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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周晓平、沈龙朱、沈虎雏 二排左起：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三排左起：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 四排左起：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
照片摄于上海，时间是1946年夏天，地点是淮海路上的万氏照相馆——这个照相馆来头很大，创办人是中国美术电影创始人万氏四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
照片上的家庭，是现代中国不多见的文化世家，一百年来文心相传、书香继递。香港作家董桥说，这个家族的成员，为读书人树立了典范，他们的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规矩贞静的教养。
昨天，北京隆冬的朔风，送走了这个家族硕果仅存的长辈周有光先生。在度过了111岁生日后，周有光在睡梦中安详离去。
96岁时，周有光送走了结发70年的夫人张允和（1909-2002）； 108岁，他送走了家族最后两位同辈：100岁的妻妹张充和（1914-2014）、95岁的妻弟张寰和（1919-2014）； 109岁，他又送走了81岁的独子周晓平（1934-2015）——对于年登大耄的老人来说，这一次的精神打击太大了，不久他就住进医院，三个月里三次被下达病危通知，又奇迹般的出院。回到家后，他对家人说，风暴已经过去了，我好起来了。只有身边的保姆知道，半夜里，他还是会偷偷的哭。 如今，周有光先生跟亲人们在天上相聚了，我相信在最后一刻，他的生命里，不是恐惧和悲伤，而是欣慰和喜悦。 张家三婿：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
2015年5月22日，109岁的周有光和104岁的杨绛，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有过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当保姆把周有光的轮椅推进杨绛的病房时，常年谢客的老太太脸上掠过一丝羞涩，他们彼此的第一句话，是“久闻大名”。时光很幽默，让有缘的人都沉默——谁都不会想到，当代中国堪称历史活化石的两位文化老人，在即将走到各自生命终点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聚首。
见面纯粹是礼节性的，时间非常短，在场的所有人恐怕都不会真正懂得，这次见面对两位世纪老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命，跨越几个朝代，都曾送走了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灵魂伴侣，又都曾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升沉宠辱看遍，心底或许早就没有了波澜。
短暂的会面以后，周有光被推出杨绛的病房，他让保姆把轮椅停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的走廊上，望着窗外车如流水马如龙，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一年以后，杨绛撒手人寰。又过了半年，周有光离去。这两位文化老人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意味着代表近代中国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瓜瓞绵延的文化世家，从此成为绝唱。 青衿之志，白首方坚
周有光是常州人，周有光的太太张允和是合肥人；杨绛是无锡人，杨绛的先生钱锺书也是无锡人。杨、钱、周、张，在十九世纪末年，都算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诗书人家。周有光家族因为太平天国而衰落，张允和家族却因为太平天国而勃兴，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则都是民国年间有赫赫声名的大人物。
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里，仿佛冥冥之中注定的，四个年轻人的家族，几乎同时聚集到了江南文化的渊薮——苏州。
1917年，11岁的周有光和8岁的张允和，几乎同时跟随各自大家庭，搬到苏州。
有意思的是，周家从常州搬去苏州，是因为常州太“落后”——整整90年后，周有光回忆说，常州、苏州、上海，离得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洋。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而张家从上海搬去苏州，则是因为上海太“先进”，在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母亲陆英看来，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并不适合孩子们的成长，而苏州的温婉娴静，却历来是读书人家理想的居所。
六年以后，13岁的钱锺书和12岁杨绛，也几乎同时来到了苏州。1923年，苏州城里，同时有三个中学生的身影：张允和在自家创办的乐益女中，钱锺书在桃坞中学（今天的苏州四中），杨绛（那个时候她还叫杨季康）在振华女校（今天的苏州十中）。
这一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从静安寺去学校，坐着有900年历史的独轮车，奔向了代表现代文化的教会大学。此后几年，另外三位中学生几乎走了和周有光一样的人生之路：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在收归国立之前，清华是最有名的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今天的“新东方”；杨绛先进东南最负盛名的贵族教会学校东吴大学，继而北上清华，在古月堂与钱锺书许了月下之盟；张允和没有念教会学校，但她读书的光华大学，却是从圣约翰退学的五百师生勉力创办的，与母校依旧关系千万重。
这以后，张允和跟着夫婿周有光，去了东洋：进了日本京都大学；杨绛则跟着夫婿钱锺书，去了西洋，进了英国牛津大学。
再以后，这两对夫妇的人生轨迹，都被人们所熟知——升沉宠辱各不相同，却从各自角度，叙述一段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的心史。 上：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下：钱锺书、杨季康夫妇。这样琴瑟和鸣的诗书人家，是传统中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家庭典范。
周有光先生去世后，绝大多数官样媒体，对他的盖棺定论，是“汉语拼音之父”。在我看来，这个概括固然不错，然而格局太小。也不奇怪，在技术理性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对一个人物的最高褒奖，往往是看他在器物层面的工具性价值——发明了一个什么技术啊，写了多少著作啊，办了多少企业啊，创造多少利润啊，等等等等。一个像孔子那样述而不作，一生潦倒如丧家之狗的人，即便能为万古长夜开一缕微光，在当下这个时代，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周有光的最高价值，在于他主持设计了汉语拼音方案。
然而，真正读懂周有光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最可宝贵精神内核的方式，是把他们个体的生命史放在阶层变迁与家族继递的谱系中解读。
周有光的祖上是商人，张允和的祖上是武人，但无论因何发家，到了周有光、张允和这一代，长辈寄望儿孙的，都是诗书传家。这倒不是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说，奔向“现代”的进程，对于像周、张这样的大家族的子弟而言，或许就是顺理成章，平铺直叙的事，而对一个老大国家来说，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旅程，尊重文化，尊重知识，进而尊重文化人、尊重知识人，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
很可惜的是，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历史的倒车，屡屡可见，叫人扼腕——南京大学好几位老院士，民国时候接受的教育，一生成就斐然，但是子女却因为种种政治运动，中学尚不得未毕业，终生潦倒。
周伯通一百岁以后，有一次向郭靖讲解《九阴真经》，说了人活着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比赛长命，等你活了一百岁，“老天爷自会代你把仇人都收了”。
话是笑话，不过，去春杨绛，今冬周有光，两位人瑞的谢世，自媒体上都大大热闹一番。真心哀恸的不少，瞎凑热闹的更多。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最吸引眼球的一点，莫过于他们的长寿：杨绛活了105岁，周有光活了111岁。
这种远远超出常人的生命力，固然叫人惊叹。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物理生命延续的时间长短，更在于有限生命里焕发出的人文之光。杨绛先生洁身自好，至死笔耕不辍，已令人动容；周有光先生百岁之后，依然放眼全球，这十年他常说的一句话，“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见识？年纪越大，思想越新，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文怀沙先生快要一百岁了，范曾先生也八十了，翻云覆雨都风光得很，但在很多人心里，恐怕都要学着孔子骂一句：是为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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