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部分《易经》与中国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动力，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更是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情况，然而在文化思想互相辩驳中却没有一家对博大精深的《易经》提出过异议。可以说，《易经》作为中国文化之母，她的地位可见一斑。 《易经》，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她对中国文化的孕育和传承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原因也就在于《易经》所具有的优秀特质。 我们来一起看看《易经》的本质特点： 浓缩文化：也就是通过高强的浓缩，把一切事物进行概括性总结和精华性通论。 分类化：就是通过对属性和状态进行形象细致的选择和规划，为宇宙间的事物分门别类。 抽象化：就是通过准确合理的方式深入表面的内部，以做到对事物和规律最核心、最本质的把握。 精简化：就是通过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和方式，阐述复杂的问题和概念。 符号化：就是通过卦、爻、五行等符号系统，表示和说明宇宙间事物的能量属性和作用特征。 《易经》的这些系统特点，分别影响了各种文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思路，譬如文学的产生、诗词的对仗、书法的阴阳、音乐的五音、摄影的明暗、服饰的搭配等等，《易经》的思想与思维模式无不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
引言：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表达自己文化思维、人文行为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中国文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并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修辞手法和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对于中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2、
3、 《周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两仪相逢所产生的，两仪相逢演绎为哲学语言便是对立统一，《周易》对两仪的性质有所规定，即一“刚”一“柔”，“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文学艺术是人类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中特别绚丽夺目的一部分。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渗透了两仪相逢的原理。有位外国学者说：“阴和阳渗透了中国文化的主题，并决定了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所以特点，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只有印度文化中的《吠陀》和西方文化中的《圣经》可以与它相比。”（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事实也正如此，《周易》把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一系列观念性的东西，几乎都归于两仪的相逢的产物。由此，《周易》的思想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古代文学艺术家的一切创造活动之中，即使是产生于《周易》之前的一些文学观念（如志、文、言等），都被《周易》用两仪相逢的原理加以重新解释与规范。 我们用比较科学的眼光看《周易》一书，可以这样认为，《周易》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自有古人的智慧和奥妙在其中。《周易》出现以后，就将依附于卦象的卦辞、爻辞加以解释、引申和发挥，改善了《周易》作为占卜范本的性质。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其他诸子著作比较，它有一种对于自然、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进行宏观把握的气势，它企图建立一个反映客观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观模式，它把人的感觉、知觉、意识、情感、行为都纳于这个模式之中。当今我们还在深入探究的三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在《周易》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雏形。所以，文学艺术创作中比如想象创造、情感表现、美学品质、语言传导等，自己也都可以蕴涵其中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文学观念经过《周易》运用两仪相逢的原理被重新加以解释或规范？又有哪些文学观念直接发源于《周易》？我们现在就《周易》全书进行一番综合考察，选择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提挈出两组观念：
第二组就是由内而外，由主观内在的理性认识转化为可以宣示他人的外部的感情显现，这就是“文”、“言（辞）”、“象”等等。另外，还有表现整体的性质、特征及其所发生变化的两大观念：“刚柔”与“变通”。 以上的种种观念是相互交错、彼此渗透的，或者前承后续，或者内感外应而形成而共处的。例如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二十卦名为“观”，是展示与仰观的意思，这里还没有后来的“以心观物”，“以物观物”的深层次体悟，卦辞所举都是以国计民生的情状为观察内容，这与孔子谈诗的作用时，说诗“可以观”的意思是相通的，都是观风俗的盛衰。 人观察外物之后都会有一定的主观感受，于是《周易》中有《咸卦》，“咸”是感的意思，为什么不直接说感？因为感字去掉心，成为咸，以象征无心的感应，这是异性间自然和必然的现象。“咸”又有皆有的意思，因为万物皆有感应，所以用皆与感的含义，命名为“咸”。这一卦，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兑”是少女，表示少男追求少女。另外“艮”是止，“兑”是悦，象征爱情不能三心二意，应当坚定不移地追求，以诚意使对方喜悦感动。可见，男女交感而产生喜悦之情是“感”的真谛，“感”与“情”是一脉相承的，人的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人与物相感的过程之中。 由于《周易》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一系列观念在当时主要还是属于哲学的性质，大部分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它的一些理论转化为真正的文学观念，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职能不同的各个系列，主要是体现在我国南北朝时最早的文学理论书籍——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中宣称，这就是“原《周易》的自然之道”。从首篇至《正纬》四篇中，刘勰在每篇都有赞《周易》之语，他将《周易》所论的“道”、“神情”、“情”、“文”、“辞”看做“文之枢纽”，并对这些观念做了原则性的论述之后，便将它们渗透到全书之中，尤其是在创作之中，自《神思》以下，几乎篇篇都有《周易》的脉络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古古代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发源于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之中，经过了历代文人学士的不断创造，终于成为一个体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这些“比喻”的手法，其实用到的都是《易经》的“类比”思维，就是将具有属性相同或者意义相似的一类事物进行相互的归类比较，以达到意味深长以及更加形象的效果。 衬托即是为了使某事物的特色更加突出，用别的事物来陪衬和对照的修辞手法。 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一文中，写到天然湖的景色：“在这幽静的湖上，唯一活动的东西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这里用到的就是“衬托”的修辞手法，也就是以天鹅的洁白衬托湖水的明净，以天鹅的叫声衬托湖面的幽静。 实际上，这里用到的是《易经》中的“阴阳”思想，天鹅及其叫声是“阳”，湖面及其幽静是“阴”，从而达到“阴阳对应，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 对比，也就是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举加以比较的修辞方法。 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文中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里用到的就是“对比”的修辞手法，即“死”与“活”的对比。 很明显，这里用到的也是“阴阳”的对应，即“死”是“阴”，“活”是“阳”，通过“死活对比，阴阳对应”表达了作者的思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