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歌舞班：有声片开创期的一次审美转型（1931

作者：季晓宇

责任编辑：刘桂清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6年第4期“重写电影史”栏目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从无声电影（Silent Film）转型到有声电影（Sound Film）的过程及细节在诸多史学研究著作中极少被人提及，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将无声与有声这两个阶段分裂开来，而忽略了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电影经历过一段并不短暂的转型过渡时期，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电影业接受“声音”的过程和转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有声片转型阶段并不引起关注的歌舞组织“联华歌舞班”，它从属于罗明佑的联华影业公司，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仅以此名维系了近一年时间，（1）但是它的功绩却不可抹灭。笔者试图从四个角度讨论联华歌舞班与早期中国有声片草创时期的关联，即歌舞班成立之时有声片的发展状况，此时联华影业公司是出于什么原因吸收明月社，那么明月社是具备哪些特质才受到了电影业的关注，最后联华歌舞班究竟为有声片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Part

一

联华影业公司的“声片”复兴计划

1927 年世界电影以《爵士歌手》的诞生宣告了有声片时代的开启，1929 年首部全对白、全歌唱、全舞蹈（all singing，all dancing，and all talking）的歌舞片《百老汇旋律》也正式上映。（2）尽管如此，无声片并没有迅速的终结生命，对于世界电影而言，在无声片与有声片过渡与转型的这几年间，有人甚至称之为“一次无与伦比的革命”。1929 年有人这样说：有声电影的时代是来了，而且它是要站住的。（3）“有声片”作为舶来品正式进入中国观众的视线正是这一年，装置了有声放映设备的上海夏令配克电影院首次放映了美国有声电影《飞行将军》，1931 年，中国第一部自制蜡盘发声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正式放映，自此中国电影正式进入了无声片与有声片交织共存的时代。

和美国电影业初遇有声片时的反应如出一辙的是，中国电影业也随即产生了连锁反应，关于电影是否需要声音的讨论占据了各大电影杂志的版面。有声电影的出现对于市场来说既已成为赚钱的手法和噱头，因此“百老汇的戏剧家，已渐渐占据了字幕编纂家的地位，百老汇的男女演员，也有驱策电影明星脱离影业的趋势，各电影院和许多电影企业家也都购买有声影片的机器和夺取开映的特权”。（4）就在东西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兴致盎然的在为电影“有声”与“无声”的好与坏展开争辩与摸索，以及中国电影“被动”接受声音的同时，面对不容乐观的电影业发展局面，电影工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从事电影事业的人，谁不在天天感念到痛苦和艰难，尤其是从有了有声电影以后”，（5）可想而知，面对西方大批有声片的涌入，电影从业人员并不会兴高采烈地欢呼迎接，他们面临的是完全陌生的挑战和对于电影观念的重新思考，而这无疑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艰难。此时，华北电影公司的经理罗明佑提出了“国片复兴”的口号，紧接着联华影业公司在1930 年成立。

电影《爵士歌手》海报

之所以提出“国片复兴”的口号，笔者认为罗明佑是出于内外两点原因的考虑。

内

因

内因是20 年代中后期国产电影的质量受到了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诟病，他们觉得“一般投机分子，鉴于制片之可以赚钱，也就呼拉乱凑的纷纷组织起影片公司来，驯至剧本缺乏，便拿些神怪小说的本事来胎脱凑数，简直把电影原则上的艺术成分消灭得净尽”，（6）这也是所谓的“神怪武侠影片的反动浪潮”。（7）不仅如此，导致20 年代末期制片行业岌岌可危的原因还出于制片行业的恶性循环，“纵然肯花钱去制成一部非常的片子，他却要到处向戏院主兜售，有时还要降格相就，结果每每亏拆血本。他受过一次教训，在以后的作品便不得不极力撙节费用，他既不肯花钱，便免不了敷衍了事”。（8）

外

因

外因则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有声片大批输入，几乎垄断国内市场，“因为两国语言悬殊和声片来价昂贵的关系”，（9）则“仅能供给通商口岸英美人及通英文者之需要”（10）并且，外国的默片来源逐渐减少，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的声片，在我国国内，因为两国语言悬殊和声片来价昂贵的关系，是只适合于港、沪、津等埠三数家大规模影院放映而已，而此后默片的来源既竭，一两年后，国内大部分的影院——没有装置有声放映机的影院——都要闹着片荒了”。（11）如果模仿美国放映有声影片，“装置一完善之机器，动辄三四万，而有声片价值之昂，比无声片贵至九倍，且欧美之歌曲说白，非吾国人皆能领略”。（12）

鉴于这样内忧外患的种种原因，“自制完善之影片及有声影片，实为目前影业唯一之机会及需要”，（13）所以出于保护国内院线以及复兴国产影片的目的，“感觉得有和国内的制片公司合作，共同摄制精良的国片之必要，一则可以救济这个片荒，二来可以抵制外片的故昂租价，这种联合的运动固然是时势使然的一种趋势，也就是目前高唱入云的国片复兴呼声的动机”。（14）因此罗明佑决定把北方地区的华北电影公司，联合上海的民新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共同组建成立联华影业公司，力图从制作、发行、放映等多方面改变当前的电影业环境。联华影业公司产生了“采用有声电影做复兴的一条新途径，做复兴的一种新利器”（15）这样的想法，制作国产有声电影以及培养有声片人才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罗明佑“国片复兴”这一宏伟计划中的其中一条。在“联华”的规划之中，“第二期计划在上海设有声影片制造场”。（16）如果参照西方的电影业，可以看到美国电影转型拍摄有声片之后获益良多，“开映有声影片的戏院，也都利市十倍，旧金山的戏院在五年里换了十五个经手，及开映有声影片后，几个月内，就赚了十五万美金”。（17）但中国拍摄有声片的环境并不乐观，以“友联”拍摄的有声片《虞美人》为例，“特租假夏令配克为公映之所，租金以日计，每日千元，统计三日，共费租金三千元，连广告等费统计几达五千余金。然以该片卖座虽尚不恶，但以开支过大之故，仍未能获利”。（18）可以看到即便是在30 年代初制作国产有声电影，并不是件“有利可图”的事，也更无捷径可走。

电影《虞美人》（1931）宣传册

因此联华影业公司没有像“明星”“天一”那样急于投入有声片的创作和拍摄。首先是因为语言方面，“有时简直连毗邻的省份也不相通”，其二是经济问题，“建筑声片场和购置机械等非有雄厚的资本不能办到的”，（19）所以联华影业公司决定“本公司对于摄制完全有声片，虽认为办得其道固可财源大发，惟对于制造上成本上及销路上须有充分之考虑及准备”。（20）对于摄制有声影片，在1931—1932 年间联华影业公司保持着中立态度，所以在制片计划中，明确的这样表示：从1931 年9 月起“每月可出版影片三套”，其中“包含有声片一套”（21）排除声音技术的考虑之外，拍摄有声片必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个必须解决的即是语言问题，从各种解决办法来看，“当然以国语为最高的标准”。（22）20年代的电影明星有许多并不会说普通话，这就必然无法出演有声片，包括像电影皇后张织云在内，因为“不能说国语，在开口方面多少觉得不便”，(23) 这就造成了在有声片出现并开始制作后造**才缺失的现象，换言之，如果某位演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此时就能够轻松地崭露头角。第二个问题，既然是筹拍有声片，那么声音的表现除了演员的对白之外，还应该如何展现。联华影业公司在成立之初的制片计划是这样：第一，把默片配上音乐唱歌和真声，第二，用电影方法摄制舞台剧的影片。至于对白声片，那就要暂时加以考虑，不敢胡乱干去，因为对白片“不独在国内为了语言不能统一生出问题，即在美国，也因它减低表演的艺术成分而失却一部分人的欢迎”。（24）这其中所提及的“舞台剧”，即我国的传统戏曲，“先从歌剧入手，似乎营业、制造、表演都容易成功一点”，（25）直接摄制舞台上表演的传统戏曲，刚好成为了拍摄有声影片的一个较为便捷的题材，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就是以这种方式拍摄而成。

电影《歌女红牡丹》宣传页

另外，联华影业公司对于声音元素的挖掘和探索就是音乐歌曲的创作。在电影还处于无声状态的时候，从未有人设想过把音乐加入到电影之中，西方媒体曾这样评论：“中国电影工作者是在《璇宫艳史》在中国上映之后，才了解主题曲的雌性美丽有多大。现在，他们每一部片子都要加上主题曲，就算默片一样。”（26）但联华影业公司还是尽可能地完成了这样的设想，1930 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民新”拍摄的电影《野草闲花》就是一份“配音及局部真音之有声片”的作品。（27）尽管现在看来是一部没有对白的默片，“只在哑片当中，配设歌曲”，（28）但其中“风靡一时的《寻兄词》”（29）却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首电影歌曲，“曾由卡尔登乐队伴奏，由大中华唱片公司和新月唱片公司分别录音”，（30）也是第一张中国电影歌曲唱片。（31）孙瑜回忆“《野草闲花》在30 年代的初期把电影插曲和主题歌提到了重要的组成部分”，（32）这也为联华影业公司发展有声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广泛的口碑。既然要创作电影歌曲，那就需要有专业的音乐人才加入进来，随即他们开始为这份制片计划招兵买马，聘任“上海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博士，指导有声片音乐工作，黎锦晖先生担任歌曲之教练”，（33）另一个规划就是吸收黎锦晖的“明月社”并入联华影业公司，成立联华歌舞班。

1 2

3

1. 《野草闲花》宣传页
2. 《寻兄词》
3. 《野草闲花》剧照

这便涉及最后一个拍摄有声片的重要问题，就是罗致人才。不同于无声片时期对于演员的要求，“对于演员虽也一般的要注重表情，然焦点已移在发音上了”，换言之，有声片时期要求演员对于声音的表现无论对白或是唱歌都有了要求，“对白唱歌发音吐字，应十分的准确清晰，句语也应非常的流利纯熟，口气中还须尽量的表现出个性”。（34）这样的要求或许对于没有练**过发声、发音的一般演员来说非常困难，但是对明月社团体而言，既有表演舞台话剧的经验，也能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唱歌。因此联华歌舞班的成立似乎成了有声片初创时期非常合乎时宜的事。

Part

二

联华歌舞班：“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与转型

联华歌舞班的出现并不偶然也绝非容易。30 年代初期“中国音乐方才走到将要进步的时期，无论在声乐和器乐方面都感觉到是一种原始的形态，尤其是在中国器乐缺乏，复音歌唱方面也无合唱，跳舞方面尤其逊色，所以用歌舞来号召好像是不大容易”，（35）正如上文所提及，歌舞班的成立是电影业转型期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的产物，当然也是中国电影有声片开创时期的必然产物，或者可以说，它更应是罗明佑提出的“国片复兴”的结果。对于联华歌舞班曾被这样描述：为了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的目的，他们还在北平设立了联华演员养成所，在上海设立了联华歌舞班。（36）实际上，联华歌舞班并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联华影业公司组织的团体，它的主体部分是由黎锦晖创办的少儿歌舞团体明月社。

作为一个专业性的歌舞团体，明月社到过各地进行演出，收获了很好的评价，“过去的如在上海——中华歌舞学校曾在上海、广东、香港、南洋等地方，表演的成绩，是非常博得社会一般人的信仰与好评！亦乃中国教育界之创举。到了前年的冬季，他又率领了一部分乐队，与歌舞表演员，特去已成为古都的文化中心的北平，后来他的成绩竟打破了北平那种沉闷的空气”。（37）黎锦晖成立明月社这样的团体，有文章指出“不单是赚钱，他的宗旨是提倡儿童教育，宣传国语运动，一面着急演员来练成健美体格”。（38）实际上，黎锦晖是希望利用儿童歌舞来达到宣扬国语的目的，这一无心之举为他能够带领明月社的大批演员顺利地进入电影业做好了铺垫。

黎锦晖

出于有声片制作的考虑，联华影业公司特意成立音乐歌舞学校，吸收了明月歌剧社以及明月音乐会，“以期造就此项专门人才，并聘请黎锦晖担任教练，所有从前黎氏所创办之明月音乐会会员，及歌剧社社员，如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等均全体加入为基本队员”，（39）其中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受聘为联华歌舞学校教授之职”，（40）被出资“收购”的明月社则是音乐歌舞学校的一部分。那么黎锦晖同意这样一桩“生意”的原因并不纯粹，有文指出明月歌舞团“因经费问题不能维持”，“全部人员，已划归联华公司演有声片”，而团员进入到联华影业公司后每月都有工资收入，黎锦晖则是“演映其著作时，抽若干之版税”。（41）据黎锦晖回忆，联华歌舞班的成立过程是“联华影业公司经理罗明佑想把‘明月’的全部团员吸收过去，组成歌舞班”，而他认为“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团员也感到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全体赞成”。（42）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黎锦晖带着明月社的歌舞演员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最初的想法的确是为了“歌舞演员的新出路”。（43）而对于联华影业公司和明月社来说，这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关于联华歌舞班的成立时间一直各有说法。陆洁的日记在1931 年3 月8 日中清楚地记载了罗明佑宴请明月社全部人员的事情：“锦晖之明月歌舞团由北京回来，罗与谈定改组为联华歌舞团，夜宴全团人员于华安。”（44）而且在1931 年3 月25 日《申报》登有一篇《联华影业公司之盛会》的新闻，文中提到联华董事长何东爵士来沪参观：“参观后，在第二制片场举行茶会，由该公司歌舞班主任黎锦晖亲奏钢琴，王人美、黎莉莉诸女士表演歌舞”，（45）也就是说明此时联华影业公司已经对外宣称了歌舞班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歌舞班应该就是在3 月时成立，而不是多数著作中所写的5 月份。

1931 年3 月27 日，联华影业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成立，地址坐落于“本埠爱文义路（小沙渡路西）（46）一二九号”，成立当天召开大会，“由该公司司理黄漪磋等代表公司前往参与致辞，会中各有演说，并由王人美女士代表学员全体致答词”。（47）同时，联华影业公司在《申报》上登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考练**生启事”，具体内容为：名额为歌舞组女生三名，年龄为15—18 岁，要求中学程度，能说标准国语且**过歌舞者，待遇方面是初试及格者先试**一期，供给午晚餐，复试及格者供给膳宿，并按月津贴零用十元。学**六个月久，再定薪数。另外音乐组男生三名，年龄15—22 岁，中学程度，并**过器乐或声乐，能对谱奏唱者，待遇与歌舞组一样。（48）可以看出，联华影业公司迫切地想要为今后发展有声电影寻找人才、培养团队。歌舞班的组织“采取主任制”，黎锦晖担任主任，负责管理和音乐指挥，下设艺术组、音乐组，分由黎景光、王人艺负责，王人美、黎莉莉、严折西、谭光友等分别为演员和乐师。（49）

←

黎莉莉

王人美

→

（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联华歌舞班成立之后，联华影业公司并没有急于投入有声电影的拍摄，而是让老团员带着新进的学员进行歌舞演出，孙瑜回忆，“这时我在联华编辑部工作，为了发掘电影新人，曾随同歌舞班到南京、无锡、苏州一带演出《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儿童歌舞，留意物色培养对象”，（50）这不仅可以宣传公司，同时也为新学员积累舞台经验和培训专业知识。首次公演是1931 年5 月17 日，在首都南京的世界大戏院，“观众异常拥挤，虽遇大雨不见消减”，（51）演出反响强烈，大受欢迎。随后，1931年6 月在上海奥迪安大戏院开始了近一个月的音乐歌舞大会，广告上这样介绍：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由名震南北我国第一流音乐歌舞团体——明月音乐歌舞团体、明月音乐会、明月歌剧社组织而成，为我国新兴歌舞之正宗，全体四十人曾随黎明晖女士遍游南洋各埠，得侨胞赞美，为祖国增容。（52）不仅如此，广告上还详细地列出了参加演出的人员名单，一为歌舞明星，二为奏演人员。歌舞明星有张静、王人美、薛玲仙、胡笳、韩国美、陈情、白丽珠、万山青、于知乐、英茵、杨枝露、董芳菲、魏叶娜、于斯咏、严华，奏演人员是王人艺、严折西、黎景光、张弦、谭光友、江涛、张其瑟、张其琴、张簧、聂紫艺、严励、宋廷璋。（53）从这样一份名单上可以看到联华歌舞班的组成体系，不单有擅长歌舞表演的演员，同时还有具备专业音乐素养的乐队，说明联华歌舞班并不是临时组建起来的草台班子，而是具有专业背景的音乐歌舞团队。

在“九·一八”战事打响以后，联华歌舞班的全体成员在公司的组织下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同人抗日救国团上海团”，随后他们便公开演出“爱国歌舞表演”筹集资金作为抗日救国团的活动经费。但这次活动的开展却引发了一个小插曲。这场在上海法租界黄金大戏院举行的歌舞表演，集合了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及全体乐师三十余人共演出约八个歌舞节目，在《申报》上连续多日登出广告，“所有门票收入，联华所得部分除开销外悉数移拨补助联华同人救国团经费”，同时撰写的宣传词是“国难声中之兴奋剂，准备起来共赴国难，从速参加以示爱国”，广告上还专门登出黎莉莉的头像漫画以及一位露出香肩美腿的女性。（54）就是因为这样的广告意外地遭到了鲁迅的撰文“批评”。

联华公司总经理罗明佑（左起第三）赴美考察影片事业，在FOX电影公司的留影。

鲁迅在文章中这样写：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的手里的。（55）这是写于12 月份的文章，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出鲁迅对于这则广告措辞的不满和讽刺，但并没有特别针对联华歌舞班的歌舞演出和王人美等人。在黎锦晖后人的回忆文中称，在1933 年蔡元培和鲁迅接待萧伯纳的活动时，黎锦晖也刚好在场，鲁迅对此事向他表示了抱歉。（56）当然如今已经无须探查这起事件的真相，但能够感受到联华歌舞班的表演活动在当时的上海社会的确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以至于褒贬各一。而就是在经历过数次的舞台演出之后，联华歌舞班的成员正式开始了拍摄电影的工作。

Part

三

“青春化”歌舞表演与“不完全”有声片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