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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7日，韩国KBS电视台向我提出采访要求，缘于去年10月在韩国公州百济时期公山城遗址发现有“贞观十九年”铭的皮甲等遗物，提问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皮甲？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是任何一位中国考古工作者都很容易回答的常识性问题。由于采访时间有限，且翻译又不专业，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先秦皮甲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军队装备皮甲的历史悠久而长远，从先秦时期直到清代，经久不衰。只是它在军队常备的个人防护装具中的地位，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有所不同。在青铜时代以青铜兵器为主要格斗兵器的作战军队中，皮甲胄是主要的个人防护装具。进入铁器时代以后，钢铁兵器取代青铜成为军中主要格斗兵器，铁铠也取代了皮甲成为主要的个人防护装具，但是与青铜兵器不同，皮甲并没有完全退出战争舞台，而是配合铁铠继续使用，仍旧是军中装备的重要个人防护装具。
先秦时期使用的皮甲，目前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时代最早的标本，是从河南安阳殷墟1004墓中出土的整体皮甲残迹。皮甲仅存残迹，是皮革腐烂后遗留在土上的纹理，有黑、红、白、黄四色的图案花纹（图1）。发现的两处残迹，最大径都在40厘米左右，看来是一种整片的皮甲。
此后到两周时期，以车战为主的军队装备的个人防护装具仍主要是髹漆皮甲胄。所以直到《考工记》成书时，记述甲胄制作技术的“函人为甲”中，叙述的就是皮甲。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已在湖南等地的东周墓中不断发现皮甲实物，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还发现过保存颇完好的卷放的皮甲，但是一直缺乏复原研究。直到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发掘中获得了数量较多且保存情况较好的髹漆皮甲胄标本，并进行了仔细的揭取复原研究以后，才使先秦的皮甲胄的面貌呈现在今人面前。这些皮甲胄的皮胎，为未加工成革的生皮。皮胎外髹黑漆或深褐色漆，一般要髹二至三层，有的甲片先髹红漆上面再髹黑漆。用宽0.6～0.8厘米的丝带编联成甲，丝带用朱砂染成朱红色，正是古代文献中所记的“组甲”。至少清理出13件随葬于曾侯乙墓中的皮甲，并多带有皮胄。此外，还清理出马胄和马甲，有的马胄和马甲上不仅髹漆，还绘有精美的装饰图案。由已复原的皮甲胄来观察，当时的制作工艺相当规范，据保存比较完整的3件，可知皮甲都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构成，并都配有1件由甲片编缀的皮胄，合成1套完整的皮甲胄。甲身由胸甲、背甲、肩片、肋片及甲领组成，胸、背、肩、肋的甲片系固定编缀，随着所在部位不同而形状各异，编好后全形类似“背心”状，再在肩片上缘编联向上斜张的大型甲领。甲裙一般由4排甲片编成，每排横联14片，甲片上窄下宽略呈梯形，作固定编缀，由左向右依次叠压，形成口窄底阔的圆圈形状。各排甲片的大小稍有不同，下排的甲片比它上一排的尺寸略大，其圈口上缘正好套住上排圈口的下缘，然后通过甲片居中的一组穿孔作活动编缀，因此下圈甲裙可以向上推叠至上圈甲裙的外侧，使披甲的战士弯身时，得以俯仰自如。甲袖由较小的半弧形甲片编成，多用上下13排甲片联成整只甲袖，每排甲片横向作固定编缀，大致构成下面不封口的圆环状，除最下面相当袖口处的一排外，其余各排所用甲片数量相同，有的皮甲用4片，也有的用7片，最上面肩部的一排甲片尺寸最大，向下各排依次减小，然后把各排之间作活动编缀，形成上大下小可以伸缩的袖筒。再将左、右两只甲袖与甲身左、右的肩片联缀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皮甲。皮胄亦由各式甲片编缀而成，顶部居中是纵向凸起的脊棱，两侧各联一半球状的顶片，构成圆顶。前额缀一倒“凹”字形的甲片护额，自颜面两侧向后悬垂两排胄片，用来遮护双耳和脖颈。在清理时曾据3号甲胄对所用甲片进行过分类，把它们划分为A～W共23型，其中A～L型共12型25式183片组合成皮甲，M～W型共11型14式18片组合成皮胄（图2）。复原以后，这件皮甲从领缘至裙底高约84厘米、肩宽48厘米、胸围119厘米、袖长40厘米、裙底围156厘米，它可以有效地防护战士躯体自颈至膝的各部位，长而厚重的甲裙，不利于长程步行战斗，而适用于站立在战车上作战（图3）。在发掘曾侯乙墓以后，继续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东周墓中发现过髹漆皮甲胄，其中以在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和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髹漆皮甲胄保存较为完好，可以进行复原研究。经过复原以后，可以看出天星观1号墓和包山2号墓随葬的髹漆皮甲胄，从形貌到制作工艺都大致与曾侯乙墓皮甲胄相同，只是天星观1号墓的皮甲没有甲袖，也没附皮胄，而且在皮甲片内附有木胎，这是只有这里出现的特殊作法。包山2号墓出土的皮甲则除一些细部外全与曾侯乙墓皮甲相同，具有甲身、甲裙和甲袖，并有大型甲领，也附有由皮甲片编缀而成的皮胄，复原后皮甲长约96厘米、胸围126厘米、袖长56.8厘米，编组甲胄亦用丝带。其余各处出土的皮甲，均已散乱无法复原，但从残存甲片的形制观察，也都与曾侯乙墓皮甲甲片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东周时期南方系统皮甲胄有着大致相同的形制和工艺规范，曾侯乙墓皮甲胄可视为代表。还应看到在曾侯乙墓3号皮甲胄所用23形共39式甲片中，除了裙片和袖片的横排甲片基本相同外，其余部位的甲片外形和大小多有差别。原来制作时，需要用多种金属模具来加工，据统计至少甲身片需19副模具、甲裙片需4副模具、甲袖片需5副模具、胄片需18副模具，总计需46副之多，工艺相当复杂。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已拥有技术熟练的专门工匠，甲胄制造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各部位的甲片形状、尺寸不同，因此不能互相代替。因此不但使甲胄制作费工费时，而且战斗中有部分损坏，极难及时修配。甲胄所用甲片的形制，如此缺乏标准化和统一化，又表明当时甲胄制作工艺处于发展期，距成熟期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队组织相关联，由于全中国当时分割成各自独立的诸侯国，自然影响了甲胄工艺的发展和技术交流。同时使用髹漆皮甲胄的是战车上的车士，他们的身分都在士以上，随葬有髹漆皮甲胄的墓中所葬死者多为贵族高官，曾侯乙更是小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还有以金属饰片装饰皮甲片的实例被发现，例如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出土多达193件贴饰于皮甲片上的金属饰片，其中有以金箔或银箔制作，也有以锡、铅、铜、硅、铋金属及非金属成分的合成物所制作，可辨识出68种不同形式及花纹，纹饰以蟠龙为主体，还有三角纹、兽形纹等，饰在皮甲片上显得极为华美。这些都表明制工精美的髹漆皮甲胄，是为高级贵族准备的防护装具，因此制作时不怕费工费时，所以当时人们并不认识甲片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等利于大规模生产的手段的重要性，自然难以被提到日程上来。
图2
图3
关于先秦时期战车辕马披挂的马甲实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没出土过，因此当时无法论述，只能就《诗·秦风·小戎》和《诗·郑风·清人》中关于“驷”和“驷介”的诗句，提出当时是否存在金属马甲是值得继续寻求实证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首先在曾侯乙墓中清理出髹漆皮马甲，虽然复原整领马甲尚有困难，但防护马头部的皮马胄保存较完好。综观已复原的皮马胄，是用整块皮革模压而成，鼻脊近平，顶部正中压出圆涡纹，两侧开出耳孔和目孔，两腮压成凸出的云纹状腮护。皮胄表里均髹黑漆，上有以朱红、金黄等色绘出的纹饰，有蟠曲的龙、兽，也有纤细的勾连云纹等图案，均极细致精美。至于皮马甲，仅能复原部分马颈甲和身甲，颈甲的编缀方法近于人甲的甲袖，由5排甲片编成，每排5片，作固定编缀，然后上排压下排，作活动编缀，可套护住马的胸颈。身甲有1件保存稍好，分左右两部分，每部分由4排、每排6片组成呈长方形的护甲，因留有一圆穿孔，故在其上覆盖由3片甲片组成的圆盖，所以共用甲片27片，左右两部分合起来全副身甲共用54片。编成后约横宽115、高65厘米，可以遮护马的躯体。目前这件甲片缺失较多，左边仅存14片，右边存19片。后来在包山2号墓发掘中又获得了保存较完整的皮马胄和马甲（图4），马胄亦以皮甲片编缀，由顶梁片、鼻侧片和面侧片共6片皮甲片组成。马甲胸颈部分由25片甲片组成，分5排，每排5片。身甲由48片皮甲片组成，亦分左右对称的两部分，各为4排，每排6片，特殊部位的甲片形状也有区别。复原后马胄长66厘米、最宽处74厘米，胸颈部分长70厘米、最宽处约60厘米，身甲长横宽130厘米、高约60厘米。拖驾战车的辕马披上厚重髹漆皮甲，可以有效地护卫它的头、颈和身躯，避免敌方兵器的伤害，使战车发挥威力。
图4
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观察，模拟当时战车兵、步兵和骑兵的陶俑身上的铠甲，主要应模拟着皮甲的形貌。
汉代皮甲
到了汉代，钢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军队也大量装备钢铁制作的防护装具，但皮革制作的甲胄仍继续使用。汉代称皮甲为“甲”或革甲，以与铁铠区分。居延汉简中也常记有“革甲”和“革鞮瞀”，表明皮革制作的甲，当时仍为配合铁铠使用的辅助防护装具。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坟墓中，发现随葬的木简牍内有1枚木牍，两面书写，正面首行所书标题为《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永始为汉成帝年号，四年为公元前13年。因所葬死者师饶生前任东海郡功曹史，墓中随葬的木牍如《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等，均系东海郡行政文书档案，故武库兵车器集簿也应为东海郡武库的兵器簿，这也是迄今所知仅存的西汉时郡级武库所储兵器装备具体完整的记录。兵器簿所记兵车器物分为乘舆兵车器与库兵两大类，前一类应属为汉帝中央所存储，后一类应为东海郡地方库兵。所记库藏兵车器中，防护装具中的铠甲，有钢铁制作的“铠”，也有皮革制作的“甲”。仅牍上第四栏所记即有“甲十四万二千三百廿二，铠六万三千二百廿四，鞮瞀九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除整领的铠甲外，库兵中也存储大量未编成的甲札，有“铁甲札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九十九、革甲十四斤”。可见东海郡武库中储存的铠甲中，皮甲所占比例相当大，或许反映出当时地方的军队中防护装具的实际情况。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汉代皮甲实物标本不多。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木牍“从器志”记有“紴甲瞀各一缯缘”，应为一套皮制甲胄，惜皮甲已散乱，仅在椁室出土一些长方形甲片。在长沙西汉墓和乐浪汉墓也都出土有已散乱的皮革甲片，可知当时革甲的甲片，也与铁铠甲片尺寸大小和形制近似。长沙南郊候家塘西汉墓出土革甲片分长方形、方圆形和椭圆形等几种形式，均为薄革两相夹合的“合甲”，最长的6厘米，一般的只长3.3～4.5厘米，与同时铁铠甲片相近似，估计编缀方法和编成的革甲形貌也应与铁铠相近似。
隋唐皮甲
隋唐皮甲隋朝军队沿袭着北周的传统，特别重视重装骑兵——甲骑具装，这由隋炀帝举倾国军力征伐高丽时骑兵的建制和装备可见一斑。大业七年（611年）炀帝由蓟城发兵，“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应作‘缁’）缨拂，建六驳旗。”其中“兽纹具装”，实应为“虎纹具装”，即同于南北朝时的“具装虎斑突骑”，只因唐朝时避“虎”讳，故《隋书》中改“虎”为“兽”。《隋书》中这段记载，生产地描绘出隋军以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的真实面貌，并表明重装骑兵中所装备的钢铁质料和皮革质料的铠甲、具装铠比例相当，各占1/2。每一单独建制的团队，骑兵所披的铠甲、战马装备的具装铠的质料相同，而且色彩统一，华美规整。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以重装骑兵——甲骑具装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时，骑兵军容最光辉的写照，也说明当时在隋军主力部队中装备的个人防护装具，其材质是钢铁与皮革并重，铁铠和皮甲的比例相等。
到了唐代，《六典》记十三种甲制中有皮甲，与铁甲（包括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和锁子甲）一样是军队装备的实战用铠甲。依唐律规定，皮甲与铁甲一样，都是不准许民众私自持有的禁兵器，如有违犯，处罚是很严厉的。《唐律疏议·擅兴》记述有对唐人私有禁兵器的刑罚：“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有甲罪重，有弩坐轻；既有弩四张已合流罪，加一满五，即至死刑，况加甲二领，明合处绞。私有弩四张，加甲一领者，亦合死刑。”特别注明：“铁甲、皮甲，得罪皆同。”。
目前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唐代铠甲实物较少，只曾在西安曲江池出过322片散乱的铁甲片，与汉代铁甲片相比较，它们的形体较为窄长，穿孔数量增多，表明制工和编缀更加细致（图5）。过去在新疆米兰也发现过唐代残铁铠的甲片，大致也是这种式样的。出土的唐代随葬俑群和墓室壁画中，常可以看到模拟披铠武士的造型，特别是墓室壁画中，武士所披铠甲有的描绘的很细致，如贞观十七年（643年）长乐公主墓和乾封二年（667年）韦贵妃墓中墓道壁画，又以后者所绘铠甲的甲片类型和编缀方式富于变化（图6）。至于唐代皮甲甲片的实物标本，仅曾在新疆曾出土过。是英人斯坦因从米兰遗址发现的唐代髹漆皮甲片（图7），推测其材质是骆驼皮，甲片总体呈长方形，尺寸大小不一，从平均23／4×2英寸到约41／4×21／16英寸最多的有7个穿孔，上有同心圆、椭圆和类似逗号或反写的S形等纹饰，是用刮擦的方法透过不同的漆层取得的，看来是应用了“剔犀”工艺尚未成型的早期形态的“锥毗”工艺。
图5
图6
图7
韩国公州出土的皮甲
去年10月12日，韩国公州大学博物馆公布一项考古新发现，在公山城百济时期的畜蓄水设施内出土了一领髹漆的皮铠甲（图8），并在甲片上发现有汉字楷书朱漆铭文，可辨明的有“□□行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图9）、“王武□”、“大□典”、“□□绪”、“李□银□”等等。而且在发现皮甲地层之下层还出土了马甲（图10）和一匹马的骨架，但是没有发现马具。出土物还有大刀、长55厘米的匕首，以及推定为胄的铁片等，铁片长12～18厘米左右，其上髹漆。皮甲铭文所记“贞观十九年”，“贞观”为中国唐朝时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十九年即公元645年。
图8
图9
图10
公山城遗址出土的贞观十九年铭髹漆皮甲资料公布以后，发表过看法的韩国学者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皮甲是百济的铠甲，另一种认为是遗留在百济公山城遗址的唐代皮甲。
在公元7纪的朝鲜半岛，正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分立，由于新罗与高句丽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新罗与唐结盟共同对付高句丽。唐贞观十九年，正是唐太宗率兵亲征高句丽的一年，当年因士卒寒冻，无功而还。此后直到高宗时战争不断，直到总章元年（668年）才因泉盖苏文死，高句丽内部争斗，才被李勣率兵灭亡，设安东都护府。在这一阶段高句丽与新罗的战争中，百济与高句丽结盟对付新罗，并乘机取得对新罗战争的局部优势，侵占部分土地。所以新罗不断请求唐廷出兵征伐百济。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应新罗王金春秋的请求，唐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伐百济，百济灭亡。
从公山城出土甲片形制来看，与中国传统的铠甲片相同，其形制及编缀用穿孔的情况，皆与出土唐代甲片及壁画中所绘铠甲的甲片形制相合。在有关高句丽、百济、新罗的考古发现中，高句丽的铠甲资料出土较多。而在今韩国境内出土的古代甲胄遗物，大量的铠甲和马具装铠实物，均出土于古伽耶地区。还没有关于百济的资料，因此缺乏可与这次出土皮甲进行比较研究的百济铠甲实物。且百济当时虽使用汉字，但从未有奉用唐代年号的历史记载，公山城出土甲片上的铭文及纪年与唐代有关，因此很难排除皮甲为唐代皮甲的可能性。
至于以黄漆髹皮甲表面，应与当时流行的“金甲”有关。军中统帅的铠甲可能真正使用黄金装饰。如李世民破洛阳王世充后凯旋回都城长安，“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而一般所谓金甲，并非是真以黄金制作铠甲，而是将甲片表面涂以金黄色。且不一定真鎏金或贴金，而是髹以金漆。目前在唐墓出土的随葬陶俑中，有的铠甲局部涂饰金色，特别是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有作为太子卤簿的甲骑具装俑，马面帘额面涂金，至今仍光采灿烂。（编者注：限于版面篇幅，文中注释省略）（杨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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