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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八卦皇帝的婚外恋，严譄被从宽咔嚓（见《一个地死海心的小秘书之死》）；因为妄议政治，金从善被从快咔嚓（见《接班人才是大问题》）。杀了这两个知识分子之后，乾隆意犹未尽。所以，金从善人头掉地之后，仅仅九天时间，乾隆又发出一道上谕来。 接班人为何不能先定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发出的上谕，皇皇两千多字，一开始就说：“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先站在历史高度，全面阐述了为何建储不可行（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首先，太子一立，争端必起，朋党必生。“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
第二，汉制立嫡立长，弊端横生。纣王立嫡，断送了成汤江山。他如果立贤能的庶子微子，“商未必亡也”；周朝始立太子，“然至幽王时，太子宜臼即以谗废”；汉武帝立太子刘据，“卒为江充构陷，致有巫蛊之祸”；唐太宗立太子李承乾，“亦为魏王泰谗构，竟以谋逆废黜”；明成祖立朱高炽为太子，其弟高煦即就绞尽脑汁害他，搞得宫廷一片大乱，后来朱高炽虽然处处谨慎，得以保全，但因为惊吓过度，当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汉文帝最贤，并非嫡子，当时刘邦如果传位给他，“何至有吕氏之祸”？同样道理，李世民、朱棣都是牛人，唐高祖不立建成为太子，哪来玄武门之变？明太祖不立朱允炆为太子，又何来靖难之变？历史上这些骨肉相残、忠良遭害的悲剧，“此立嫡立长之贻害”。
第三，我大清选定接班人的制度最科学、最先进。这制度概括起来五个字，就是“未豫定储位”。康熙曾立嫡子胤礽为太子，但因“群小从而蛊惑，遂致屡生事端”，胤礽被二立二废，最后才选定胤禛为接班人，是为雍正；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书乾隆名字（玄烨）“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内，而不豫宣示”。雍正死，军机大臣宣诏，乾隆接班，风平浪静。
鉴于以上经验教训，乾隆在所立的四位王储相继死后，不再建储，但是，这并不是我不立储，而是“特不肯显露端倪，俾众人有所窥伺耳，此正朕之善于维持保护。天地祖宗，实鉴朕心。若子子孙孙，皆能以朕此心为心，则我大清亿万斯年，可永承天佑也”！
接下来，乾隆几乎是掏心窝子说话了，说我这么殚精竭虑为大清江山着想，但天下臣民都不理解我，还以为我恋栈而不肯立储，我实在太冤枉了！我登基的时候，就对天发誓，我爷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皇帝，我绝不敢超过他，到乾隆六十年，我“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历史上像我当这么多年皇帝的太少了，我并非对权力贪得无厌之人，读通鉴时见唐宣宗、宋仁宗、宋英宗等皇帝，都曾因立储而闷闷不乐，我还曾批评他们，怎么可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最后，乾隆指出，恋栈的皇帝，只知道享受，以当皇帝为乐，而不知道当皇帝之难。天下这么大，百姓疾苦时刻放在我心上，我日理万机，如果不是我这样事事亲抓，权力下放，其祸无穷，我怎么敢片刻松懈？（非躬亲总揽，则柄或下移，其弊将无所底止，岂能稍自暇逸。）等到退休那一天，我才可以“释重负而图真乐”，这样的道理你们很难懂吗？
看来，乾隆毕竟还是真读史的。读完这上谕，是不是觉得，哇，当皇帝真不容易啊！明君在上，请收下我的膝盖吧！
先别跪，先来看看，乾隆杀了金从善并发以上谕旨的这一年，世界上其他帝国正在发生着什么。 中国为何没有启蒙运动
乾隆四十三年，是1778年。这一年，在法国，也死了两个异议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不是路易十六杀的。
1778年5月30日，弗朗梭阿·马利·阿鲁埃病逝。这一位，我们可以称他为法国的严譄，为什么？因为早在1717年，他也写了八卦宫廷淫乱的诗文，而且是完全赤果果的描写，路易十五一怒之下，将他投进巴士底，关了11个月——你没看错，只是关了11个月，而不是凌迟或“从宽斩决”。而且，在狱中，他还创作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俄狄浦斯王》。此后几十年，他都在跟法国当局作斗争，并几度入狱、被逐，就在逝世前三个月，84岁的他重返阔别多年的巴黎，引起全城轰动，受到民众超帝王级的礼遇。
这位“法国严譄”，有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始祖，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伏尔泰这名字的来历，就源于他在狱中写《俄狄浦斯王》的笔名。终其一生，伏尔泰都通过写作来反对封建专制，宣扬自由平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一个有言论自由、人权不受侵犯的制度。
▲伏尔泰
同样是1778这一年，7月2日，法国又有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逝世，他的名字，大家就更加耳熟能详了：让·雅克·卢梭。这位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等著名启蒙著作的思想家，首提“人民主权”的理论，并认为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能代表的。 
▲卢梭
众所周知，伏尔泰、卢梭，以及比他们早一些的首倡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这些思想家所掀起的法国启蒙运动，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更巧的是，同样也是1778年，美国的《邦联条例》经各州批准后生效，邦联政府正式建立。更不用说，在此之前百年，老牌帝国英国，就基本确立了旨在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君主立宪制。
那么，曾经遥遥领先的中华文明，就没有类似的启蒙思想家吗？也不是，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差不多英国开始君主立宪的同时，中国也出了几个启蒙者，如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82）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则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共治主张；王夫之则反对帝王把天下作为私产，主张“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这些差不多同个时代的东西方启蒙者，其理论也出奇的一致。其实，细想也不奇怪，按历史发展规律，皇权专制发展到十七、十八世纪时，已接近“熔断”点，这些人物和思想的出现，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没有掀起一场类似法国那样的启蒙运动呢？稍懂点历史就知道，这时候，积弱积乱的大明政权摇摇欲坠，李自成席卷中国，张献忠在四川疯狂大屠杀，多尔衮趁机入关，接下来又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满清建政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将文字狱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屠刀之下，砍头都算“从宽”，封口都难以保命，启蒙思想？你跟我开几个玩笑？
皇帝为什么那么难当
回头再看乾隆的立论：只要解决好接班人制度，避免因接班而引起的权斗，大清江山就万万年。没错，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掌握一套这样的逻辑，这几乎是无师自通的。
问题是，他上谕中所举的历史上那些骨肉相残、忠良遭害的悲剧，真是“立嫡立长之贻害”吗？
不是，正是王夫之所说的“天下一姓之私”之贻害。天下为公，共享共治，政府变统治为服务，民选民免，哪来的接班人之痛？天下为私，江山成为一家一姓之遗产，且只能传给一人，那就不管你传给谁、怎么传，都避免不了觊觎者篡位之想，甚至不惜骨肉相残，父子互砍。
当然，要求乾隆明白这样的道理，那也太超前了。杀金从善前一天（九月初八），乾隆才向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发出上谕，准许西洋人进京效力。但15年后，当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中西贸易可能时，却因为乾隆非要人家下跪不可闹得不欢而散，也因此关死了通商大门。
既然江山是爱新觉罗家人打下的，面对统治者的自高自闭，严譄、金从善这些精神上的爱新觉罗家人，也就死不足惜了。
所以，对于专制独裁者来说，接班人问题，注定是无解的死结。皇帝为什么那么难当，因为皇帝太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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