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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碗儿茶” 北京的“大碗儿茶”是目前能够代表老北京市井文化元素的一个词汇。特别一些具有京味儿特征的文艺节目，如《前门情思大碗茶》的歌曲，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后，使得“大碗儿茶”这个必须用北京儿化音读出的词汇传遍大江南北。 文艺节目是可以高于生活，可以演义，历史事实却必须要如实记录。“大碗儿茶”这个被外地人，甚至被一些北京人认为是老北京市井文化的重要元素，实际不符合历史事实。“我爷爷小的时候”可以使用大碗喝茶，但是他老人家是不可能喝到现代意义的“大碗儿茶”。因为老北京的历史上，没有现代人理解的“大碗儿茶”这个词汇。 老北京的市井文化中没有“大碗儿茶”这个词汇。 旧时北京城里除了茶馆外，在一些路人、游人较多的地方有茶棚。这些茶棚用大瓦壶沏茶，用大碗盛上茶水，供消费者饮用。记得当时茶棚所用的茶碗都是浅浅的粗瓷大碗，使用这种大碗盛茶，茶水能够很快凉下来。虽然茶棚使用大碗盛茶水。但是路人或游人口渴的时候，都是说：“咱们到前面那个茶棚喝碗茶去。”不可能说：“咱们到前面茶棚喝碗大碗儿茶去。” 稍上讲究的茶摊，茶具中有大碗、也有茶壶、茶杯，饮用者前来喝茶，想使用大碗时，也只是对茶摊主人说：“您给我来一大碗茶。” “大碗茶”指的是用大碗盛茶，“碗”后没有儿化音。现在流行的“大碗儿茶”是一个专用词汇，“碗”后必须加上儿化音。“大碗儿茶”这个词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专用词汇。 “大碗儿茶”这个词汇出现的时间不算太长，准确的说，应该是1979年夏天。 1979年，“文革”结束后，大量潜在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来。其中在“文革”初期就被发送到农村、农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这些知青回到北京时，年龄已大，没有特长，工作没有着落，失业在家（当时叫待业）。据说当时在京“待业”的知青达到5万多人。估计实际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当时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安置临时性的工作、鼓励待业子女父母早退休，腾出工作岗位，让待业的子女前去“接班”等等。其中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北京市的各个街道办事处，负责创造就业机会，安置本街道待业知青的工作。 当时的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也面临着大批知青需安排工作的问题。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为知青的工作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到前门地区流动人口多，潜在着流动人员饮水的的商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便指派工作人员尹盛喜带领着一些待业知青，在前门外的路边摆茶摊，卖茶水。茶水使用保温桶冲泡，使用大的饭碗饮用。每碗二分钱。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这种做法，即安置了一些待业知青的就业问题，又解决了游人的饮水问题。同时这种做法为北京市其他街道办事处提供了安置待业知青的思路。一时间，北京市的各个商业区、旅游景点中，纷纷出现了卖茶水的茶摊。由于这种做法解决了一些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所以被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这种待业知青在路边开茶摊，卖用大碗盛茶水的方式，被新闻媒体称为“卖大碗儿茶”。“大碗儿茶”这个专用名词得以产生。 “大碗儿茶”这个专用词汇产生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消费者对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社会上各种饮料越来越多，特别是矿泉水的出现，这种在路边摆茶摊的做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大碗儿茶”这个词汇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艰苦奋斗，艰难创业这种奋发向上的创业精神的承载物。 “大碗儿茶”这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专用词汇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得益于尹盛喜和他领导的前门茶摊的工作人员。当年尹盛喜和这些知青努力拼搏、艰苦创业，通过数年的努力，当年的茶摊在1987年变为了“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同年，公司创建了“老舍茶馆”。“老舍茶馆”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旅游名牌。不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北京要到“老舍茶馆”领略一下老北京风情，包括很多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及到华旅游的外国朋友，来华访问、旅游时也都到“老舍茶馆”领略一下中华文化。 “大碗儿茶”成就了“老舍茶馆”，“老舍茶馆”使“大碗儿茶”这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专用词汇，发扬光大，流传于世。 “大碗儿茶”这个词汇虽不是老北京的词汇，不是老北京的市井文化现象，但却是一个能够记录现代北京发展历程的一个词汇，反映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北京市井文化的现象。“我爷爷小的时候”肯定没有喝这种“大碗儿茶”，但是“我父亲”有可能在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城里卖过“大碗儿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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