀的剑门天险，取道一条名为来苏的小路，使“剑门之险不足恃也”[3]143，一举攻克剑门。又如宋军进攻北汉辽州时，宋军在攻城之前先后击败了北汉、辽朝的援军，孤立无援的辽州官员只好选择投降宋军。 尽管在某些政治、军事背景的影响下，宋军不得不选择直接攻城，但如若战局许可，宋军将领仍应创造间接攻城的条件。在宋仁宗时编纂的《武经总要》中就对领兵将官提出了“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的要求，希望宋朝将官灵活地运用直接攻城与间接攻城的手段，以达到“知此之道，则能胜矣”[5]405的目的。 (责任编辑：小雨) (二)宋神宗即位后的宋朝军事背景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此时距宋太宗伐辽已将近90年，这一阶段的宋朝国防主要以战略防守为主。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西夏成为宋朝的主要边患。面对西夏政权对宋采取的侵扰袭击战术，宋军不但处于“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3]1075的尴尬境地，而且即使在单纯的防守战中，也同样遭遇了如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等北宋军队陷入西夏包围圈从而导致惨败的战例。难以平息的边患导致宋朝陷入了“不任人无以安边，不安边无以省兵，不省兵无以惜费，不惜费无以宽民，不宽民无以致治”[3]938的连锁困窘状态。对此，宋神宗认为，只有彻底击败夏、辽政权，“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6]1529，才能进而省兵、惜费、宽民、致治。这在客观上要求宋朝在战略的选取上必须改守为攻。 宋神宗先是选取了横山方向对西夏发起进攻。治平四年(1067)，宋将知青涧城种谔率兵逼降西夏绥州嵬名山部。熙宁四年(1071)，韩绛统兵建抚宁、啰兀城以期尽城横山，实现进攻西夏的战略构想，但这一军事行动却以西夏军队先后攻破二城而告终。在这一形势下，神宗采纳了王韶等人的建议，兵出秦州，招抚、攻占熙河地区散居的羌和吐蕃部族，以期达到东西两路夹击西夏的军事构想。但随后相继发生的辽宋边境争端和交趾侵宋事件，以及熙河路羌、蕃部族的反宋战争，却打乱了这一军事部署的继续实行，宋神宗被迫停止了西征的脚步。 二、元丰五路攻夏战争中的攻城战 元丰四年(1081)，西夏梁太后囚禁惠宗秉常导致国内政乱。宋神宗认为攻占西夏的良机已至，遂诏王中正自河东路、种谔自鄜延路、高遵裕自庆州、刘昌祚自泾原路(刘昌祚军受高遵裕节制)、李宪自熙河秦凤五路出兵，欲一举攻克西夏兴、灵二州[3]7644。这场战争的目的为攻克西夏的政治中心兴、灵二州，并收复陷落于西夏的宋朝失地。这种目的也决定了在战争中攻城战必然是宋军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宋初所进行的一系列攻城战建立在后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周世宗在位时士卒精强，先后发兵击败后蜀、南唐、辽。宋太祖建立宋朝后，继承的是一支无论将领与士兵都有着丰富的攻城作战经验的军队，这对于其攻城战的成功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宋神宗在位时的军事实力则与之不同，其在位期间的宋朝军队已有近90年未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而在之前宋军所接触的战争或是以守城为主，或是以构建堡寨为主，军队缺乏攻城的必要训练，多以防御见长。即使宋神宗熙宁年间攻占熙河的战争，也多以修筑城寨的方式以巩固成果，在这种将领、士兵普遍缺乏攻城经验的情况下，宋神宗贸然发兵围困对方城池，并希望攻而占之的方法，明显难以取胜。 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宋军在战争中应力求避免直接攻城的出现，而应视战局的不同，合理选取间接攻城这一战略。宋神宗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宋军的这一弱点，下诏诸路统帅在战争中“岂可专与土木为敌”[3]7709，希望他们积极采用间接攻城的方法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五路将帅却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三种攻城形式。 其一，兵出河东路的王中正选择了消极的方式参与战争，整个战事中几乎没有遭遇西夏军队。李宪出兵熙河路后在古兰州地区击败夏军，但此后李宪却以修筑兰州城为名逗留此地，随后也仅是出兵击败汝遮谷的夏军而已。此二人都选择了逃避的态度参与了此次战争。 其二，兵出鄜延路的种谔则通过一系列间接攻城战略的运用，先后攻取了西夏米脂寨、石州、夏州、银州等处。其中在进攻米脂寨时，西夏守军坚防城寨以待西夏万人之军前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种谔采纳了郭景修“今强敌在前，若一鼓而破，则米脂可传缴而下”的建议，设伏大败西夏援军后，米脂寨守军果然“知单弱无援，即日乞降”[7]5。其后，种谔借攻取米脂之威继续西进，夏州、银州等西夏守军皆遁城而逃[3]7682。但由于种谔军距离灵州路途较远，很难迅速到达灵州城下。 其三，在这一战争中，仅有环庆、泾原路出兵的高遵裕和刘昌祚分别率领军队到达了灵州城下，而在攻取灵州的战术选择上，宋军将领高遵裕却因先后犯错而最终导致了这一战役的失败。 其中刘昌祚领泾原兵先破夏军于磨脐隘，随后行至赏移口，这时有“一北出黛黛岭，一西北出鸣沙川”两条道路可供刘昌祚选择，其中“鸣沙少迂，诸将欲之黛黛”，刘昌祚选择了兵穿鸣沙川以奇袭灵州。灵州当时守御并不严密，处于“环庆军未至，城门未阖，先锋夺门几入”[3]7697的状态。但刘昌祚却未选择率军攻城，史书中关于此事有两种解释。其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籍记载，高遵裕得知刘昌祚领兵攻击灵州后，即遣使告知刘昌祚已派人招降灵州，命刘昌祚暂勿攻城，在高遵裕这一争功的举措作用下，刘昌祚不得不“命按甲勿攻”[8]11054，最终错失攻取灵州的最佳战机。其二据《长编》记载，当高遵裕在得知刘昌祚兵临灵州城下后，错误地认为刘昌祚已攻克灵州，立即向神宗请功，“臣(高遵裕)遣昌祚进攻，拔灵州城”[3]7700。假若第一种情况下的高遵裕令刘昌祚停止进军的事实成立，那么，高遵裕是不会向朝廷请功的。《长编》中对这一事实记载略显矛盾。其原因或许是高、刘二将在攻灵州不克后，都存在着互相推诿责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长编》中两种记载的出现。 而刘昌祚未攻灵州的真正原因，在其随后面见高遵裕时业已讲明：“畴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后，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脐隘之战，余众皆保东关镇，东关在城东三十里，旁直兴州渡口，平时自是要害，今复保聚，若乘此急击之，外援既歼，孤城当自下。”[3]7700从中可以看出，刘昌祚认为当时战争的重要环节在于歼灭驻守在距灵州30里处的东关镇及其附近兴州渡口的西夏军队，这样灵州就会变为孤城。宋军可趁其守城士兵士气低落，一举攻克灵州。这样做的好处还包括宋军在击溃东关镇的守军后，可以为继续进攻兴州提供军事上的便利。刘昌祚是将攻占兴灵二州作为整体来看待这场战争的，如果击败了东关镇的西夏守军，宋军即可以北上渡河攻取兴州，也可以攻占灵州，宋军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权，既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攻城战，又可以达到攻占兴灵的目的。 (责任编辑：小雨) 刘昌祚的军事设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大军出师前，宋神宗也认为宋军应“败贼援军，分兵留攻灵州。乘河冰合，简精锐兵将径趋兴州。若先下兴州，则灵州不攻自破。更审度机便施行”[3]7709。但由于高遵裕之前听信了错误的战报，认为刘昌祚业已攻克灵州，已然上奏报捷。而在伐夏军出师之前，宋神宗刚刚将在泸州战场冒功上奏的宋将韩存宝斩首以正军规[8]303，同为冒功上奏的高遵裕自然心存忌惮。这种形势决定了高、刘二军这时必须强攻灵州以免除高遵裕冒功之罪。这种形势决定了高遵裕必然要抛弃刘昌祚之前所设计的方案，将其改为强攻灵州。尽管泾原钤辖种诊认为高遵裕攻击灵州会带来“顿兵攻坚，兵法所忌，而食且尽，吾营布列稻塍，若贼决河水灌之，吾其鱼矣”[3]7720的不利战局，希望高遵裕暂时停止对灵州的攻击，但高遵裕此时别无他选。 高遵裕主观上认为灵州“朝夕可拔”并非难事，但战争的发展却未如他所料。宋朝军队在艰难击败西夏援军后，发现眼前呈现的是一座“高三丈，尽以毡裹水沃之”[3]7737的坚固城池。面对灵州，这时的宋军无论是士气、后勤补给、攻具都不符合攻城的要求。第一，高遵裕与刘昌祚产生了矛盾。在攻城进行中，高遵裕多次“欲以军法斩昌祚”，这导致刘昌祚所统率的泾原兵士气低落，“皆愤怒”[9]292。第二，西夏军队时常骚扰宋军的运粮队，导致宋军不能得到充足的后勤补给。这两点多被人们认为是攻灵州城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但高遵裕所独自率领的环庆兵，在灵州城下驻扎18天之多，在这宝贵的18天中，高遵裕都做了些什么呢？ 面对高三丈的灵州城，高遵裕发现“军中皆无攻具”，一支攻城的军队却不携带攻具，其结果可想而知。而高遵裕军中“亦无知其法者”，甚至都没有懂得制造攻器技艺的军匠。即使宋军想勉强地砍伐当地树木制作一些简单的攻具，却又遇到了灵州城外的树木“皆细小朴拙不可用”[3]7707的难题。这导致围困灵州城的宋军士兵没有攻器可用，高遵裕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城之战。于是，这场所谓的攻城战既没有将领“飞矢贯臂，流血被体”[3]17，奋力先登的情形出现，也没有士兵“矢下如雨”[3]610的攻城场景，比宋初任何攻城战役都要温和，根本原因是攻具的缺乏。无奈之下，高遵裕使军兵“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尝叛，亦未尝战，何谓降也？’”[3]7707不难看出宋军的无奈与西夏守城军的怡然自得。最终，西夏守军在被围18天后发七级渠水淹宋军，宋军大败而归，元丰五路攻夏战争以宋朝惨败而告终。 三、小结 元丰五路攻夏战役作为北宋时期重要的战役，它由一系列的攻城战组成，几乎展现了这一时期攻城战役中的所有因素。在战争中，两种攻城战术皆有体现，其中种谔针对战局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间接攻城战术，并借此取得了这些战争的胜利，尽管终因粮饷补给等原因未到达灵州城下，但却集中体现了宋朝间接攻城战术的先进之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宋军直接攻城的艰难以及将领如何把握这两种战术的重要性。尽管高遵裕在战后总结出了宋军兵员不精、马匹缺乏、器械未备、后勤缺乏、孤军深入这五点败因，但通过对战局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错误地选择了不合时宜的战术，才是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宋太宗时宋军攻占北汉太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若非守方战略失误，宋、辽、夏三方很少出现以直接攻城战术攻城成功的战例。宋军攻取灵州战役的失败，导致宋神宗暂时放弃了直接攻占西夏的想法，将攻城战调整为修筑堡寨蚕食西夏的战略。这种战略的转变固然存在着诸多原因，但是，在面对直接攻城战时，宋军将领办法的不足也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随着战争双方城防修建的愈加坚固，如何在直接攻城战中合理运用军事器械逐渐成为军事将领必须解决的问题，打破这一瓶颈的是其后崛起的女真与蒙古军队，他们在攻城战中都擅长于运用攻城器械[2]337－338，这也开启了中国古代攻守城池战术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5]曾公亮．武经总要[M]//中国兵书集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 [6]赵汝愚．宋名臣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罗振玉．山左冢墓遗文[M]//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8]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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