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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内陆媒体围绕“死亡税率”引发了一场争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发布了由他领衔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成果。他指出，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这对企业意味着死亡。他认为“死亡税率”才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死亡税率”的说法，由此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 与此同时，内陆两位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也公开指出了中国民营企业高税负问题。一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比美国高35%” ，“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一是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导致生存不下去”，“‘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 这些言论，再次触发了全社会对民营企业高税负的讨论。 为此，有关部门相继发表了系列反对“死亡税率”这一提法的文章，如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就转载了财政部和税务局所属学者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认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表述有片面、不严谨之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提出要“理性看待宏观税负水平”。 实际上，内陆税费之高已是社会定论，否则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没有必要三令五申地要求“清费减税”，只是对是否已成为让企业濒临绝境的“死亡税率”，各方见解可能不同。 李炜光调研发现的许多问题都不容忽视：一是企业所得税比较重，影响到了企业的投资创业和技术创新；二是劳务税高（所谓劳务税就是职工的“五险一金”），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大陆劳务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三是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都很高；四是“营改增”之后，由于只有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可流转出去，但工资、设备折旧、管理费、运输费、融资成本等都不能抵扣，反而增加了一部分企业的税负。即使企业严重亏损，该交的税一样都躲不掉。 在对民营企业的调研中，有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这至少说明大陆总体的税负水平已拖累了企业经营，令实业界一身伤痛。 前些日子，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也发布了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该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这里的“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其中中国内陆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位。世界平均总税率是40.6%，香港为22.9%、新加坡为19.1%、台湾为34.5%。近四年来，世行公布的企业总税率，中国内陆一直在此高位徘徊，没有丝毫降低。 应当说，无论是李炜光的调研，还是曹德旺、宗庆后的呼吁，或是世界银行的税负报告，都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国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3.1%，与5年前同期的25.2%，已呈“断崖式下跌”。这多少标明民间投资正渐趋“寒冬期”，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也在步入“跑路潮”——好的企业搬往欧美，中小企业转战越南、柬埔寨等国。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下行期，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更加强烈地体验“税痛感”。因为大量企业遭遇到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提高、产能过剩、利润锐减等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本身就在下降。虽然政府一直在清理行政收费，但有些附加费未减反增，如残疾人就业保障、城建、教育、土地管理等附加费、工会费等，有些地方前减后增或边减边增，使得企业整体负担加重。2015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8.4%，但其中非税收入增长28.9%，可见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并未真正减少。 中央决策层是了解税费过高现状的，所以近年来一直提出清费、降价、减税等财税改革目标。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均剑指企业成本太高的痛点。但其中，减税降费的难度或最大，因地方政府财政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实际上收入缺口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有的省、地区负债率已达100%，100多个市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甚至超过了100%。对这些事实上已经“破产”的地方政府来说，要它们实施减税降费，无异于虎口拔牙。 但无论如何，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之根本，不可重创重伤，决策高层必须要对来自于民营企业的喊痛声、叫苦声予以重视——不能把自己家辛苦养大的“金鸡”都赶到别人家去“下蛋”，更不能允许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方式，而是要给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以孵育更多的“金鸡”、产出更多的“金蛋”为根本——真正为企业减少税费负担。这肯定需要长远眼光和有效措施，或减少增值税的比重，或像欧美等国一样只对企业利润征所得税，等等，方式方法可不一，但宗旨必须明确，因为企业只有真正减负了，实体经济才可能重整旗鼓，中国经济的空心化问题才能得以有效缓解，经济发展才能重新积聚活力。 文/周兼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期，总第6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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