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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卒于1052年，字希文，今江苏省苏州人，进士及第后，先后担任过盐官，州县长官，右司谏。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困，学习十分刻苦，当官后以正直敢言而闻名天下，而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和皇帝宋仁宗，公元1033年，时年44岁的范仲淹因力谏仁宗废黜皇后一事被贬为睦州知州。七年后，西夏进攻延州（今延安），他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副史，改革军队积弊，巩固边防防线，，西夏人对他又敬又畏，称赞其“胸中有十万甲兵”，不敢进犯，为边疆的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公元1043年，54岁的范仲淹迎来仕途的第三个高峰期，担任当朝副宰相，采取革新措施，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巩固边防，史称“庆历新政”，但这一系列新政损害了旧官僚贵族的利益，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和迫害。被罢去执政，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后在赴颖州任途中病死。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今山西人。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欧阳修可以说是自学成材的典范，他四岁丧父，在母亲的教诲下刻苦自学，天圣八年，年仅23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 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是忘年之交，他们政见一致，在政治斗争中是同志，战友；在个人生活中，彼此欣赏，又是一对好朋友。范仲淹政治生涯几经沉浮，受到排挤压迫陷害的时候，欧阳修数次为其仗义疏言，打抱不平。 1033年，范仲淹被贬睦州知州。数年后，回朝廷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时执政的是吕夷简，此人为相多年，顽固守旧，因循苟且，无所建树，以致用人唯亲，吏制败坏。正直敢言的范仲淹作了一张《百官图》图表呈奏仁宗，说明怎样任命官吏才不失公正，并阐明宰相不该一手操纵用人之权的观点，这件事得罪了吕夷简。后又因契丹威胁，宋廷讨论迁都之事，范，吕二人意见不和，范仲淹措辞激烈，举汉成帝时尸位误国的张禹影射吕夷简，而彻底得罪当朝宰相。被攻击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贬为饶州知州。事发后，有感于范仲淹气节的朝官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纷纷上疏为其鸣不平，但都被免职降职。这时，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为保全自己，划清界限，处处说范仲淹的坏话。听闻他的毁谤，官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信末还挑战式的提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不想高若讷真的将这封信上奏朝廷，时年29岁的欧阳修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昌）。 1045年，范仲淹等人受到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诬陷，仁宗虽没有轻信谣传，但范仲淹亦感到不安，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也随之废止。这时，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这次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今安徽境内）。次年，也就是1046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交情至厚，还体现在文章的心有灵犀上。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同年遭贬，远离京城，同一年分别写下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著名的散文。两篇文章风格迥异，思想却不无相通之处。欧阳修被贬后，心情不免郁闷，他曾感叹：“颜催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博士歌》），而在《醉翁亭记》中，却写得其乐融融，仿佛毫无痛苦，但恰恰这一点却耐人寻味。纵观全文，它与《岳阳楼记》在精神深处有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向当局者诉说着什么，另一方面文章对同遭受打击的战友以告慰和勉励。虽然《岳阳楼记》主要写“忧”，《醉翁亭记》通篇写乐。但他们都在宣扬一种“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古仁人之心”。 总之，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交情是深厚的，他们既是同事又是战友，既是文友又是一对不折不扣的难友，范仲淹死后，欧阳修的思想趋于保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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