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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吴戈兮被犀甲 《国殇》是屈原《九歌》组诗中颇为特殊的一篇。《九歌》的其他各篇，大多是描写缠绵的爱情，充满了浪漫气息；而《国殇》却是描写壮烈的战争场面，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正是第一句中的“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是不产犀牛的。但在历史上，犀牛在中原分布的北界曾经直抵黄河一带。不但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犀牛的骸骨，甚至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动物遗骨中，也有犀牛的遗骨。 犀牛是一种厚皮动物，坚固的犀牛皮自然成为先秦时代武士“护身衣”的首选材质。《国语》里就有“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的记载，意思就是射死了独角犀，并用它的皮做成大盔甲。对于武士甲胄的旺盛需求显然是犀牛分布区在春秋时期之后以大约每年半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退缩的重要原因。在犀牛资源日渐匮乏的情况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转而采用较易获得的牛皮制甲。 实际上，当时制作皮甲的技术经过近千年的进步已经颇为成熟。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首先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由于锋利的青铜兵器的出现，促使人们改进护身装具的性能。到了商朝时期，主要的作战服逐渐形成皮甲。在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的南墓道中曾经发现了商代的皮甲残迹，出土时皮革已经腐烂成粉末，只是甲面用黑、红、白、黄四色漆彩绘的图案纹理仍遗留在土上。残迹最大的直径在400亳米左右，据此认为是整片的皮甲，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比较可信的一个实例，时间大约可以推定为商代后期，其整体面貌大概与存留到今天的原始甲胄相近。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之后，中原的皮甲制造工艺完成了两项比较大的变革：一项是把整片皮革制成的具有固定形式的皮甲改为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而裁剪的大小相去形状各异的革片，在片上穿孔，用绳连缀，构成可以部分活动的皮甲。另一项皮甲制造工艺的变革则是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把两层或更多层的皮革合在一起，表面再涂上漆，使其更美观耐用，称为“合甲”。在湖北江陵天星观l号墓曾经出土的战国时期皮甲，全甲共用甲片66片，其中胸甲和背甲各3片，肋片8片，甲裙52片。甲裙由4排甲片组成，每排13片，甲片均上窄下宽，微外弧。甲裙先横编成排，然后纵联，上下两排通过甲片中部的穿孔做活动编缀，下排压上排，可以灵活向上推叠活动。 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记录皮甲制造技艺的古代文献，齐国的一部官书：《考工记》。其中规定了专门制造皮甲的工匠（“函人”），也有了规范的式样，“凡为甲，必先为容”，只有按照这样的规定制出的皮甲，才能保证密致坚牢，穿着合体，便于作战。《考工记》的面世既说明当时皮甲制作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也反映了当时皮甲的使用非常普遍，身着皮甲、手持青铜盾牌的武士，能够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刺击。甲是当时军中的主要防护装具，几乎每名武士都有一袭皮甲。军中有多少副甲就相当有多少兵士。“带甲十万”也正是从这时起成为表示军队兵员实力的代名词。 始皇帝的地下军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与地中海世界的青铜时代同样流行青铜盔甲不同，中原各国并不热衷采用青铜甲胄。这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青铜远较兽皮重，穿着使用不便利，只能采用甲片编链的方式制甲。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经过多年的生产经验积累，华夏列国的皮甲已经制造得相当牢固，足以抵御青铜兵器以及粗制铁器的穿刺。 这可能也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留给后人的地下军阵——兵马俑——中的士兵仍以皮甲为主的原因。这个时期的皮甲与以前的比较起来，制作工艺更加精良，已采用了像现代一样的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皮甲制作业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春秋战国时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甲身又由胸甲、背甲肩片、肋片和大领构成。甲片的编缀方法为：横向均为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均用多片甲片编缀起来。 已知秦兵马俑陶俑坑群包括3座陶俑坑和1座未建成的废弃坑。仅在一号坑，东端就排列着全身穿着战袍的战士俑210人，其余每排68人，前后、左右成行，共计204人，组成方阵的后卫。坑的中间，排列着有38路战车和步兵的纵队，组成军队的主体。这些兵马俑的服饰，甲衣塑造逼真，甲片的编缀方法也交代得很清楚，与真实的甲胄编缀一般无二，护腿、靴、履等细部，都塑作得非常具体，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秦俑中战车兵的皮甲比战国早期皮甲更灵便适用，简化了披膊的编缀方法，将长而笨的甲裙改为短的垂缘、但是为驭手增加了长甲袖和手护，增强了防护效能。 此外，皮甲的结构款式又根据将兵的不同等级而有较大差别，森严的等级制度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甲胄装束上可见一斑。一般士卒所披的是具有甲身、披膊和垂缘的皮甲；下级军吏的甲只有胸甲，用两条背带十字交叉系于背后，甲片大小与士卒的皮甲大致相同，但外侧有宽缘；高级军吏的甲胄是以整片皮革作底，胸部以下缀以小型甲片，结构细密，周缘饰彩色图案，胸部平素无甲片，但缀结有花饰彩带，有的双肩有小甲片编缀的披膊。不过，所着服装的色彩，尚看不出有等级贵贱的区别。 对于秦兵马俑，特别是高级将官的陶俑是否身着金属甲片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皮甲仍是兵马俑主要的护体工具则是毋庸置疑的。兵马俑出土的兵器几乎全为青铜制造是一个旁证，而另一个间接证据则是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许多记载从反面向我们道出秦甲质地是皮革而不是金属。在这些秦简律文中，出现了大量关于“赀”的规定。按照《说文》的解释，“赀，小罚，以财自赎也”，即令犯罪者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实物或金钱来抵偿徭役或刑罚。有关“赀”的规定次数累计共有144次，而其中“赀甲”就达87次之多；譬如在宫殿宿卫的武士，若擅离职守，每人罚甲二领。这说明了作为卫体使用的“甲”的制作工艺的技术门槛不高，民间能够制作，其原料也较易获得。云梦秦简之中，凡是被处以赀罚兵器的，仅有“盾、甲”而已。其他武器诸如戟、戈、矛、剑等均无一被作为目标，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些武器除原料系金属，个人难以采取外，其制作工艺水平也是相当复杂的，恐非一般个人所能为。这实际上就是反证，秦甲的主流仍是皮甲。 从皮甲到铁铠 虽迄今未见实据，但秦俑中将领所着甲胄系铁制这一说法也始终不乏拥趸。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战国时期，铁制盔甲已经出现在中原的战场上了。《战国策·韩策》中说：“当敌则斩坚甲、盾、鞮、鍪、铁幕。”注曰：“铁幕，以铁为臂径之衣。”这种能防护到手臂部分的铁衣，就是早期的铁甲。 铁兵器在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青铜的熔点比较低，冶铸所需温度不太高 （这意味着冶炼难度低），所以它早在殷商时期就得到较早的应用。相反，冶铁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步履艰难，直到春秋时期，中原才掌握了生铁冶炼技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铁都无法取得和青铜一样的性能优势。最早使用铁器的楚国，其铁制刀剑在东周时期以昂贵锋利著称，但即便如此，仍旧不能与吴越所产青铜宝剑媲美，可见当时华夏诸国的冶铁技术还极其落后。直到战国时期，由于发现了钢铁热处理的技术，并与块炼钢技术结合，铁兵器普及的技术障碍终于被克服了。实事求是地说，和整个世界文明的横向比较，在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才进入铁器时代的华夏诸国已经远远落后了。 另一方面，铜矿、锡矿终究比较少，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于是，在战国时代，铁制兵器登上舞台，遂使以前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减色。而到了西汉时期，铁制的兵器排挤青铜制的兵器，占据绝对优势。由于传统的皮甲无法抵御锐利的铁制兵器，这又反过来大大刺激了铁甲的发展。 战国后期的铁范、叠铸、铸铁柔化等技术到西汉时期已臻成熟，成为冶铁业的常规工艺。铸铁脱碳处理进一步发展，开始有意识地在高温下炒炼生铁，熟铁由生铁炒炼而成，再经渗碳成为钢，铸铁脱碳成钢的工艺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到西汉时，铁甲逐渐替代皮甲成为主要防护装备，出现了“铠”与“甲”的区分。“铠”字从“金”，显然是个晚出的形声字，先秦文献从来有“甲”无“铠”。“铠”字见于汉代的《说文》。段玉裁在注释里说明，“古曰甲，汉人曰铠。古用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表明当时军队已经改用铁质的甲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铁）“铠”与（皮）“甲”的本义区别逐渐湮灭，演变到今天“铠”“甲”更是变成同义，此是后话不提。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汉代铠甲大都用铁甲片取代了秦代时的皮革甲片，款式和秦代差不多，由甲身、钎（汉代对披膊的称呼）和护领组成，甲身由长条形甲片用麻绳编缀而成，和秦代不同的是，此时的铠甲出现了胸前开襟，并用铁钩扣连的款式。钎和甲身下缘用鳞片编缀而成，横向固定，而上下可以伸缩自如。汉代铁甲都有衬里，衬里的外层是皮革，内层是绢类织物，甲的各边缘用织锦包边。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一领铠甲，后人称之为“刘胜甲”，就是有披膊和垂缘的“鱼鳞甲”，由2244片鱼鳞甲片编缀而成，方口领，前胸对开襟，用丝线做拌扣连。甲片用丝绳组编，披膊的腋下封口形如短袖，披膊与甲身下缘6排甲片为活动编缀，其余为固定编缀。总重16.85公斤，属于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的器物。虽然其用甲片编缀成整领铁铠的方法，基本是仍沿袭着先秦皮甲的传统方法，但铁甲片的形体远较皮甲片为小，且全部用同样尺寸形制的甲片，由此可见铁铠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 自西汉以后，甲片的形制和编组方法变化不大，随着钢铁加工技术的提高，铠甲的精坚程度日益提高，类型也日益繁多，所防护身躯的部位逐渐加大，功能日趋完备。百炼钢出现于东汉，自春秋时期开始掌握块炼钢技术以后，使钢铁冶炼技术前进了一大步。随后发明的铸铁脱炭钢和将薄铁片反复折叠锻打的百炼钢技术，使钢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东汉末年的陈琳在《武库赋》里称赞这种铠甲“百炼精钢，函师震旅”。 不过，铁铠的成本毕竟要比皮甲高得多，使其装备的数量受到了限制。汉军中一般的情况是，骑兵除盾外，均身披铁铠。步兵防护装具则有所区别，重步兵披铁铠，轻步兵则穿皮甲。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犊《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武库兵车器集薄》，记载的是当年东方某一武库的武器名称和数量，其中甲有14.2万件，而铠的数量不到其一半，只有6.3万件。也正因如此，铠甲一定程度上成为武士的象征，军中将士对其无不爱惜。譬如西汉名将周亚夫的儿子为他父亲专门买了500具铠甲盾牌作为日后随葬品，以表示对其父亲的崇敬之情，结果这不幸变成了酷吏口中“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的欲加之罪，迫令一代名将含恨而殁。而《三国志》里也记载了东吴将领吕蒙因为一个同乡军士拿了老百姓的斗笠来遮盖铠甲就将其处决的事情，一方面固然说明吕蒙治军森严秋毫无犯，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卒爱惜铠甲这一珍贵的资产，毕竟那不是私人物件，而是“官铠”。 汉代的铁甲又被称为“玄甲”，这是因铁是黑色金属而得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说，霍去病“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自茂陵”。汉武帝为了哀悼这位年轻将领，调发边郡匈奴属国的武士，身穿黑色的盔甲，排成长队，从长安到茂陵为霍去病送葬。到了三国年间，魏文帝以十万大军耀兵广陵（今扬州），除了留下“天设长江以限南北”的感慨之外，还在《至广陵于马上作诗》留下了“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的诗句以显示大魏武骑千群的赫赫威势。 正是在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甲骑具装”的萌芽。所谓“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指骑士与战马都披甲或铠的重装骑兵。官渡之战（公元200年）前，曹操在《军策令》中提到：“（袁）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当时袁绍有步兵10万骑兵l万，而马铠才有300具，只占骑兵总数的区区3％左右。但没过几年，统一北方的曹操征讨西凉马超时（公元211年），已经能够“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恐”，随着冶炼技术的继续进步，这样的重甲骑士更将迎来“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的黄金时代。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郭晔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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