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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黄文杰所著《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这是中国内陆学者关于杨德昌的第一本著作，详情可见 我们如此热爱杨德昌，但从来没有人真的去专门研究他。 目前本书已在虹膜微店上架，扫描文末二维码即可购买。 文 | 黄文杰 杨德昌所有的电影中，有两个女性角色直接地追问并质疑生命意义，她们身上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反省自觉和价值失落，值得特别关注。 其一为《恐怖分子》中的周郁芬（(缪骞人饰）。她是一个处于创作瓶颈期的作家，因为「讨厌当时上班的生活」，「怕一辈子就这么过了」，而辞职在家专事写作。 《恐怖分子》（1986） 作为一个作家，她习惯以自身生命经验为创作素材，「刚开始的时候靠着一点文笔，一些读书时候的事」，就算不是自己的事，「人物、事件都是听过的，密密麻麻的，记了一大本，但这样写，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她觉得「用光了情绪」，「过去的三十几年，这么快就用完了」。 这即是说，她的整个人生意义都是有限的，「用光了」后更变得空洞乏味，对她的写作再也无法提供创作上的灵感，也就没有价值了。 而反讽的是，她当初以为辞职、写作就可以「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结果每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还是发现自身处于一个循环的雷同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 她小说中的文字说明了这一点：「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通过周郁芬的旁白念出这句话，她那种空洞无趣、苍白枯燥的生命感受昭然若揭。 《一一》（2000） 另一个角色是《一一》中的敏敏(金燕玲饰)，她的生命体验与周郁芬如出一辙。当婆婆(也即敏敏的母亲)中风昏迷后，医生嘱咐他们全家要常常跟婆婆讲话，说「这样可以刺激她的知觉」。在跟婆婆讲了几天话后，敏敏却崩溃地哭了起来： 「怎么跟妈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一连跟她讲了几天，每天讲的一模一样，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几分钟就讲完了。我受不了，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怎么这么少呢？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 敏敏说每天的生活「几分钟就讲完了」，和周郁芬说三十几年的人生「这么快就用完了」，抒发的是同一种无奈的喟叹：人生是如此的苍白、贫乏；而敏敏说「怎么这么少」，更直白地道出生命价值的稀缺、人生意义的凋零，无怪乎她会把自己形容为「就像个傻子一样」。 不出意外的是，这个「傻子」也听从别人(她的一个同事)的意见抛家弃子上山清修去了。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曾在著作中论述：「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突然觉得生活没有了内容。」敏敏的痛苦烦闷，就是这种精神状况的绝佳写照。 《一一》（2000） 值得重视的是，敏敏和周郁芬一样，也发现了生活内容的单调、雷同与重复，而她对生活的描述，与罗洛·梅在《人的自我寻求》中对美国郊区市民生活所作的描述极其相似： 「郊区市民为这种空虚的生活提供了最为清晰的画面，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同一时刻起床，乘坐同一列火车进城工作，在办公室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同一个地方吃午饭，每天给女服务员同样的小费，每天晚上乘坐同一列火车回家，养育两三个孩子，培植一个小花园，每个夏天去海滨度两周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假期，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就去教堂做礼拜，年复一年地过着程序式的机械生活，直到最后在六十五岁时退休，在那之后不久就会因为心脏病而去世，而且这种心脏病很可能是由于受压抑的敌意而引起的。不过，我总是私下怀疑，他会不会是死于厌烦。」 可以说，两者共同描绘了一种可以预见、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的人生图景。用《恐怖分子》中周郁芬的话说，是「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是「毫无变化的重复」。 西西弗神话 这种人生完全就是加缪在西西弗身上所看到的「图画」的翻版：「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 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所不同的是，加缪从西西弗荒谬的处境和无尽的苦难中看到「充实」与「幸福」，而杨德昌电影中的「傻子」却只有沮丧、苦闷与痛苦。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曾如此论述精神生活与运动的关系：「精神生活的发展与运动密不可分……假设我们已经对个体的所有运动都了如指掌，那么我们能想象得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停滞了。」鉴于周郁芬和敏敏千篇一律、一切皆可预测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借用阿德勒的话说，她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停滞了」。 《恐怖分子》（1986） 虽然杨德昌一早就察觉到了这种死水般的人生实质，但创作前期他还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生命状态。比如在《恐怖分子》中，周郁芬一直心有不甘地努力追寻生命的意义，通过结婚、生孩子、写小说，不断地探寻「新的开始」，结果都不能如愿，整个过程痛苦不堪。 但杨德昌毕竟还是给了她另外一种选择： 她离开了李立中，重归旧日情人沈维彬（金士杰饰）的怀抱。虽然因为影片结尾的多义性，她的新生活被再度毁灭（沈被李枪杀，是影片提供的开放剧情之一），但杨德昌至少提供了一种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恐怖分子》（1986） 而到了《一一》中，杨德昌明确地宣称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新的开始」从来不曾到来，一切重回老路。片尾敏敏下山回到家中，对NJ说，山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信徒们「每天轮流地」跟她「讲同样的东西，每天都要重复几遍」，原来他人的生活跟自己的一样苍白贫瘠。 而NJ也对她坦陈自己曾和初恋情人约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以为重来一次会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有那个必要」。这也就是说，不必羡慕他人，人人生活都同样枯燥乏味，重来也没意义，既然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不如（或者说唯有）硬着头皮继续面对惨淡的人生。 有很多人认为《一一》这种处理是跟生活的和解，杨德昌在《一一》中由从前的激愤变得平和了。这种观点或许可商榷。笔者以为，《一一》的结尾，揭示的恰是一种更无奈的痛楚，一种更深刻的悲哀。换言之，西西弗的宿命与痛苦根本无从摆脱。这种苍凉感或不是「平和」所能概括的。 《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一书从五个部分，切入杨德昌作品的现代性批判这一核心，分别具体地探讨了精神、道德、教育、媒介、暴力批判之于作品的内涵与落脚点。 虹膜邀请作者黄文杰给虹膜读者准备了独家签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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