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人生参照系 1909年11月19日，德鲁克在维也纳出生。纵观其95岁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经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也经历了四五十年代的经济复兴；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尽享二战后的和平；他曾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握手，也曾从美国总统布什手中接过“总统自由勋章”；他做过新闻记者，做过经济学家，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授过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担任过多家著名企业的顾问，写下了近四十本著作，打开了现代管理学的大门…… 这样的人生，在德鲁克本人的眼中却是不足为道，因为，德鲁克评价自己人生之时有着独特的“参照系”。
自17世纪以来，德鲁克家族历代从事圣经、讲道及宗教书籍的印刷与出版。外祖父费迪南德·邦德亲手创建了盎格鲁·奥地利银行；奶奶是著名音乐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学生；父亲阿道夫·德鲁克26岁时就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同时还是国际律师和经济学教授；母亲卡罗琳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至于其他亲戚，按德鲁克的话说是：“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亲友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国等大学任教的教授；有教法律、经济、医学、化学、生物学的，甚至艺术史和音乐的都有。” 年轻时的德鲁克，最大的压力就是成为大学教授，这种压力一度让德鲁克准备放弃学业去经商，因为二流商人也能赚很多钱。但“进入学术界则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DNA 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与实践性，影响了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吉姆·柯林斯、菲利普·科特勒、张瑞敏等诸多管理学者与企业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大师50人》中曾写到，“德鲁克在世的这些年来，管理者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思考或面对他在书中没有写到的问题。”他，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管理学之父”。
管理究竟是什么？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性的世界；管理要应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心理”的组织过程。管理面对的不是物理世界，管理要应对的不是技术经济的组织过程。 他始终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充其量只是临床应用医学；管理强调的是有效性，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不是自我检验。企业是很实际的，关心“结果”胜于“理论”，在乎“实效”胜于“真理”。企业的成就或经济成果，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干出来的。德鲁克第一本管理著作就取名为《管理的实践》。 每一个企业家碰到德鲁克都会问一个与自己产业有关的问题。而德鲁克却告诉大家，“企业家首先要问自己：我们的业务是什么？”当年，杰克·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总裁伊始，他去求见德鲁克，咨询有关企业成长的课题。德鲁克送给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是投资人，通用电气这家公司有哪些事业，你会想要买？这个大乎哉的问题对韦尔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韦尔奇作出了著名的策略决定：通用电气旗下的每个事业，都要成为市场领导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否则退出市场”。 德鲁克立足现实，强调实践，并擅长从实践中提炼概念，不断演绎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谓与时俱进。德鲁克对后人影响深远，要想领略他的精神力量，可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他早期的四本著作开始，即《经济人的终结》、《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 宝贵的管理思想遗产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德鲁克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管理思想遗产，今天摘来这些部分与诸君分享：
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 战略管理不是一个魔术盒，也不只是一套技术。战略管理是分析式思维，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不只是一堆数字。战略管理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被数量化的。 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名字、章程和公司条例来定义，而是由它的任务来定义的。企业只有具备了明确的任务和目的，才可能制定明确和现实的企业目标。 使企业遭受挫折的惟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人们很少充分地思考企业的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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