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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政治、经济、国防，当然是三个很重要的部门，教育也许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门吧！ 一、历史上西方的教育 1、希腊的教育 希腊社会上当时有一批“哲人”，也有人称之为诡辩家，他们到处游行，教导青年，发表许多奇怪的辩论，造成当时希腊很坏的风气。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了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他旨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来挽救当时诡辩学派的流弊。但他实际上也是沿用诡辩派的方式，即用“言辩”方式来启发思想，只重在求得一公认结论而已。 （2）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大弟子，他著有《理想国》，里面有一节很详细地阐述他理想国的教育制度。他说：“一个孩子生下地，就应该交给国家，由儿童公寓抚养，使他们认不得父母，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国家的公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籍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治国的领袖则归之于哲学家，这国家便能实现哲学理想。一切教育都配合此哲学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讲理论，并不顾及人生个别的内心要求。但此书对西方却是影响甚远。 （3）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大弟子，他阐讲教育，没有柏拉图偏激。他认为一个国家教育要配合这个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他有句名言“人类是一个政治性动物。”所以教育要配合政体。此话脱胎于柏拉图，但没有柏拉图讲得具体。 上面三位哲人在当时看到希腊盛行的诡辩学派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弊，他们想设法补救，提出他们的一套教育理论，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时马其顿已很快并吞了希腊，希腊人也没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论了。 2、中古时期至近代的教育 （1）中古时期的教育完全掌握到基督教会的手里。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来祈祷于上帝与天国，那是流弊。 （2）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兴起国民教育。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如果人类教育专以国家为前提，由各自国家的政府专为养成其所需要的国民而确定教育制度，决定教育方针，这一种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如普法战争时期的德国小学的国民教育，几乎是军事教育，以配合他们政府的国策，国家是他们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这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3、现代西方的教育 （1）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民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这一教育专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从知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它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则为个人自由与现世享乐。然而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 （2）西方现代教育的流弊。“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与“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则是中乘之才。同时职业必带有专门性，专门了便不自由。决定做医生了，就不可能再想做律师。天给予人的禀赋不同，有人适宜音乐，有人适宜文学。社会环境又如此复杂。中国俗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教育专讲知识和职业，对社会必然会发生两大影响： 一是，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你学工，我学医，他学法律，各不相关。 二是，使得人与人尽成为比赛。每一行业里都免不了有一个竞争，竞争中却只许少数成为杰出的，其余大多数全落后了。那么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专为陪衬旁人做跑龙套，好来烘托出一两个叫座的主角呢？ 所以说，知识和职业教育，虽说给你平等机会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限于少数人，失败的必然是大多数。在失败者的内心里，一定会感到苦恼，产生怨恨，进而变成一种忌刻心理。所以这种个人自由的教育，虽有极大贡献，也有病痛。西方人到今天尚不深切感到这种病痛，正为他们在个人自由教育之旁，还有“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存在。 （3）今天的西方教育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宗教教育。一到礼拜天，人们进入教堂，大家全一样。因为上帝看人是不分智愚成败一律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在这时候，内心上是完全沟通了。由于此种宗教修养，无形中弥漫到全部日常人生中，这在社会风气、心理习惯上，影响是深微难言的。所以今天的西方，虽科学极发达，总还离不开宗教。如果没有宗教，就会走上柏拉图理想国的道路。 二是，国民教育，或者说国家教育。 三是，个人自由教育，即知识和职业的教育。 西方在此三项教育的配合下，才发生了他们今天教育的功效。他们教育的成功，在这三方面的配合；他们教育的流弊，也在这三方面中摩擦。 二、中国历史上“广义”的教育 1、中国文化一向看重“人文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 （1）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教育学。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所尽力发挥提倡的一种教育思想，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士从教育陶冶中完成了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2）“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之最高理想和最高信念。儒家的这种教育，包含着一种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与西方的宗教精神又不同。儒家不主张人出世，而教人即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儒家的教育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它给予每个人以莫大的鼓励，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这一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其极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人内心得到安慰与满足。 （3）“尊师重道”。西方社会最尊的是牧师，是耶稣。中国社会最尊的是“先生”，即师，是“圣人”，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耶稣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因此中国人常说“尊师重道”，历史上从来都如此。道寄托在师，在先生，在士君子的身上。西方人的道是耶稣出世之道，由上帝那边来；中国人的道是现世眼前的道，由孔子来，也可以说是从人之“天性”中来。中国人看道高于一切的。因此从“道”来看世界，则一切无分高下，都属平等。虽高尊如皇帝，也要尊师重道。在孔子的庙堂里，在孔子教训下，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说，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实可比拟西方宗教。 （4）西方因为有了宗教，故可推行他们近代的国家教育，而不致有什么流弊。我们没有像西方般的宗教，如果抹杀孔子，专讲国家教育，则皇帝大总统便成至高无上，人无疑都是一样的，相差的不过是“权”与“位”，权与位由竞赛而得，得到者毕竟是少数，如果没有宗教教育而专推行国家教育，其势必走上极权政治，其势必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 （5）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所代表的是“法统”，教育所代表的是“道统”，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也要屈抑在代表道统的师之面前。所以，在中国，道统远超法统之上。 2、中西双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异点 （1）儒学与中国佛教之争。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孔子之道便衰微了，宗教精神凌驾在教育精神之上。很多皇帝拜倒在沙门膝下，纵然是唐太宗，也尊玄奘为国师。遂激起韩愈的“辟佛”“尊师”之诤议。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是指知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而言；传道才更是师之真职分。韩愈所争者，是道在孔子，不在释迦、老子，故释迦、老子不得为人师。 （2）儒学与佛教、耶稣教精神之相异。中国人传统的道统观念是人文精神的，故必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尊道崇道，其实是尊崇人。人的尊严在道德人格上具体呈露了，在师的位分上具体代表了。佛教传入中国后，改口说“人人皆可以成佛”，不必再待出世与来生，所以中国人较易接受，这才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耶稣教来中国便不如佛教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因上帝只此一位，耶稣也只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为上帝，皆可为耶稣。耶稣教人获得满足的在出世，在身后，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而儒学教人获得满足的即在现在，在当生，即在其本身之现实生活上。故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 （3）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复活时代。那是的中国人，不再想做佛菩萨，仍想做士君子、做圣贤了。这时期最伟大的人物，首先允推范仲淹范文正公。他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与宗教精神。另一位大儒张横渠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两位大儒的话可使我们想见中国人之所谓“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别人、为大众、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所以说它是“人文精神”。同时又具有“宗教精神”，但因其不主张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 三、今天中国“狭义”的教育 1、近五十年教育的现状 “教育救国”是五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一般意见都认为长夜难明 救国的主要途径。可是最近一二十年中，这种观点却逐渐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对“教育救国”失去信仰了。一般关心国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学校我、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师和一般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国，抑且对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轻视。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教育，从某个角度看，实在是失败了，至少没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们所抱的希望与理想。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2、近五十年教育失败的原因及后果 （1）教育应该从比较广泛的看法来讲，不要太狭义，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已尽了全部教育之能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小学直升到大学毕业，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国家、社会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我们决不能只以学校时代年轻的一段作为教育功能的全部。我们几十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后，发现学校和社会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又须另求适应。然而进入社会后便没有教育了。我们今天的教育与其他部门是隔离的，学校和家庭、社会没有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没有配合，教育没有收到预期的功效。总之，教育不该仅限于学校，教育也不该仅限于青年。 （2）这五十年来的国家教育，政府只知道有国民教育的重要，虽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有相当的成绩，但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国家的信仰未能建立，法律制度天天在摇动，国家教育没有尽到其最大责任。一个青年，在小学、中学里有国家，出了大学进入社会，便不免以个人为重，国家为轻了。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造成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是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中国人进小学进中学，都是别有用心，都想借了国家教育的机会，来爬上他们个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趋向求知识谋职业的道路去各自奔竞。如是，则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社会上也只重视聪明强壮的成功，而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怨恨、忌刻和反抗心理。于是，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仅不见成效，还更发生了许多反作用。 （3）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则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人世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向上的希望与理想。人的智慧有愚智，体质有强弱，家庭经济有贫富，投入社会有多样复杂的不同环境。学校教育若仅是鼓励个人上进，仅注意到让每一人都接受知识和职业技能，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失败”，及其内心情绪上的“真实苦闷”，这单方面的教育，又何能达到其理想的效能？西方社会的母亲是耶稣，耶稣能够给他们温暖，安慰。日常竞赛的成败优劣在教堂里全停止消失了。目前虽是失败者，将来也一样可以进天国。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西方社会个人自由的最高标记。 （4）任何一个社会，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这社会才能团结存在。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的。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稣，这五十年来的中国，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共同中心。于是在银行服务的只敬重行长，在医院服务的只敬重院长，这社会自然会四分五裂，必然会引起派系争端。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没有感到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则自然彼此间有距离，无法从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也就无法团结凝聚了。 3、今后教育应注意的方面 （1）我们需要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共同中心 这个中心与对象，不能由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来充当。同时这个中心与对象，又须是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这便是“人皆可为圣人”的道理。圣人只是一种人格尊严，而这一种人格，又并不是什么难做的，却是人人能做到的。这不从知识讲，不从才能讲，只从“内心”讲，只从“道德”讲。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明代王阳明先生发挥“良知之学”，后来说成“满街都是圣人”，便是此理。中国人崇拜道德，崇拜圣人，连皇帝在内，也该同样的向圣人和道德人格崇拜。即使极专制的满州人，进入中国后，也不敢违背此理。他们一面崇拜孔子，一面崇拜喇嘛。拜孔子是为了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拢蒙、藏民族。若只崇拜满州皇帝，他们也不能维持两百余年的政权。 （2）今天的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宗教教育 中国原有一个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国人一定推翻自己的，抄袭别人的。偏要高呼“打到孔家店”，高呼“全盘西化”，但又不能诚心接受耶稣教。 （3）应该由文化来领导政治，不该以政治来领导文化。教育是代表文化的，不是代表政治的。 （4）中国的教育不应该积极提倡个人自由，因为个人自由该有限度，否则必出大毛病。西方人讲个人自由，有两大限度。一是不超过国家和民族，一是不超过上帝和耶稣。因此，他们讲自由，可以没有大毛病。 （5）此后的中国教育应该以国家民族为前提，而真正代表国家和民族的不是政府，不是平民大众，而是中国人之所谓“道”。中国此后教育的最高精神，必然要向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找求。今天的中国人往往不探本而求其末，所以要在小节处吹毛求疵，打倒历史、打倒文化、打倒一切传统。教育的大纲领、大精神，永远没有提出来，那确是一件最大危险的事。知识愈发达，人生相互间的距离愈远；竞争愈激烈，则人生之痛苦愈深；个人愈自由，将愈不平等，社会将日见其不稳。中国人所讲的道，便是稳定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今天正缺乏这一稳定的基础，而仅知专从教育制度或教科用书上求改进，拼命抄袭西方，那是缘木求鱼。 （6）如何重建“道”，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即如何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如何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具有一共同信仰、共同敬重的“道”，而此道又必是整个人生的“道”，既不偏政治，也不偏科学，也不偏在人生中某一部分。若今天有人能发明这个“道”，其便是新孔子、新耶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人自会崇奉他，信仰他。若果无人能发明新的，从前孔子讲的道，在我们中国讲来并不错，我们不该轻易喊打倒。空喊也没用。我们该回过头来，细心体味，再五体投地的崇拜奉行，如此才始谈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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