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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长河中，诸葛亮是一位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上至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下至市井平民，众口皆碑、千古传颂的智圣、贤相。为了蜀国的发展壮大，鞠躬尽瘁，廉洁奉公，尽忠尽智的献身精神影响了后世许多人。在我国古代伟人先哲中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敬颂的程度是少有的，名播天下、譽满古今而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原因是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他那卓越的政治、军事、和管理才能成为后世借鉴的典范。他的思想品德和聪睿才智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那么，诸葛亮是怎样走向千古名相、中华智圣而被历代尊崇敬仰的呢？ 一、 渊源的家学和荆襄名士是诸葛亮成名的基础 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阳都。先祖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官至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做过泰山郡丞。渊源的家学之风，使诸葛亮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家乡山东又是齐鲁文化的原地，齐文化孕育出了武圣孙子，鲁文化孕育出了文圣孔子以及孟子、管仲、晏婴等一代名家。诸葛亮出生在山东，并在家乡故土度过了少年时代自然受到了齐鲁文化的孕育和熏陶。这是他走上成名之路的基础。 荆襄之地是诸葛亮的成才之地，诸葛亮从14岁到27岁在荆襄之地度过了他成才的最关键时期。特别是隐居隆中期间，诸葛亮并非消极遁世，甘当老死林泉的隐逸，也没有面壁苦读，而是广博多学，观其大略，不求精熟。将节省的时间精力更多花在走向社会，广交朋友上，其间，或外出漫游，或躬耕陇亩，或抱膝长啸、登高鼓琴，或临川高吟、攀岩对弈。在广泛接触自然和社会实践中，学到了大量的社会知识和工、农、医等济世救民的本领。博览群籍，涉猎了大量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躬耕之余，拜师求教，接触了当时因避战乱汇聚到荆襄的鸿儒才俊。不仅与博学多艺、具有时政见解的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庞统、马良、杨仪、向朗等志同道合的同辈结为知己，切磋学问，相互勉励，畅谈形势，议论古今。而且与庞德公、司马微、黄承彦等前辈名流交往甚密，交谈中，对国家的盛衰存亡，现实的利弊得失，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个人的爱好志趣，纵横捭阖，侃侃而论。正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友们的启发与帮助下，年轻的诸葛亮很快解决了读书求知中的种种疑难，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与社会知识，会通百家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表现出非凡的才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并在胸中酝酿成熟了谋求统一天下的方略，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燕国上将乐毅，时人都觉可笑，认为是山野青年不谙世事的张狂。但与诸葛亮交往密切的师友司马徽、徐庶等都深知诸葛亮的鸿鹄之志，认为他具有辅佐名君，结束战乱而重振社稷的才智，并且学识超群，满腹经纶，认定他必能像管肿、乐毅那样，建名垂青史的奇功伟业。当时的水镜先生司马徽以善于识别人才而称道，他认定诸葛亮是匡扶天下，重振社稷的“俊杰”。庞德公称赞诸葛亮是“卧龙”，比喻这位学识广博，睿智聪慧，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的青年犹如蛰伏的蛟龙，只待期遇明主，便会腾空而起。 二、会通百家未出茅庐定三分是诸葛亮成名的精要 公元207年，诸葛亮27岁。虽征战多年，仍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在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几次登门相请，共图大业，机遇终于等到了，在诸葛亮心中，刘备正是他要选择的明主，因为刘备也是一位胸怀重振社稷大志的英雄，他从镇压黄巾军起兵，转战南北，曾担任过徐州牧、豫州牧等职，又有关、张等熊虎之将，却因无足智多谋的良臣辅佐，屡战屡败，先后曾投靠过吕布、曹操和袁绍，绍败又南下荆州投刘表。在当时的群雄中，诸葛亮为什么选择兵少将寡，尚无基业，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刘备？实际上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隆中，他对当时分霸天下的群雄都进行过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为国贼；孙权割据江东，属“窃命”之为；刘表好谋无决，无四方之志；刘璋孱弱，难成大事。而刘备为帝室之胄，胸怀大志，“欲信大义于天下”，企望兴复汉室又具有百折不挠、礼贤下士、仁厚爱人的气概，身边已有一批文武人才，仍思贤若渴，诚心求才，与自己有共同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刘备能隈自枉驾，三顾茅庐，诚情可掬。因此，经过屡屡测试之后，诸葛亮深受感动，他不但将自己深思熟虑的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和盘托出，而且在交谈中，睿智的诸葛亮又以政治家的敏锐、思想家的缜密、军事家的果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制定了安邦定国，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方针，其中包含了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众多内容，后人称为《隆中对》。刘备闯荡天下多年，终未形成自己图霸天下的思维定势，诸葛亮的一番构思，高瞻远瞩，卓有见识，对刘备来说，无疑是拨云雾而见晴天。难怪他后来感慨地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顺天应时，毅然出山。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后，便积极为刘备集团在荆州的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出谋划策，他提出“游户自实”，使刘备的军事力量很快得到发展，“去梯求计”的谋略既保护了刘琦自身的安全，又为日后抗曹留下了忠实的盟友和有生力量。刘备集团确实在《隆中对》战略计划的指导下迅速发展壮大。 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直取荆州，刘备兵败逃至夏口，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诸葛亮临危请命，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在赤壁大破曹军。至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在《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在赤壁大战中“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等，绘声绘色，成功地表现出诸葛亮临危不乱、辩才无敌、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聪睿才智，赤壁之战不仅使刘备集团转危为安，又占领了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取得了立足安身之地。刘备自任荆州牧，屯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公元211年，刘备率军取益州，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公元214年，在刘备率军攻取益州受阻的情况下，诸葛亮和飞、赵云等率军从荆州溯江而上，分头平定了益州诸郡县，和刘备一起包围了成都。数十天后，刘璋投降。随后又于219年助刘备夺取汉中，促成刘备设坛称王，三国鼎立。攻取益州，是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拓展实力的又一重大进展，至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规划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跨有荆益”已初步实现。 在引导历史走向三分天下的过程中，诸葛亮出山时，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州一郡之领土，但是他早已胸怀四海风云，他所拥有的是天下无敌的智慧与经天伟地的雄才大略。当他只身从山野中走出，以布衣草民之身在二强的风口浪尖之中与天下英雄风云际会，就使刘备从无立足之地，兵少将寡，先依曹操，再奔袁绍，后投刘表面临覆灭的生死存亡之际，逐渐转危为安。并因地制宜实现了联孙抗曹，火烧赤壁，大败曹操。继而又占据荆州，西取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与魏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功地实施了他在《隆中对》中规划的三分天下。 三、尽忠尽智治理蜀国是诸葛亮成名的精髓 诸葛亮辅佐刘备，以自己卓越的聪睿才干、在蜀汉政权的形成中，成为刘备的“股肱之臣”。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总管尚书台事务。章武二年(222)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惨败夷陵，病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即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设丞相府署，不久又兼任益州牧，军政事务不论大小，全由诸葛亮裁决。他开济两朝，治理蜀国二十年，“内修政理”，从根本上改变了刘璋时政治紊乱的局面，凭着自己的真知卓见，广揽人才，选贤任能，形成了独特的养才用人之道。非常注重选任德才兼备者，广泛吸收各地各派各类人才，凡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破格提拔使用，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人。我们从《三国志·蜀书》中可以看到蜀汉官员中很多既才干卓著，又德行优异，蒋琬、费祎、董允、姜维是他选拔为继执朝政和匡扶后主的重臣，他们才干虽远不及诸葛亮，但在诸葛亮死后的29年中，先后秉持朝政，都能完全遵循诸葛亮的治国成规，达到边境无事，国家和百姓和睦安定。 在政治上诸葛亮根据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积弊，制定了严刑峻法的方针。为此，当时的立法大臣法正曾与他有过一场辩论，法正认为，“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蜀汉跨距一州，初有其国，更要“缓刑弛禁”获得民望。诸葛亮答曰：“秦法暴虐，民怨沸腾，故高祖宽仁，以补不足。今刘璋懦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益州豪强，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吾今对症下药，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因此，他亲自与法正等人共造《蜀科》。此外，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详细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 诸葛亮的严刑峻法在具体执行时有以下特点：一是赏罚一律平等，他曾要求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他自己更是无私无畏，“心平如称”地带头严格要求。只要是做了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好事，即便过去是仇人，一定给以奖赏；如果违法乱制，就是贵人亲人及自己也一定惩罚。二是赏罚合情合理、严明而公平，被依法处罚的既有他本人，也有与他同受托孤遗命的权臣；既有蜀中士人，也有多年追随刘备的旧部；既有皇亲国戚，还有与他私交很深者。总之，无错不纠，无恶不惩。三是法加于人，死徒无怨；诸葛亮坚决依法惩处违法犯禁者，同时又能凉解真心认罪服罪，悔过自新者，“虽重必释”，使他们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对那些拒不认罪，巧言诡辩，文过饰非的人，则“虽轻必戮”，以示警戒。马谡被处死时自知咎由自取；廖立被流放至蜀汉边远荒凉的汶山郡，当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廖立捶胸痛哭，慨叹道：“我将终身生活在这戎夷之地了”。李严被罢官为民，其子李丰并未被诛，仍担任官职，得知诸葛亮的死讯，认为再无人能凉解并起用自己，于是满怀愧咎，羞愤之情，病死牢狱。 由于诸葛亮制定的严刑峻法严而不酷，同时又恩威并举，切中时弊，迅速收到了成效，不仅豪族地主不敢胡作非为，新生的蜀汉政权和他本人也很快获得百姓的拥戴，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即使受到诸葛亮亲自处罚过的人，也都对他心服口服，尊敬信任有加。史学家陈寿后来在回忆当年情景时说：蜀国经诸葛亮严刑峻法治理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而且“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而无怨者”。袁凖在《诸葛公论》中也曾称赞说：诸葛亮“刑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一个法制的推行，能得达到这种效果，应该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发展经济方面：诸葛亮根据蜀国山川地理气候的特点，采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方针。都江堰，自秦太守李冰修建以来，一直是蜀中农业的命脉，诸葛亮认为，它是“国之所资”，首设堰官，责令每年有1200名士兵专门修堰补堤，疏浚河道，保障灌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气候适宜种桑养蚕，蜀锦在东汉就已驰名魏、吴。诸葛亮认为“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视为蜀国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鼓励百姓种桑养蚕，大力发展蜀锦生产，并首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四川山岭纵横，地下矿产极其丰富，早在秦汉盐铁生产已经相当发达，汉代又开始了火井(天然气)的利用，诸葛亮又从富国的战略眼光出发，专门设置了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将，把盐铁开采和冶金、铸钱等手工业经营权直接掌握在官府手中。诸葛亮的这些措施，都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蜀国经诸葛亮治理后，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做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农业和许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当时一流水平。成都后来被称为锦官城也由此而来。 在军事和科技发展方面：诸葛亮根据蜀国当时地小人少的弱点，采用了“精兵”的方针。他一方面从国家人力资源不足的实际出发，进行“省兵减将”，另一方面又积极提高将士的作战素质，教兵演武，治戎布阵，培养他们以一当十的气概和本领，以弥补与魏、吴兵力过分悬殊的现实。兵员实行定期轮换制，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年月，也能保证国内有比较充足的劳力从事生产。另外，他还实行屯田制，让边防和前线的将士战时打仗，闲时兼务农业，这样既解决了战争时期后方运粮不继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了因战争而致的经济亏损。为了提高效率，以有限的人力、国力与强大的魏、吴争雄，诸葛亮还十分重视科技发明。蜀道狭窄、山路险阻、运输困难，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提高了运输能力。他还发明了“扎马钉”、“八阵图”、“十矢具发”的连弩等，大大提高了战时的防御和杀伤能力。据《诸葛公论》记载，“蜀国当时虽地小人少，但连年劳师而能足食足兵，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能达到这种局面，充分显现出诸葛亮的治国才能。 在外交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诸葛亮根据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始终坚持执行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荆州失陷，秭归大败，孙刘联盟一度破裂，南中少数民族部分奴隶主和汉族豪强也乘机作乱。诸葛亮从统一大局出发，同时针对孙权畏曹而又不愿臣服的复杂心理，在刘备死后，先后派邓芝、费祎、陈震等人多次出使东吴，重修盟好，终于解决了“东顾之忧”，又亲率大军“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镇压了南中叛乱，同时采用马谡攻心策略以“七擒七纵”的气魄对以孟获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实行争取，对普通百姓在生产上、文化上实行帮助，风俗习惯上给以尊重，感情上加以安抚，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安定了后方，很快取得了“夷汉粗安”的效果。这些措施，在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拓土开疆北伐曹魏是诸葛亮成名的聚焦 诸葛亮为实现他全力辅佐蜀汉帝业，达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的目的，于公元227—234年，率诸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即今勉县老城至旧州铺一带的汉江两岸)以此为根据地向曹魏展开五次北伐。为了解决北伐期间的军需供给，曾在汉中休士劝农，教兵演武，既解决了军资供给，减轻了国内负担，更为汉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人文资源。诸葛亮之所以要举行北伐，是因为夷陵之战和平定南中叛乱后，形成了“益州疲惫”的状况，北伐就是要打破魏强蜀弱的严重局面，开拓疆土，增强国力，扭转坐以待亡的危急处境。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屯军汉中呢？早在刘备夺取汉中之前，法正就建议刘备攻取汉中“广农积谷”。“汉中是蜀的咽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外，汉中既靠近北伐前线，又是产粮地区。因此，诸葛亮五次北伐、出兵、还军始终以汉中为基。 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于建兴五年(227年)起，率诸军北驻汉中开始了长达8年的伐魏战争，其间五次攻入曹魏境内，一次在汉中抵御曹军，《三国演义》称“六出祁山。”终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前线五丈原军中，时年54岁，生前虽未实现其终生抱负，原因在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他那谋求统一的坚定信念以及忠贞不二、效死不渝、鞠躬尽瘁、勤劳王事、忘身忧国、殚精竭虑、奋斗不息的精神，却深深的感染着人们，后人对他的这种未竟之志表示深切的惋惜，杜甫在《蜀相》中感慨极深地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 纵观诸葛亮在汉中8年间的5次北伐，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其一，北伐的历次作战，诸葛亮始终掌握主动权，制敌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第一次出祁山，陇西二郡“皆叛魏应亮”，攻街亭失利，却计收姜维，其浩然军威，震撼魏国朝野。其二是诸葛亮以一州之地，伐九州之国，能屡挫魏军，使蜀军在不利时能泰然班师。如一出祁山，马谡违亮节度，兵败街亭(今甘肃秦安县陇城镇)，但王平能收拾诸营带还，又拔西县百姓千余家及冀县男女数千人以补损失。第二次出散关围陈仓(今宝鸡西南)，粮尽退军时计斩魏将王双。第三次出祁山攻武都、阴平(今四川文县)收复了二郡，大破郭淮、费曜。第四次与“用兵如神，所向无敌的司马懿初一交战，大败魏军，不但斩首魏军3000人，缴获战铠5000套，角弩3100张。而且粮尽退军时将魏将张郃射杀与木门道”(今甘肃天水县)。最后一次北伐使手握二十万精兵的司马懿在家门口眼看着蜀军不敢战，身受巾帼之辱，退不敢追，生怕又中埋伏，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千古笑柄。诸葛亮死后，蜀军安全撤回汉中，司马懿亲自前去视察蜀军遗弃的营垒设施，当看到一切都是那样地严密，准确而训练有素，于是从内心发出感慨：“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其三是诸葛亮摆战场于魏国，把战祸摊给了敌国，虽有部队补给困难的一面，但也不失为上策，弱蜀与强敌较量了8年，不但寸土未失，而且收复失郡，蜀汉军队犹存，领土完整，政治稳定，正如当代史学家范文阑所说“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但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的一生以其忠贞、勤政、聪睿、廉洁等美德获得了华夏民族的普遍爱戴和尊敬，历代统治阶级为他追封加爵，树为楷模，极力推崇。他从隆中出山，到遗命葬定军山的27年中，事先主、扶后主，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而全力辅佐蜀汉基业，南征北伐，呕心历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效忠精神，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他手握大权“权倾一国”却从无觊觎之心，“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后主不觉得他是威胁，群臣不认为他儹越。他廉洁奉公，不增置私产，家中“蓄财无余，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作为摄一国之政的丞相，这点财产当然很微薄。但诸葛亮认为这些家产对后代已经足够了，“子弟衣食，自有余晓。”他不但在世时非常节俭，死后又要求薄葬。因此，勉县武侯墓虽为天下唯一，却与中国历史上其他陵墓相比，显得非常简朴，甚至有些狭小，但他充分显现了诸葛亮一生淡泊明志，节俭清廉的为人品质。虽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风雨沧桑，仍以它独有的古朴面貌巍然屹立在定军山下，并以它富有传奇色彩的聪睿才智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前来观瞻拜谒。 作者单位：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秘 书 长 勉 县 博 物 馆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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