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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非虚构写作者聚集地 地平线（ID：dpx-nonfiction） 文︱安妮.普鲁 译︱舟忆 来源︱地平线（ID：dpx-nonfiction）
安妮·普鲁手绘的“鸟之云”——一处占地640英亩的自然保护区 奶牛零零星星地出现在沿途的风景里，一切都灰蒙蒙的。我开车沿着平原上一条粗糙的县道前行，灰尘漫天，保护路面的砾石层很久以前就被超速的卡车弹到了路旁的沟渠里。有些轮胎的印痕偏离了大路，带着泥浆冲进了鼠尾草从里，泥浆的印子都干了。现在还没到长草的季节，牧场主仍给奶牛们备着干草，偶尔出现的绿色苜蓿是这个单调世界中的唯一颜色。奶牛们限制在牧场主划分好的田野中，它们低下头去，从明亮的草堆中抽着草吃。
蓝白相间的道路弯弯曲曲，就好似一条翻过身来、肚皮朝上的蛇。路旁有一道沟渠。渠中生长的鼠尾草和兔灌木覆盖着一层土，颜色暗淡。人穿越怀俄明时，总不免会想起那些喷涌着火山灰的老火山。在风无休无止的攻击下，山艾树放低了身子，几乎都变成了黑色。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呢，我想道。我就住在这里。 但在鸟之云这个地方，沿着河走下去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北岸孕育了一座四百英尺高的悬崖，岩盖如奶油一般覆在古珊瑚上。这个庞然大物经历了数千年来的风霜敲打、暑气熏蒸、洪水击打、冰雹霍霍、雨水冲刷。雨后的悬崖看上去伤痕累累，深色斑点和垂直的水沟如同旧伤痕。向西两公里处，悬崖渐缩成由黯淡、铁灰色岩石构成的“金”字神塔形状。在悬崖的东端有一个断层，我的地质学家朋友说，这条倾斜的伤痕可能和正在慢慢撕裂北美大陆的里奥格兰德裂谷有关。我住过的其他地方从未这样让我常常想起大陆下潜藏的运动。悬崖的断层提醒着我们，地球处于缓慢而恒久的变动中，它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大陆板块拼在一起，又把它们拉开，造出新的海洋和巨型的陆地。亿万年后，在我们的种族远远已经不在了之后，新的终极盘古大陆会形成。里奥格朗德裂谷变形自3000万年前的新生代开始，地幔在地壳下部搅动，热量产生向上膨胀的力，使地壳出现拉伸、变薄。裂谷从西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延伸到距离鸟之云大约二十英里处，不仅造就了陶斯附近的格兰德河峡谷，还诞生了一系列西部最美丽的峡谷。事实上，裂谷似乎还与西部的的盆地和山脉地形息息相关。鸟之云的悬崖和悬崖的对角断层显示出的倾斜形状，还有杰克溪这条支流的流向，似乎都受到了这种不可抗拒的拉伸力的影响。
另一个令我想起鸟之云那金色悬崖的事物是乌鲁鲁岩——澳大利亚的红色中心。托马斯·肯尼利（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译者注）曾经狂想道，这块“崇高的砂岩聚合物”会均匀地脱落自己的外层，这样虽然它历经几世纪后会逐渐变小，但外形却永不改变。这块庞大的岩石距离爱丽斯泉不远，1996年，我和在卡塔丘塔附近写生的艺术家克莱尔·凡弗利特一起去看它——那岩石就像块巨大的头巾面包。
鸟之云和乌鲁鲁岩有几个相似之处，虽然这样说有点牵强。这两个地方的面积和体积都差不多，在一天中都会随着天光变化颜色。它们的内部好像都会发光，在天黑之后还会隐隐地显出光芒来。乌鲁鲁岩的庞大身躯上有着坑洼，还有弯弯曲曲的水道，鸟之云悬崖的脚边则卧着一条河。乌鲁鲁岩和卡塔丘塔都在精神和仪式层面上对原住民们，尤其是西部沙漠地区的皮克扬克杰克杰拉和杰特杰拉部落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些关于原拥有者是如何把他们的土地输给联邦政府的经历总是相似的，都是悲伤而丑陋的故事。阿南古地区的土著人和政府之间在1985年达成了“协议”后，阿南古人被迫将乌鲁鲁岩和卡塔丘塔租给了国家公园，并允许游客攀爬乌鲁鲁岩。虽然公园管理处设立了一处标牌，说明当地传统将攀登岩石视作是一种亵渎，但这条规定根本无法落实，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攀爬、亵渎这块岩石。在我的怀俄明，鸟之云的悬崖曾经是西部印第安人部落常用的一个安营扎寨处，这里曾经有过乌特部落、阿拉帕霍部落、肖松尼部落，也许还有苏部落和夏延部落。附近的埃尔克山是各方战场上达成共识所确立的地标之一。
乌鲁鲁岩的周边分布着从梦世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传说中的时空，该时空中神明与祖先并存。——译者注）留存至今的上古英雄足迹。那里都是举行重要仪式的洞穴，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部落仍旧在举行这些仪式。只有寥寥无几的凡人，还有这些传奇仪式所发生的水坑见证过那些神圣的生育之石的存在。在罕见的暴雨之后，水流顺着红色的岩面弯弯曲曲地流入坑洼。在乌鲁鲁巨岩的坡面上有一个被称为“坎朱”的巨大折角，据肯尼利的记述这是“一只来艾尔斯岩找它飞去来器的仁慈蜥蜴”。鸟之云的黄色悬崖在其东端逐渐消失，在远方渐渐与彭诺克——一个上下颠倒的斜坡融为一体。
杰克溪沿岸，光秃秃的杨柳荆条上爆出了火苗般的红芽。杨柳是谨慎的，它是最后才探出叶子来的灌木之一——在这里，直到六月中旬都有霜冻的危险。玛瑙河倒映着悬崖，一只河狸划过水面，朝着位于河岸远处的巢穴游去，消失在一团精巧的柳茎之中。
这个地方，也许，会是我的魂归之处。或者说，是我想要的魂归之处。
***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性格中的负面——霸道、缺乏耐心、腼腼腆腆、脾气暴躁、一意孤行。我性格中好的那部分并不明显，但我猜自己是个心怀同情甚至长抱怜悯之心的人——这都是作家的想象力所带来的副产品。我常常可以设身处地，将自己代入他人的境地。我有观察技巧、有快速拍板的能力（有时候也会作出几个烂决定）、总是雄心勃勃又操之过急、总能延伸理解以及总爱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哭鼻子，这都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很早就沉迷于历史之中。我就像路易吉·皮兰德娄笔下的菲莱诺博士。菲莱诺博士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可以治愈一切人类疾病的妙药，一张能够为他自己和全人类所有的灾祸——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众的——带来慰藉的良方。
菲莱诺博士发现的可不仅仅是一味良药或是一张秘方，而是一种方法：从早到晚地阅读历史书籍，着眼于回溯当下，就好似当下也已经被埋在了过去的尘埃之中。通过这种方法，他治愈了自己所有的痛苦和一切担忧。无须死去，他就找到了一种稳定而安详的平静，带着某种悲伤，就好似世上的人都已死去，只留墓地长存。
要有这种态度，可能得先建一栋适合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性格的房子。虽然在夏季会有络绎不绝的访客和朋友，我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住。我需要能放下上千本书和能打造鸿篇巨制的空间——我可以堆手稿和研究材料，能铺开几张地图的大桌子。我把书看得很重。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出版商们一样——把书看成是“产品”——但是我做不到。我住过许多房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被充分利用，空间分割令人尴尬，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放书。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搬家，有时候一年搬一次。我的父亲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工作，他企图克服自己的法裔加拿大人背景。他的努力方法之一就是换工作，总是在寻找能够通向他野心的梯子——更棒更好的工作，赚更多钱。
我有清晰记忆的第一间小房子坐落在康涅狄格州东北部，离威利曼蒂克不远。那是我父母在三十年代末从一家叫沃兹尼亚克的波兰人那里租下的容身之处。我很喜欢沃兹尼亚克这个名字。尽管当我们住在这房子里时我只有两三岁，但我能清楚地记得这个名字。
我清晰地记得爬上梯子时的那种眩晕感，还有毛衣被钉子挂住时那种身上一紧的感觉。下梯子给我留下了点后遗症。在七十年后，那种头晕目眩的感觉，那颗钉子的冷酷无情在回忆中依然栩栩如生。生病的时候，我位置被从楼上的小床上挪到了厨房窗户边的婴儿床上。母亲给了我一盒“芝兰”口香糖，我之前都没见过这种糖。我一个接一个地舔掉这些小方块外面顺滑的糖衣，把里面的灰色硬块儿在窗台上立成一排。它们看起来都好丑，完全没法吃。
有一次，我煮了大比目鱼的眼睛，那条鱼是母亲准备用来做晚饭的（那时候我们会买一条全鱼），我把我的杰作丢到楼上的便盆里，摔到一泡尿上，然后叫妈妈过来看我干的好事。她吓坏了，看都没看大比目鱼的眼睛，以为我是失心疯了。在我成年之后，当她谈起此事表现出的胆薄和遮掩不免让我意识到，我当时可能还做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我的母亲是个喜爱户外活动的人，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姬恩·斯特拉顿-波特的《利姆波罗斯特女孩》。她带我去一片湿地散步。走在沼泽地上时，人得从一个小草丘跳到另一个小草丘上。我害怕草丘间深色的水，最后只能被困在其间，孤立无援，嚎啕大哭，全身发抖，没法再迈出一步。
我们有一辆绿色的自行车，它的坐垫总是隆隆作响。我常常独享骑行，有时带上我的小狐狸梗林西。林西后来在一次追着摩托车跑时被碾死了。有一次，当我们骑着这辆车时，有只大黄蜂叮了母亲一口，我因此哭了起来。母亲的裙子上有血迹，大概是正在来例假，但我把前因后果一联系，想当然地以为是黄蜂把她弄出了血。
1938年的飓风到来时，我的双胞胎妹妹乔伊斯和珍妮特只有几个月大。风越来越大，晃动着小小的房子。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也许是在干活。我们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母亲决定我们应该去路那头的邻居家避难。我们朝着邻居家走去，母亲提着一堆盒子和一只手提箱，抱着双胞胎中的一个。虽然我只有三岁，但我的任务是抱着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在邻居的屋子里，我记得风声的悲吟，法式门的玻璃面板突然碎裂，男人们用板子钉在破碎的大门上，这一切让屋内变得幽暗又陌生。
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庭。这家有五个姑娘，四个小子。飓风过后的几年间，我们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平原市，住在一栋属于外公外婆——刘易斯和萨拉·（格尔）·吉尔的房子里。我母亲的先人们——吉尔家、格尔家，还有克罗韦尔家都是在十九世纪转投到纺织行业的农民。克罗韦尔家有些艺术细胞：有位家族成员是大师级别的家具制造商，另一位则为制造希区柯克椅的公司打造生产装饰面板所用的模板。我们还住在普兰菲尔德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国外出差，他在南美帮忙建立了一家纺织厂。
这栋坐落于路边房子兼营加油站业务，这是我那经济头脑发达的外公吉尔的商业投机成果之一。他发明了几种纺织机械，耗光了所有的钱，然后便开起了加油站，我们搬出去几年之后，那儿又变成了一家布料店。他是一个熟练的木匠，没有他“修理”不好的事儿。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孙子们，都叫祖父母“爹”和“娘”，他们有一座大花园，那里种着的外国“菇娘儿”是我的最爱，将它们薄如纸的外壳剥剥开就可以吃到里面甜甜的果实。外公有一条脾气暴躁的老狗，名叫杜克。那儿也有几头由舅舅们照料着的奶牛。花园边有着一圈电围栏，我和表兄妹们觉得玩“人链”挺有趣——有一个人抓住电围栏，排在队尾的那个人就被电得发抖。
我的外婆“娘”娘家名叫莎拉·梅奥·格尔，是一对孤儿兄弟的后裔，这对兄弟于一九三八年从英国布里斯托近郊的黑维陲搬来康涅狄格州。这个有许多孩子的大家庭让外婆看上去总有些倦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房子虽不够整洁，却也温馨舒适。她会清洗和熨烫自己的纸钱，把它们变得笔挺。她大概还浆洗过它们。她是个急性子，是个厨房工具爱好者，也是个有创意、有幽默感的讲故事能手，她还给报纸写过一段时间专栏。我们家人总说，我对书的兴趣就是来自于外婆的影响。为什么不呢？我们家的其他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我的叔叔阿尔德伊恩·吉尔写了一篇关于约翰·卫斯理·鲍威尔（美国地理学家，西部探险家——译者注）科罗拉多河之行的小说。表弟大卫·罗宾逊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了多年的文章。音乐、美术和手工都是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格洛丽亚娜（每个人都有两三个绰号，我们都叫她“假登山的”)会画画。年纪最大的姐姐萨拉则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金箔画上，并重新启用了他们的叔公比尔·克罗韦尔留下来的钢板。她们中的每一位都会缝小孩的衣服。我的母亲有一台织布机，她还会织地毯。在我和妹妹们的成长过程中，自己动手做东西是件习以为常的事。多年来，我一直自己做自己要穿的衣服，直到复杂又古怪的电脑缝纫机出现，带走了这种乐趣。
外公和舅舅们亲手打造的吉尔家似乎总是处于一片令人兴奋的混乱中，总有人在找另外一人放错位置的东西。在楼梯平台上，有一扇镶着彩色玻璃的美丽窗户。 我通过它凝视着外面的世界从深红色转为淡橙色，再转为不自然的绿色。
在我开始上学时，我的母亲，我的双胞胎妹妹还有我都住在外祖父房后一栋小木屋里，屋子四周环绕着巨大的松树。直到今天，白松的味道掠过我的鼻子，就会马上将我带回到童年的那种感觉中：悲伤，萌动的渴望。木屋时期可能是在双胞胎出生之前。我不相信记忆的轨迹。母亲和她的兄弟们建起了这座小屋，也许这座小屋就是她读《利姆波罗斯特女孩》时候的梦想。木屋中有一个老式的蜡筒留声机。母亲转动手柄，蜡桶就转起来，用一种尖尖细细的嗓音讲起《三只小熊》的故事。
透过朝西的小窗可以看到多年前曾着过火的一座小山。黑色的残枝在天空的映衬下就像是畸形的长颈鹿和大象的骸骨。它们看起来既伤心又可怕。这些生物的骨架在苍茫暮色中似乎动了起来，踢了踢腿，弯了弯脖子。今天，在鸟之云的一个黄昏，刺灌木和金花矮灌木也都变成了巨型的水獭和跛脚的大角鹿。在母亲的小屋里，最美的东西就是父亲送给她当礼物的天蓝色丝锦袍。在一个发烧的冬夜，她赤足走进了屋外的雪里，仅身着这件单袍。后来，有人说她得了肺炎，那种她这辈子得过数次的疾病。
有些时候我们会走出小屋，到祖父的屋子里去——屋子的前身是一座加油站。我记得我在强制性的午睡时间里是多么无聊，我记得裂了缝的天花板上有什么图案，记得复活节早晨那味道难闻的黄色小鸡棉花糖粘在我们的鞋上。我记得有一次在黑暗中醒来，感到耳朵上有什么黏黏的东西。那是只老鼠，它还咬了我。这件事只留下了伤疤和记忆。虽然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住在不远处，叔姨和表兄妹们也常常来往，可我还是感觉到孤单。亲戚们是个嗡嗡作响的大蜂房，我感觉到自己不属于他们。老杜克杀死了我的小猫，我很生气，他却被允许继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地活下去。我本来期待会有一场审判，得有陪审团，并判处它死刑。
我的母亲喜欢享受日光浴，她会几小时都一动不动地躺在毯子上，沐浴着热腾腾、毛刺刺的阳光，两片绿色的叶子盖在她合起来的双眼上。我们有一只宠物乌鸦（他叫吉米，这个名字出自一首内战歌曲的副歌部分“吉米掰玉米棒子，我才不管嘞！”）。它总是那么地好奇，会悄悄溜到母亲的毛巾上，轻轻地挪开叶子。母亲睁开一只绿色的眼睛，吉米发现母亲还活着，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母亲在后院搭建石壁炉的时候，她允许我把我的小手印在还是湿漉漉的、多沙的水泥上，乌鸦也在墙上走来走去，留下它的印记。多年后，当我们从纽约尤蒂卡麦克布赖德大道2217号搬出来时，车子里塞满了孩子、衣服一直堆到了车顶，父亲把吉米放到一个打了洞的纸板箱里，挂在车后的保险杠上。我们在路边停车吃午饭时，可怜的吉米已经死了，窒息于汽车尾气。我从来就没有原谅父亲的这一罪过。降临到爱宠身上的不幸，第一次让我接触到了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无可挽回的失去。 *** 安妮·普鲁的家 我们搬家，搬了又搬。多年下来，我们住过了几十间屋子。罗得岛的那个家，在楼梯底部的碎石膏板上留下过什么人的手臂轮廓。北卡罗来纳州黑山的那个家，那里的视角不错，可以看到带镣的囚工们在树荫下休息。缅因州的那个家有美丽的榆树，树根突出到地面上来，给修剪草坪带来了麻烦。之后，缅因州的高速公路搬到了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那里紧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警察、救援车辆和为时已晚的救护车都来了。官方给出了一个关于此地发生死亡事故的通告，缅因州政府发布了安全警示政策。高速公路上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看起来就像食尸鬼（传说中，食尸鬼有着多分叉的手脚。——译者注）。
我们频繁搬家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我父亲对逃离自己法裔加拿大人背景、变身新英格兰美国佬的迷恋与渴望。这也意味着脱离贫困的工薪阶层，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登上通往安全的中产阶级之梯。他和他的家人都饱受白人文化的歧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们将移民——尤其是北方来的法裔加拿大人——看作是劣势种族。虽然现在已经少见了，但白人种族主义在该区域仍然存在。我想这就是我父母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并不是那么般配——就是我母亲的正宗新英格兰家族。母亲的家族从来没有接受过我的父亲，理所当然——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个中间名浮夸的——叫“拿破仑”的女婿？！他家的祖谱里满是华丽的法式名字：迪厄多纳，纳西斯，诺伯特，奥维拉……相比之下，乔治·拿破仑这个名字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容忍着父亲和我们，我们都假装自家是一个尊重平等和多样性的家族。
成长过程中，我们对父亲的家族知之甚少，与他们共度的时光也寥寥无几。父亲的母亲，菲比·布里森·普鲁·马洛尼·卡尔彭蒂耶里曾经结过三次婚：第一任丈夫是法籍加拿大人（普鲁），第二任丈夫是爱尔兰人（马洛尼），第三任则是一位出身于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卡尔彭蒂耶里）。他教会了我父亲做意面酱的方法——直至今日，我和妹妹们仍在用。这也许是我们从那位知之甚少的父亲那里收到过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礼物。
父亲的家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迷。父亲曾有寥寥数语提到我们有一部分印第安血统，他相信证据就在他的祖母埃克西达尔（又叫玛姬）身上。不过这些证据随着她的过世而消逝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家中其他成员的身上。唯一的证据是他母亲那烟熏般的肤色和几篇充满想象力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个故事是讲我祖母菲比的奶奶的鼻子长个不停，在一次跨越“大河”（我们总想象那就是圣劳伦斯河）至印第安人殖民地的旅途中，有位萨满或者巫医用某种不可言喻的方式叫停了鼻子的生长。我们总是请爸爸和菲比奶奶讲这个故事，我们想听这个故事中的细节和启迪但总是得不到满足。虽然平淡无奇，但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是往我们求知的火焰里添了不少柴火。
这种对祖先的迷恋似乎表现在所有人身上，那些故人故事——被添枝加叶、渲染夸大——也许就是历史和虚构的早期源头。罗马人也对祖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强调自家能追溯到那些著名的古老家族，比如说公元753年前的罗马创始人格拉古兄弟，甚至更古老的、居住在罗马建城前意大利中心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冰人奥茨——这个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的人——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融化的冰川中被发现。他的线粒体DNA分析显示他属于一个名为K1的单倍型类群（共有三个）。今天，大约只有8%的欧洲人仍然属于单倍型类群K1，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奥兹的后代。这位祖先酷劲十足，有五千多岁，背上还中了一石箭。但2008年的另外一次检测显示奥兹其实属于另一单倍型类群——一个在进行高级分析前无法得知的单倍型类群。这个单倍型类群现在被称为“奥茨支系”，显然，这个单倍型类群——奥兹的基因组——已经从人类的基因组中消失了。它可能已经灭绝或极为罕见。现在没有人再认奥兹为祖先了——这真是科学给人们带来的失望之一。
对我来说，虽然已时隔多年，但母亲家庭的气息就好似某种在新英格兰地区孕育了四百来年的罕见香水，仍萦绕不去。我想象着这种芬芳，这混合了新鲜牛奶、裂开的橡木、秋叶、雪、泥泞沼泽、家庭相册，还有冰冷尘土的味道。 本文为地平线译文，节选自安妮·普鲁的回忆录《鸟之云》（Bird Cloud）。原章节标题为《回鸟之云的路》。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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