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医药文化是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产生的。
她从中华文化中获取了《周易》及释、道、儒、兵等诸家丰富的思想营养，交织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与当时的哲理、历法、天文、地理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闪耀着东方文化的璀璨光芒。
从古代的经史子集，到历代的诗词歌赋，无不充实着中医药文化。
《山海经》中记载着中药的名称与功效，《诗经》里传颂着中医药故事，《唐诗》《宋词》留下了多少中医药文化名句，《红楼梦》中列举了诸多中医方药……
从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书籍中，不难看出中医药学既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从医学方面体现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起源于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生活实践，通过将生活实践对生理、病理和自然现象的认识与古代哲学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中医药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理论构架的完整性、理论体系的开放性、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和明确的临床疗效。
随着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学已经远播世界130多个国家，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谈到科学，实际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对真理，只不过它对一个对象的说明相对更为合理，更为正确而已。
从这样的角度说，中医学也是科学，它是对人的生理、病理的理论说明和解释，而这种说明和解释在今天来看，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符合人的生理、病理规律的，进一步说，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来治疗疾病能够取得相应的效果。
在今天，“科学无国界”是一个常识，因此，当代数学谱系中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符号概念，而绝对找不到“法国数学”、“美国几何”、“荷兰代数”、“德国数论”之类的体系与类型概念。
这一点不同于人文学科，譬如日本文学与美国文学相异，法国绘画与中国绘画各别。
科技领域里即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人文是科学的先导，科学是人文的基础。
中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的结合体。
从认识上讲，人们取得经验，然后上升为科学理论，都要有一个过程，而经验是不断产生并积累起来的，而且大多数情况，正是经验成为科学理论新鲜的生长点。
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也有利于保持和挖掘中医独特的思想精华。
在研究中，不至于迷失，才不会把认识问题混淆于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误认为实在论问题；把文化差异错当自然差异；将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
中医学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包含人文概念和范畴。
中医学概念的产生，既有实证发现的结果，又是文化哲学的结晶。
如作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气、阴阳五行就是直接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移植过来，并加以演绎。
中医除了应用气、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理论来建构理论体系之外，还借助政治文化概念来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
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下品；反映生理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药物配伍中的君、臣、佐、使等。
有人根据中医学这一特点，将中医学定位于“理论形式的人文哲学性质和实践内容的自然科学性质”。
从医学发展史上看，医学与哲学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
有人往往错误地认为医学的发展可以不依赖于哲学，而不懂得“科学离不开哲学方法论”（爱因斯坦语），不懂得“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愿意采取的态度，但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08页，1995年版）。
医学需要哲学，医学前沿问题、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哲学。
因为，哲学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哲学的本质是批判，是创新，是克服片面性，是全面地、发展地认识问题，促进事物前进、发展。这恰恰是当代医学发展所必需的。
哲学也需要医学。
哲学是在直面现实、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哲学的价值和功能是在反映现实、研究现实、指导现实的过程中实现的。
置身医学研究的前沿，用哲学的目光审视医学的历史、现状、总结经验、推测未来，探索、解决医学前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医学前沿的哲学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因此，医学与哲学相连相依，中医学也是这样。
中华祖先在同疾病的斗争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但单凭经验的堆砌并不能形成中医药学体系，而中国古代哲学为中医药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
因而，中医又是哲学的科学，它的诞生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中医药哲学风格。
比如气一元论是中医药学的唯物基础，也是中医整体综合思维模式的理论基础；阴阳学说体现了中医药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是中医药哲学的方法论手段；中医强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是哲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典型代表。
中医药学正是具有这样医学与哲学结合的牢固根基，才能在历史的风雨中岿然不动。
中医文化在技术层面上说是临床实用的技术文化；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一种学术文化。
与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中医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尽管还存在不足，但其科学内核及其本质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
特别是它作为生态学理论及系统科学的前驱性和前瞻性，是其他医学科学望尘莫及的。
诚如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马伯英教授解读：“中医风靡世界是一例，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孙子兵法等在世界受追捧，武术和中餐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要用科学和哲学改造传统文化以‘救中国’，为什么不从自己国家那些优质文化中去发掘提炼呢？
先破后立——先破坏后建立，实是败家子行为，教训还少吗？”
确实如此。
比如，我们现在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从西方引进来，把它本土化，然后引起东西方文明的共鸣。
而实际上，是老子的自然哲学走在最前面。
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运用到人类社会跟自然关系上，就是人类要学会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然后才能享受自然。
用今天的概念，老子就是人类世界最早倡导可持续发展观的东方巨人。
“自然”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治理上，就是无为而治，政府做政府应当做的事，百姓做百姓自然而然应当做的事。
评价一个社会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对政府是不知有之，还是亲而誉之、畏之，还是侮之，就是好社会与坏社会的四种标准。
可以说，老子的政治哲学比西方任何一家政治哲学都要好，都要到位。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他倡导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才主义。
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人学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就是人的内心的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汉初的贾谊发挥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了“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力”、“国以民为功”等命题。
从价值伦理层面上，“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大高于以资为本和以权贵为本的社会。
很遗憾，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与政治现实的结合比较弱，比较少，比较不自觉。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好的东西？
我们没有经过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一个自觉的梳理、分析、批判、吸收、继承和改造。
我们要么全盘继承、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要么全盘否定，把几千年历史文化贴一个标签，叫“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思想工具”。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不知道。
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观？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精华中是包括了不少很好的价值观念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老子、孔子的思想精华直到今天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见2012年12月20日《参考消息》——《“华夏主义”助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一文）。
然而，身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竟然会说：“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真是一派胡言！
形成中医药学的文化背景，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
从世界文化的继承来说，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它超常的坚韧，保持着完整、连续的状态，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其理论思维模式的科学性。
而中医药文化正是吸取了中化文化的精华而产生的。
古代医家如孙思邈、张景岳、李时珍等，他们既是医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文学家。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名闻后世，享誉中外，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
“浮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一首七绝“浮脉”写得朴实无华，但却形象生动达意，可谓是科学和文艺的巧妙结合。
同样，许多文学家也颇通医术，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见一斑。
如《西游记》三十六回，吴承恩在描述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遇到种种艰辛磨难，巧用中药加以总结：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赶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已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非常形象生动！
文学巨著《红楼梦》中描写了大量的医学活动。
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多处，描写的病例114种，中医病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西药3种，一部小说中包含如此丰富的医药知识，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化对民众的浸染是润物细无声却深入骨髓的，正是这一层层文化积淀，中医药学才能不断厚积薄发。
无论是回顾过去、正视今天，还是展望未来，中医药学的发生发展、发掘发扬，除了依靠临床实践的深入研究和先进科技的促进推动外，还必须依赖文化滋养而壮其根基，否认中医药学文化属性即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
在中医学看来，真正的医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
发掘和弘扬“医乃仁术”的科学及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医学技术主义和医学科学主义的弊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医理论是以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为推理、演绎工具，以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理论内核的学术体系。
它来自古人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实践，能够有效地指导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与发展。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有历史记载的文明史有5000余年。
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乃至更长的史前时代，古代先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对自身的生理、病理现象逐步产生了一些零散的认识。
如发现人有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膀胱、胃、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筋、肉等脏腑器官，并发现心与血脉、肺与呼吸的关联性等。
除了对自身生理现象的探索外，人们还发现一些病理现象与外界环境的关联性，如受寒后可以产生疼痛，而温热可使疼痛减轻，按压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使病痛减轻，食用某些植物或动物可消除某些症状。
这些朴素的生活经验通过口传心授或文字记载，世代相传，为医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医学实践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医学家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理论对其加以解释，使之上升为医学理论。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哲学背景和科学背景，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
中医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当时的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
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气”的精粹部分，世界万物都是由“精气”所构成，人体自然也是由“精气”汇聚而成。
阴阳表示万事万物相互对立、相互依从的两种属性，具有无限可分性。
五行表示木、火、土、金、水这五种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属性，将五行学说应用于人体，衍生出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液、五志、形成人体的脏象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人体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形体官窍、排泄物及情志活动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当然，这种联系绝不是胡乱联系，而是基于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长期观察的生活实践的。
古人认识人体生理现象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取类比象，由外在的生理现象推测内在的脏腑功能，脏腑是“藏于内而象于外”的。
五脏系统是人体的五种功能系统，它与西医的脏器功能是不能完全对应的。
如中医认为心主神志，在西医则认为脑主神志；脾主运化，饮食物的消化、吸收离不开脾，而西医可将脾进行切除。
将阴阳五行学说与五脏系统联系起来，可以解释人体生理功能之间、病理变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因此，中医理论体现了关系和调控思维，它主要研究人体生理功能之间、病理变化之间的关系，难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实证。
中医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三次大的升华，每次都是临床实践推动的结果。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为标志。
《黄帝内经》基本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神农本草经》确立了中药学的理论体系，《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临床诊疗体系。
复经两晋到五代700年的医疗实践兴起了宋金元时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出现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学术争鸣。
最后经明清500多年的实践，温病学说的崛起，医学各科的成就，使中医理论逐步走向完善成熟。
纵观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史，生活实践、临床经验始终是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当时的科学背景、哲学背景、文化背景则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工具和手段。
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
中医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有效地指导着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临证时，应先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手段，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辩明其所患的疾病，确定其证型及体质特点；再判明其病因病机，拟定治疗方剂和药物。
这种临床思维过程，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确立理法方药的过程。
中医治疗疾病，依靠的是中药、针炙、推拿等治疗手段。
这些治疗手段均是通过调整人体脏腑经络的阴阳气血平衡而发挥疗效的，对其功效的表述均打上了中医脏腑经络、阴阳气血津液理论的烙印。
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就无法去组方遣药、选择穴位。
现在临床上有些中医师不是用中医理论，而是用西医理论指导组方用药。
如见到病毒性感冒、肝炎，便用清热解毒药，见到结石便用利水通淋药，遇到便秘就用泻下药，全然不辨疾病的证型，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倒退而不是创新。
离开中医理论指导的药不是中药，如黄连素、麻黄素、川芎嗪、人参皂苷等中药提取物不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没有性味归经，所以不是中药。
如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若用中药降血压、血脂、血糖，其疗效永远赶不上西药。
但采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组方用药，可以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的偏颇，减少或推迟并发症的产生，从而发挥辅助治疗作用。
再如针灸治疗疟疾，关键是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恢复正气，从而治愈疾病，并不是针刺能杀死疟原虫，这就体现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
如果抛弃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只在中药药理学或现代实验中医学的结论中寻找理法方药，或以验方守方治病，在失去临床疗效的同时，还会失去对中医学的信念与从事中医学研究的自信。
目前，对于中医藏象实质的研究及中药药理学的研究结论均不能回归到中医理论本身，这种“肢解”中医理论的错误做法，尚未被证实对中医临床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如果不去把握中医理论的特质，一味地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研究中医脏腑、经络的实质，单纯用现代药理学方法去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就不能将研究成果与中医理论有效地对接起来，从而逐渐丧失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不可避免地走上“废医存药”的道路。
因此，必须摆脱纯实证研究的思维路线，按照中医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回归到自身理论的源头，实现中医理论的自主型创新。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中医理论也不例外。
科技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假使在理论上始终没有本质的突破，它的活力将日渐减弱。
中医理论来自实践，指导着实践，应在实践中求得发展，应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道路。
明清以降，温病学说之后，中医理论始终没有大的突破，呈现出超常稳态。
中医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理论体系不完善，如病因病机未包含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中医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外延广泛，一词多义和易地而变；中医理论的发展滞后于临床实践。
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疾病谱发生了变易，新问题、新现象大量涌向临床，而中医理论未能依据新的事实进行理性概括与提炼，产生崭新的理论，而是多从前人的论述中寻找说理依据，致使中医理论明显滞后于临床实践。
例如，中医的病名缺乏社会认同，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患者均有胃痛的表现，中医病名是“胃痛”，西医则需要进一步检查以便明确是慢性胃炎还是消化性溃疡。
若给患者一个“胃痛”的诊断，甚至“胃阴虚”、“肠胃不和”之类的诊断，患者必不能满意，一定会认为医生不会诊病。
再如，中医在辨证论治时常存在“无证可辨”的情况，如单纯的表面抗原阳性、抗精子抗体阳性引起的免疫性不育，很难对其进行辨证论治。
这是因为，古代医疗经验在上升为中医理论时，已与那个特定时代的哲学、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学、地理学、文学、史学、伦理等诸多概念范畴融合在一起了。
它一开始就具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笼统的直观性，与现代科学语言是无法统一的。
在中医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业已衰落的今天，不创新与发展中医理论，就不能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而创新与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临床实践。
目前，面对中医学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是中医理论的内核，关系与调控思维、象思维、一元论哲学思维和复杂思维已渗透其中，无法对其进行实证还原；保持其内核与特质不变，就无法与现代科技进行有效对接。
针对中医理论的发展问题，有人坚持中医理论的自主型创新，有人主张解构与重建，有人主张剥离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等哲学属性，更有甚者主张“废医存药”。
正确的发展道路是什么？
应保持中医理论的特质和内核，形成开放体系，广泛吸纳现代科技成果，在与现代科技、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坚持“和而不同”，善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升到理论层次。
新理论的形成需要酝酿，我们目前进行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也许还处在酝酿阶段。
总有一天，中医理论会在现代研究的基础上呈现突破性发展，造福于人类健康事业。
中医药在几千年漫长的医学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在西方医学盛行的今天，中医药依然在为中国乃至全人类卫生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一个民族的衰落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战争，二是瘟疫。
中国的战争没有少打，从黄帝战蚩尤开始打过无数次，瘟疫也经历过无数次，是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成为我国人民赖以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对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医生非利浦·弗农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70年代欧洲的国民保健系统已经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却不错，这足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很不错。
医药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卓越贡献，靠的是其卓越的疗效，而不是什么“装腔作势，欺骗患者”。
中医学的有效性是与其科学性紧密相连的。
时至今日，中医仍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在急腹症、骨折、宫外孕和中医药抗衰老研究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多种免疫病的疗效已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如对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紫癜、类风湿、重症肌无力、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新生儿溶血等都有一定或较好疗效。
不仅如此，中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重大疾病方面，也以自己的疗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3年在对SARS一战中，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陆为7%、台湾27%、香港17%，中国内陆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台湾和香港地区。
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内陆有中医药。
有关资料显示，由于中医药的参与
①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
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
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而全国约7%。
②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SARS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而以中医为主治疗的SARS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③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 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疗效）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提出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
有关资料还显示，从2003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在11个省（区、市）运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截至2005年6月，接受中医药治疗的病例总数达2700多人。
实践表明，通过辨证论治和固定方相结合，可以增强或稳定艾滋病人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这些公认的事实难道证明中医是无效的吗？
这些成绩的取得依靠的难道仅仅只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吗？
正因为中医有确实的疗效，中国人民接受了中医，世界人民也在接受中医。
近几年世界范围的“中医药热”、“针灸热”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针灸作为我国独特的治疗方法，现在已可治疗300多种疾病，如2004年德国大学领导的两项大型研究显示，针炙对骶骨和膝关节慢性疼痛的疗效要比现代医学标准疗法好。
它无可辩驳的有效性正被大量的临床和实验所证实。
离开了疗效，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假使没有疗效，中医即使走向全世界，不劳某些人煞费苦心地取消也会自己消亡。
中医药确切的临床疗效是不争的事实，是中医药科学性的最好代表和集中体现。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
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效验，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
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只能造成对中医临床疗效的片面否定，不可能对中医疗效进行客观评价。
按照西医的观点，病是由病原或者外物引起人体器官的病变或者伤害，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理化检查来确诊；中医的观点是当人觉得持续的不舒服时，就算病了。
很多中医的病，也就是病人觉得痛苦的症状，西医并不认为是病，甚至不予治疗。
临床中有这样的情况，如脚踝骨折的患者，治疗后经西医检查骨头没问题即认为痊愈，中止治疗；但患都总感觉行走时不适，甚至超过半年，针灸治疗几次便可以有效改善这些不适，但以西医标准判断能不能算是疗效便成为问题了。
现行医学疗效评价多以生物学指标为主，如临床症状、体征、病理学检查、实验室指标等，甚至有的仅仅以生物学指标为标准，难以对患者的主观感受、生存质量进行全面评价。
例如目前对肿瘤的临床疗效评价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即生存时间和缓解率，缓解率主要通过影像学检查判断，临床症状的变化亦作为疗效评价依据。
因为医生充当评价的主体，患者虽然是患病的主体，却仅仅被动地作为评价的客体，从而忽视了患者对治疗的主观感受。
比如，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经治疗前列腺液中白细胞降至正常，西医认为算是痊愈，但此时相当多的患者主观症状得不到缓解，仍诉会阴不适，小腹疼痛等等。
中医治疗更注重这些症状及生存质量，同时全面考虑自然、社会对人体的影响，实质上是一个动态调整患者生存质量的过程。
因此，有人认为生存质量评价引入中医药学将客观反映中医学自身特点。
既然中、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就不宜用同一标准来管理，这正如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否定“废止旧医案”所言：“不能让牧师管和尚！”
中医疗效不一定像西医一样，全部要用实验室的东西来证明，关键是患者的评价，患者只会选择实践证明对于自己病症治疗效果最好的治疗手段。
纵观“废除中医中药论”者的言论，分析其思想根源不难发现，他们用来评价科学的标准，那就是唯有实证了的一切事物才是科学，凡是现在没发现的东西都不是科学，凡是不按照实证标准的都是伪科学。
按照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一切事物必须通过科学检验证明他的存在，它才是存在的；一切理论必须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它才是科学的。
于是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科学无法发现经络的实质，那么经络就是不存在的；现代科学尚未搞清中药治疗疾病的原理，那么中药就是萝卜干；而对于他们根本搞不懂的“阴阳五行”则干脆称之为封建糟粕。
这种论点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现代科学没检验到的就是不存在的吗？或者检验到没办法说清楚的难道就是错误的，是伪科学吗？
举例说，在电场和磁场没有被检验到和证明前，难道电场和磁场就不存在吗？
难道原子在被发现之前，原子就不存在吗？
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他没看到，或者他理解不了，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假的，不存在的，不科学的。
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片面夸大了“实证”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把“实证”的方法凌驾于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之上，甚至完全忽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巨大作用。
这种把“实证”的方法当作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完全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观点。
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其《反对方法》一书中，通过大量科学史案例研究显示出，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程序，任何方法论规范都事实上禁锢了科学家的创造力，保护了旧的理论，而窒息了新理论的诞生，唯一不禁止科学进步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什么方法都行。
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对这种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愚痴予以了痛斥：
“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并不是真正探索真理的精神，而是一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
它们确实反映着一种没有丝毫科学性可言的迷信，因为它们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就把其他学科的思维习惯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无视这个领域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巨大差别。
这种‘科学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同，她并不是一种不带有偏见的立场，而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
它在对一门学问的具体内容深入思考之前，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
用这段话来对照一下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等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实证“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科学研究还需要其他的研究方法，如系统的方法，思维的方法等；也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可以用 “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如量子力学，宇宙物理学等学科都不是只用“实证”的方法就研究得了的。
把“实证”的方法当作唯一的工具去评价中医的科学性是不合理的。
阿尔文·托夫勒在给诺贝尔奖获得者伊·普里高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一书的前言中写到：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
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而伊·普里高金花了一生精力试图去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
而伊·普里高金本人及伊·斯唐热在为该书中译本序言中热情地写道：
“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
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莱布尼兹，也因对中国的冥想而著称，把中国想象为文化成就和知识成就的真正典范。”
他还在序中指出：“因此，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对中国文明他真实地表述了以下思想：“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由于在西方科学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转向了中国思想。
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文明。
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并反映我们自己的科学传统文化特色与不足的宝贵资料。
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志。
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思想起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
这是外国学者对中医思维特点的公正评价。
中西医学是两种异质文化，但两者又毕竟都是对人体生命运动和疾病规律的认识。
人体本身是多样性的统一，本质上是对立的统一，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黑箱与白箱、线性与混沌，思辨与实证，都要辩证地去看，从文化角度去求得认同。
作为现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的普利高津曾指出：“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我们正朝着新的综合前进，向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
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和自发组织世界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对科学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深刻地看到，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表现着紧随科学技术与人类进步的时代特征，中医药文化亦应广纳西医药文化以丰富自身，在不同质的文化交流碰撞中，在不断交融、提炼中获得升华，实现中医药文化的创新，作为对新世纪各种挑战的回应。
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在高度分化基础上走上高度综合，为两种不可通约的医学理论体系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出现了互相走近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李政道在国内讲学时说，西方自然科学重机械化，重分析与征服；东方则较重哲学的总体精神把握，强调对自然的理解与和谐。
他说：“古典物理学只是一种近似真理而非真理，牛顿力学应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在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
测准了一方面，就一定测不准另一方面。
所以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说相近。
《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见《周易十日谈》，上海书店1992年版）。
杨振宁在讲述中国科技文化发展问题时谈到，《周易》曾对重大科学理论有过重要启示。
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曾提出过著名的统一场论的命题，爱因斯坦做了后半生努力亦无所果。
当今有人惊奇地发现，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太极八卦图竟是宇宙统一模式图、宇宙统一方程式。
杨振宁通过多年的对《周易》的研究指出，其对世界万事万物相互变化的观点、阴阳互变、阴阳互根的原理、六十四卦的变化，启发他与李政道一起打破了宇宙守恒定律，从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宙不守恒定律。
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波尔也选择太极图作他的爵士徽章。
无怪乎国外有学者一再指出，中医药理论包含着若干诺贝尔奖的命题，中国要获诺贝尔奖，最有希望的是中医药。
现如今，科学界对“历史”和“现代”有了新的认同，常泽宗先生在《科学史十论》中说：
“从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重新发现这个事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引申：当一位久远的科学家的思想方法或理论被用为现今理论的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做‘现代的’。”
因此，196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获得者，生物物理学家德尔布律克就把亚里士多德看做是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们认为学科和问题的历史只要同我们现今所关注的课题属于相同的知识传统和范式，就应该同现代相当。
科学如此，音乐、绘画也是如此，你能说比才的《卡门》、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乐》，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是历史吗？
你能说达·芬奇、毕加索的绘画是历史吗？
说到中医学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研究的意义，可以举几个例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发现，他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早就是一块哲学基石，太极图就是互补原理最好的标志和象征。
因此他把太极图作为自己的“族徽”或“图腾”。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说：“当重温中国的古典著作时，最使我惊奇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竟能在那么早的年代摆脱了各种原始成见。”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在谈到传统文化以归纳法求“理”，通过抽象化求“内外一致”时讲道：
“今天的中医，不只在中国社会，在西方也有重要地位了。
中医说起对于人体的了解，总结出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它的精神就是要把关于人的身体、人的疾病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归纳成几个字，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人的身体结构跟人的疾病是怎么回事，这是传统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
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
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但在西方，一到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就忘记这一点，而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思维来研究人、人体和防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中医比西医优越得多。”
中医学的理论特质不仅具有现代品质，还具有引领未来的品质。
如我们知道，生态学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而中医学崇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体论的生命理论，有着深刻的生态学意义。
中医要向前发展，一定要注重几个原则：
①秉承血脉——回到自身理论的源头。
②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把握中医学的主体性。
③不要忘了老祖宗——还要下大力气继承。
④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时俱进。
⑤让奇峰突起——再现流派纷呈。
东方文明曾一度被世界近代西方文明所冷漠。
在科学技术由分析时代向系统转换中，时代重新发现了中医，科学在重新认识中医，文化在重新侧目于中医，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医的中华儿女都应以戛戛独造的胆识与真血性、真情怀、开辟出中医学的新境界，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废除中医中药论”者认为，中医不讲实证，所以不科学。事实上，中医药学从古至今，从未放弃过研究实体。
如《灵枢》中《经水》、《骨度》、《平人绝谷》、《肠胃》篇就讲尸体解剖；赵献可、王清任也重视尸体解剖；《洗冤录》更重尸检骨图。
《内经》、《难经》中就有有关人的食道与消化道长度比例的描述，与现代解剖学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中医学也讲动物实验的，8世纪陈藏器用白米喂养猫、犬，观察到“脚屈不能行”，验知脚气的病因。
中医药学中疾病与症候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实证得来，如《诸病源候论》对病症严格描述、分类诊断，全书50卷，具体而细微地描述了1739种疾病和症候，在每种病或症之下，多列出症状观察、预后和病因推断。
例如消渴，“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多痈疽”；麻风，“觉皮肤不仁”、“眉睫堕落”、“鼻柱崩倒”。
这些细心客观的描述，主要来源于临床实践，涉及理论之处较少。
科学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人类进行的科学活动永远不会停止，所有的科学结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对于知识的新增量，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只能存疑。
即便是近代西方的任何一门科学，也只是从很狭小的一个侧面在探索、试图窥测真理，它远远没有认识真理，它本身就应是一种探索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对其本身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在探索之中。
把近代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方法论用作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绝对错误的。
据2012年12月26日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报道：
最新研究表明，物质有500多种相态，而并非过去教科书上所说的固态、液态、气态三种。
可见，神圣的科学也在时时修正自己的错误。
医学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评价一种医学是不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理论是不是能被实验所验证，而在于其在临床应用中是否有效，是否能真正解决患者的病痛。
中医学的旺盛的生命力正来源于其临床应用中所体现出来的确切的疗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现代文明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疾病谱的主体，现代医学在应付此类疾病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表明现代医学急需完善和补充，而中医学在治疗身心疾病及现代文明病的优势正逐渐被世人所认识。
尤其是中医在“不治已病治未病”上的独特而又杰出的养生文化贡献，便是走在疾病前面的保健思想，为世人减少了多少痛苦和医药费用啊！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随着医疗模式由简单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虽历经风霜和磨难而至今犹存的中医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焕发青春，在未来人类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注：本文参考书为
1、《中医文化与医学散论》，王琦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
2、《中医文化》，严青、桑爱叶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版；
3、《学医随笔》，徐慎痒著，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版；
4、《台湾中医之厄——制度与偏见挤压下的传统》，戴献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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