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

2017-01-02 沈志忠 农史研究资讯

作者简介：沈志忠(1968-)，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史》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考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一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掌握了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二十四节气正是劳动人民认识气候变化的经验结晶。我国古代历法自商周以来就是阴阳合历，为了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之间的关系，必须设置闰月来调整季节。为了合理置闰必须掌握节气，准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因此，节气与置闰成为我国传统历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点。

人们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相隔15天左右，有着大体固定的日期。二十四节气表明了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于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未有统一的看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略加整理、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二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可考的最早的一个朝代。商人已知采取了设置闰月的措施来调整“太阴经月”与“太阳纪年”二者的差异，这在甲骨学界已取得共识。那么，甲骨文中有没有关于节气的记载呢?也就是说，商人是否已经能够测得夏至和冬至，这在学术界尚存争议。

董作宾先生力主商人已经能测定“日至”，然而他用以证明其结论的两项卜辞材料，据常正光先生考证，是不能成立的。李亚农先生也曾认为商人已能测定“日至”，但温少峰等先生认为李先生对据以论证的卜辞的释读完全是错误。

那么，甲骨文中到底有没有测定“日至”的记录呢？温少峰等先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从卜辞文例和先秦文献考察，认为卜辞中有关“至日”的记载，就是指的“日至”，不仅“日至”称“至日”，测影以定日至也称为“至日”，我们认为，温、袁二位先生的解释，颇有道理，可从。

另外，甲骨文中又有“日南”、“南日”的有关记载，据肖良琼先生研究，这可能就是后来《左传》所记“日南至”(即冬至)的雏形。

从客观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商人也应该能够测定“日至”，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陈久金先生对《夏小正》所记载的星象、太阳方位、斗柄指向和物候等的研究，《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夏小正》源于夏代而作于春秋”，它应该就是从夏代流传下来的历书。

《夏小正》有五月“时有养日”和十月“时有养夜”的记载，《传》曰：“养，长也”，也即《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言的“日长至”、“日短至”，也就是说，当时已出现有关夏至和冬至的记载了,如此看来，商人也应该能够测得夏至和冬至。

其二，通过对我国原始聚落及氏族墓地的布局（包括墓向、人骨头向）的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有了明确的方位概念和依天象定方位的方法。殷墟发掘中发现南北向的宫殿基址方向与今日的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一致的。同时甲骨文中记时用语已有旦、明、朝、中日、大采、小采、大食、小食、昃、墉兮、昏等等，说明其对于一日内各个时段的划分已相对细致、明确。而时刻和方向的决定显然与观测太阳、测定日影有关。并且“殷人已掌握了给木表以水平地基，和以绳悬垂来验证木表的垂直度的技术”。可见商人已有能力测定日至，虽然其所测数值，未必很精确。

殷墟宫殿区卫星图

 

三

如果说，学术界对商人是否已能测得日至尚存争议，那么对西周时期人们已能测定日至，则观点较为一致。目前，有关节气记载的最早文献记录见之于《尚书·尧典》：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据研究，“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分别相当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据竺可桢先生推定，这是约公元前11世纪（殷周之际）的天象。可见这一时期已有了二分二至的原始概念。根据《周礼》的记载，西周时期有冯相氏之官，“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也提及观察冬至、夏至的太阳和春分、秋分的月亮，以定四季。此外，《周礼》当中还有多处关于夏至、冬至的记载，如：

《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

《夏官·柞民》：“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

等等，这些记载说明了西周时期，人们不仅测定了二至，也测定了二分。

到了春秋中叶，约公元前7世纪，土圭测量使用十分普遍，对于一个回归年的日数可以测量得非常准确。从《左传》、《国语》等古籍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已经出现“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同时，除两分、两至以外，四立节气也已出现。《左传》中有多处记载，如：

《僖公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昭公十七年》：“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庄公二十九年》：“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等等。从这几段文义来看，可知在春秋时期，除了两分、两至，四立也已确立。

 

四

我们认为，二十四节气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理由如下：

首先，这一时期已能确定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定位。《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由于史官失职，乱了历法，忘了闰月，竟使冬至节气出现在二月己丑，负责望氛祥的梓慎也未加纠正，只是《左传》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写冬至而写“日南至”，引出了履端（定一年起点）和节气定位问题。《汉书·律历志》记载了这件事：

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闰，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节气的天文定位，是按12次来进行的。把每一次分为初、中两段，于是太阳运行的整个圆形轨道（实际是地球绕日公转轨道）分成了24份。太阳刚进入某一次，就是节气；到达这次的中点，就是中气。《左传》时代，已对每宿次的初与中都作了测定，才能对不履端、失闰之事提出批评。这次计算节气、中气，“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影）最长”，据此推算，时间在公元前530年-公元前330年之间，与昭公二十年前后相符。所以说，至迟在战国时代，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定位已经确立，并且有了节气、中气之分。另外，就考古材料而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了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在一件漆箱盖上的星象图中有关于28宿名称的记载，可见28宿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确定了。既然28宿能够精细测定，12次自然也能精细测定，每一次的起点（初）与中点（中）也能精细测定，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必将有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的地下新发现。

曾侯乙墓星象图

其次，二十四节气系统在战国时期已实行应用于许多方面。这套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自不必说，同时它也被推广应用于医疗理论与实践，《内经》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日为一候，三候十五日为一节气，六个节气为一季（时），四季为一年（岁）。五运六气不仅统辖到年、季、月，而且“候亦同法”，也管到每个节气、每个候。

不仅如此，这套系统也用于政事，普及于基层和民间。隐居楚国深山的鶡冠子，在其著作中也讲到了这套系统的应用：

天始于元，地始于朔，四时始于历。故家里用提，扁长用旬。乡师用节，县啬夫用月，郡大夫用气分所至，柱国用六律。里五日报扁，扁十日报乡，乡十五日报县，县三十日报郡，郡四十五日报柱国，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鶡冠子·王铁第九》）

这是一套严格的行政报告制度，按政权组织形式，依不同的节气间隔向上级报告一次。

第三，战国时期，文献中也已出现了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这方面的材料主要见之于《黄帝内经》、《逸周书》和《吕氏春秋》。《黄帝内经》已如上述。《逸周书·时则训》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排列。这个节气系统，这种排列在《逸周书》的时代出现，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吕氏春秋·十二纪》是综合《逸周书》的《月令》、《时则训》二篇而写成，这从内容上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关于《逸周书·时则训》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的传承关系中，有一点颇令人迷惑不解，即《时则训》中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排列，而《十二纪》中明确作为节气名称的只有八节。按理《逸周书》的二十四节气名称与现在相同者不应多于《吕氏春秋》，因为它更早些。也许是因为八节（即二分二至和四立）都在每季的初、中之月，需要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十二纪》对于其他节气因而略而不述；也许是汉人按《淮南子》来订正《逸周书》二十四节气名称，这一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许将来地下实物能解开这个谜。

 

五

综上，我们认为，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萌芽可能源于夏商时期，当时已能由测日影而定冬至、夏至，西周时期人们进一步测得春分、秋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测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八节已经确立。战国时期随着二十四节气天文定位的确定，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形成，并在秦汉之时趋于完善并定型。二十四节气的创立，使劳动人民能够更恰当地安排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大大促进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直到今天，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信息来源

此文原载《东南文化》2001年第01期，注释从略，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