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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五 何焱林 阎文 第十六：言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 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引诗一百有二，引逸诗者三，引书者十六，引逸书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犹左氏也。逮梅氏书出，而郑氏所指为逸书皆全全登载，无一或遗，其露破绽亦与左氏相等。予独怪其不特规摩文辞，抑且标举篇目，如见六引兌命，则撰说命三篇，四引太甲，则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陈则撰君陈篇，以及引大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告古文诰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至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不又与前所论孟子同一破绽耶？ 按：郑注兌命君陈皆云今亡，注貍首诗云今逸。盖以射义曾孙侯氏八语为即狸首，故则此咸有一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误。或难予古人受书有先后，郑注仪礼礼记未见毛诗传，故注所引诗与毛异，自云后得毛传乃改之，安知注礼记时不尚未见古文尚书乎？然予余考之本传，殊不然。从东郡张公祖受礼记，古文尚书等，二书之见，盖在同时，及久之游学归，遭党锢，杜门修经业注礼，党禁解，注古文尚书毛诗，此又见之郑君自序，注虽有先后，而受书实在同时，非毛传比。康成号为接颜一见，终身不忘者，安得有忘其为文字误，固决然耳。 又按：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杜氏注统名为逸，此其微别者。 又按郑注缁衣君奭云：今博士读为厥乱劝宁王之德，此即伏生所传，欧阳夏侯所注尚书立于学官者，东汉毛诗未立，小雅都人士首章章六句二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则亡，故服虔于襄十四年左传引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注云逸诗，盖以非今博士所读，遂逸之，虔非不知出于毛诗也者。 又按古人学以年进，晚而观书益博，然于前此所注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复改定者，要当随文参考，如郑注乡饮酒礼关雎鹊巢鹿鸣四牡之等，皆取诗序为义，缁衣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之诗云毛氏有之，此即郑志所谓后得毛传乃改之也。注乡饮酒礼南陔由庚六笙诗，云小雅篇也，今亡，其义未闻。坊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卫夫人定姜之诗，此又郑志所谓后乃得毛公传记，注已行，不复改之是也。凡此总缘欧阳公有言，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 又按东坡纪年录，元符三年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势甚危险，起坐四顾，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拊之而叹曰，天未欲丧是也，吾侪必济。已而果然。余每叹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难如此。癸亥秋将北上，先四五月间，净写此疏证第一卷成，六月携往吴门，于二十二日是夜半泊武进郭外，舟忽覆，自分已无生理，惟私念曰，疏证虽多副本在京师，然未若此本为定，天其或不欲示后人以朴乎，吾当邀东坡例以济。越次日达岸，往告吾友陈玉璂庚明，庚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记。因记于此。 尚书古文疏证第一卷终。 何按：阎氏此条，仍属“有罪”推定，将阎所称《礼记》有关古文《书》条目及相关《书》文列于下： 《礼记·文王世子》第八，《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书·说命》下：“念终始典于学。” 《礼记·学记》第十八，《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书·说命》下：“念终始典于学。” 《礼记·学记》第十八，《兑命》曰：“学学半。” 《书·说命》下：“惟斅学半。” 《礼记·学记》第十八：《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脩乃来。” 《书·说命》：“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书·说命》中：“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兑命》曰：“爵无及恶德。” 《书·说命》中：“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礼记·坊记》第三十，“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何按：“三年不言”事出今《尚书·说命》，此句意则见于《书·无逸》为：“作其（高宗）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礼记·坊记》第三十，《书》（《太甲》）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书·太甲》上：“祇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书·太甲》上：“无越厥命以自覆。”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书·太甲》上：“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书·太甲》上：“顾諟天之明命。”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尹吉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礼记·坊记》第三十，《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书·泰誓》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礼记·坊记》第三十，《君陈》曰：“尔有嘉谋喜猷，入告尔君（书多用后而少用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 《书·君陈》：“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书·君陈》：“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 《书·君陈》：“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 《礼记·缁衣》三十三，《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孔颖达《正义》：“雅《书序》作‘牙’，案《尚书》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资’字，郑又读资当为‘至’，以郑不见《古文尚书》故也。” 《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礼记·檀弓》下：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太甲》）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 《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今不逐条置评，余前此已数次说明，古人引书，多识其大略，不必字字如原文，此处《礼记》引《书》语亦如是。今只论二点。 一、《书》引《礼记》抑《礼记》抄《书》？ 关乎此，只引一字，可见端倪，此字为“也”。以上引文三条为例：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书·太甲》上：“无越厥命以自覆。”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书·太甲》上：“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余勘《书》文，无论今、古文篇目，绝无“也”字，《礼记·缁衣》三引《太甲》，三有“也”字。即此已说明，《礼记》抄《书》，而非相反。 或人曰：此乃伪作者为保持与《书》文风调一致，仿《书》文遣词用字而避。此言不确。阎谓：“‘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至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照阎所说，作伪者粗率到同篇之文，一入《咸有一德》，一入《太甲》上篇，此文为《咸有一德》耶？抑《太甲》耶？如此大之错误尚且不省，遑论细究全书何字当用，何字不当用？类似之“低级错误”阎还“举出”不少，待后议。 《古文尚书》究为何人“伪作”？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为王肃作，清丁晏《尚书余论》持是论；现已为众多论者所否认。另为郑冲作，目今不少人持是论。郑冲伪作可能否？ 郑冲逝于西晋泰始十（274）年，生年不详。史称曹丕为魏世子时招冲为文学，其时冲之年龄当不小于20岁。丕于公元220年受禅代汉，即使前此一年冲受聘，至其死已76岁。在当时已算高龄。 郑冲虽出身寒微，却是一个不甘寂寞，锐意仕进的人，其时正逢朝廷更迭频繁，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世态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之期，其间历经魏代汉的巨变，更经历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尖锐斗争与血腥屠杀，生处如此严酷的政治生态中，郑冲却能应付裕如，左右逢源，从曹丕时之文学做到曹奂时之太保，进爵为侯；司马炎泰始间更官拜太傅，进爵为公。冲堪称识时务之俊杰，驭官场之高手，绝不能如郑玄，黄甫谧辈闭门谢客，潜心学问， 郑冲要造五十八篇《古文尚书》并作传注，必在其35岁以后，此前他不仅学殖不够，还要跑官，做官。冲35岁后则处于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白热化时期，众多拥曹者，例如与其同撰《论语集解》之何晏即被司马氏所杀，同样出身曹门，并被司马集团的生冤家，死对头曹爽引为从事中郞的郑冲，却投入了司马氏之怀抱，并成晋之开国元勋。他要用多少时间在政治风浪中周旋，他能有时间造五十八篇《古文尚书》并为其传注？ 郑冲要造《古文尚书》，不可能闭门造车，向壁虚构，用阎百诗话说：张空拳以冒白刃。必须读众多参考资料，其必读者自然是《尚书》今文篇目，以规摩文体，遣词用字，依样画葫芦。其可读之今文本《书》，或称伏生《书》，一为欧阳、夏侯二氏所传之今文《尚书》，其在东汉末期已经式微。东晋初立于学官者已无二氏书便是明证；另一为郑玄注《尚书》，实为杜林漆书，篇目同于伏生《书》。 即如上所说，《礼记·缁衣》三引《太甲》，三有也字。现行本《尚书》之今文篇目无“也”字，须知此《尚书》乃梅赜所献，照今学者所说，“则是真的”。姑认为其为欧阳、夏侯所传之旧。但孔壁书16篇，或25篇，郑冲一篇也未看到，半篇也未看到，一个字也未看到。凭什么推断，《尚书》古文篇目中一个“也”字也不用？《礼记》一定是他能找到的作伪古文的参考材料。《缁衣》引《太甲》，一篇之中，三存“也”焉，他怎么敢妄自将其删去？ 郑冲造《古文尚书》，意欲何为？名乎，利乎。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郑冲无论在魏在晋，皆官高位显，名动天下。在晋更官至太傅，爵公寿光，位极人臣，名利双收。区区一本伪造之《古文尚书》，能为其争何名何利？为学术乎，一本伪书，有何学术价值？他应当知道西汉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的故事，他更知道晋室秘府中藏有货真价实的真《古文尚书》，出中秘《书》与其假货对照，原形立见，郑冲真要以太保太傅之盛名，贻张霸千载之羞？ 郑冲于泰始十年辞世，此时晋室正处于上升期，怎么能预卜40余年后，他亲手扶上龙椅的司马炎建立之西晋朝廷会訇然倒塌？刘聪、石勒一日不攻破洛阳，今、古文《书》一日不扫地无余，其伪作一日不得见天日。 东晋开国之初，史无元帝征书或吁请民间献书之载，梅赜一任地方官员，豫章离建康数百里之遥，晋室南渡，图书散失成千累万，何独今、古文《书》扫地无余？梅氏何从与闻？别地别人无有，恰好他手头有伪孔传《书》而及时献上？如果梅赜不献？郑冲之伪作只能无声无嗅地湮灭，天底下倒也少得一桩公案。 梅赜《晋书》无传，当然无献《书》其事。唯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对其行状略有所录，亦不及献《书》。 梅赜献《书》，始作俑者孔颖达，《尚书正义》中有曰：“”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注“乱其纪纲”为夏太康时。又《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孔颖达此段之文，恐怕就是后人称《古文尚书》为王肃作，皇甫作，郑冲作之由头，梅赜献书之左证。 此说不可信，以其为基础推论《古文尚书》为王，皇甫、郑等作更不可信。 首先“晋世王肃注《书》”便大不可信。肃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死于曹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下距司马炎代魏造晋之公元265年，尚有9年之差，肃何能至晋世注《书》？ 其次，《晋书·皇甫谧传》有谧从姑侄梁柳之载，有柳为阳城太守之记，绝无其得《古文尚书》之录。皇甫作《古文尚书》者杜撰也。 再次：“晋太保公……”此节《晋书》无录。史称高贵乡公即位，冲拜太保。故冲为魏太保，非晋太保。至晋则为太傅。但冲确与《尚书》有关。史称“及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并于正元二年（255）九月二十一日授毕，冲及同授《书》之郑小同受到曹髦之赏赐。此亦为郑冲伪作《尚书》由头之一。惜乎此《尚书》为何种《尚书》，史无明征。但可作一推断，郑冲所授必为下列诸《尚书》之一： （一）、欧阳《书》、夏侯《书》，或二者兼授，但可能性不大。前已说明，欧阳、夏侯学汉末已式微，魏立何《书》于学官，史无明征，东晋开国初所立《书》，绝无欧阳、夏侯学，荀崧上疏称“祖述前典”，见西晋不立欧阳、夏侯《书》于学官。晋承魏制，正元二年至晋泰始元年不过9年，可以推定，郑冲所授之《书》非欧阳、夏侯二家学，即非今文《尚书》。 欧阳、夏侯二家学是不是因晋室南渡而扫地无余？答曰否。二家学确乎不见于南渡后，其消亡则是一个较长过程，至少从郑注《书》后已开始。刘聪攻破洛阳，中秘《书》散失不意味着着天下《书》尽失，欧阳、夏侯两家《书》两汉间立于学官三百余年，江南半壁未遭五胡兵燹，民间及官府当有收藏，不可能因中秘书散失而扫地无余。但随着孔传《书》、郑注 《书》流行，质量不高，残缺不全之欧阳、夏侯二氏《书》遂逐渐消亡，在情理中。 （二）、郑玄注《书》。郑注为杜林漆《书》，漆《书》有经无传，其经文质量比欧阳、夏侯所据本为优，其源盖出伏生经文摩写本，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称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郑、王、马三家之释。有人称漆《书》为孔壁《书》今文篇目写本，不可信！何以只写孔壁《书》今文篇目，不写古文篇目？不可理喻！《荀崧传》称东晋初置《尚书》郑氏于学官，见得魏晋间郑注《尚书》已经流行，并取代欧阳、夏侯二氏今文书。郑冲及郑小同有可能以郑玄注《书》授曹髦。但可能性极小。 （三）、孔传《尚书》，即《古文尚书》。《正义》称：“《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当然此《晋书》亦非今所见之《晋书》，不仅今《晋书》，即残存之八家《晋书》，亦无关于古文《书》书流传之载。此有两种可能： （1）、所述真。郑冲以古文授徒，至梅赜已五代四传，这种传授不可能是单传，必广有徒众。如《晋书·皇甫谧传》所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则皇甫谧可称除臧曹外另一知名三传弟子。史称皇甫谧二十六岁（魏齐王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作《帝王世纪》，则郑冲传古文于梁柳必在此前。 须知郑冲不是寂寂无闻，教几个村童聊以度日之作馆西宾，而是魏、晋重臣，其徒非尽无名小卒，皇甫谧即为魏、晋大儒，梅赜之父为郡守，赜为豫章内史。以魏太保、晋太傅之尊，且有劝进司马炎受禅，开晋一代之功，郑传古文，必以燎原之势在魏、晋境内传播。朝廷必定知悉，必有好事者出中秘《书》以对。若其假造，郑冲岂不颜面扫地？此时儒学已非张霸造百两篇时所能比，其获罪恐亦非张霸所能比。 郑传古文，于正始二年已经三传，至254年为曹髦讲《尚书》，已是皇甫谧作《帝王世纪》13年后事，其授曹髦者必为《古文尚书》，若其不授古文《书》，人必知其所传为伪作。若其授《古文尚书》，出洛阳宫中孔壁书安国隶定本一对，郑授本真伪立见。若真，何劳千秋饶舌；若假，郑不仅有作伪之羞，且犯欺君大罪，自作孽，不可逭矣！然而，什么也未发生，郑活到西晋泰始十年方辞世，极尽哀荣。由此可见郑传古文为真古文，即今《书》为真孔壁孔传《书》。 （2）、所述假，自然梅赜献《书》事亦假。夫复何说？ 如是，则《晋书·荀崧传》《古文尚书》立孔氏于学官为真孔传《书》。 其实种种事实说明，《古文尚书》自孔安国上献，虽未立于学官，却一直流行于民间，许慎、杜预称其为逸《书》者，为其未立于学官也。 阎文末，不仅与苏轼比肩，且以宣圣自况，自诩之状可掬。 本文忆长，他事留等另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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