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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也没什么要紧。”
——燕窝公案解析
在“红色红学家”们制造的形形色色的诬钗之论当中，最荒诞离谱的又莫过于所谓的“燕窝有毒”论和所谓的“绣春囊属于宝钗”论。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理智的读者（可惜这样的读者在当今的红学界反而相当之少），看见这样的论题，恐怕都不禁要为其“想象力”之“丰富”而哑然失笑。本来都不过是一些完全经不起一驳的谬论，而我们却要专门劈出一章的篇幅来对其进行辨析，这又是何故呢？因为这两个极端的事例恰好能说明那种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对于世人正确理解《红楼梦》起了何其之大的阻碍作用！本来早在小说第1回中作者就已经开宗明义地宣布，他所要反对的就是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的庸俗文艺模式。书中的林黛玉亦最终承认她以前对于宝钗的疑神疑鬼，完全是她自己所“自误”了：“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可自清代晚期以来的这些拥林派评红者却完全罔顾作者的忠告和书中林黛玉的忏悔，只一个劲儿地朝着泛阴谋论的方向去展开论述，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说法。1949年，尤其是1954年红学大批判以后，这些捧林诬钗之论又被涂抹上了一层所谓的“反封建”的政治油彩，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不受质疑和反驳的情况下，更出现了一种观点越来越极端、用语越来越恶毒的趋势。直到上述这两种诬钗之论的出笼以及堂而皇之地刊载于各种红学文论之上。一时间，远离原著客观实际的种种奇谈怪论充盈于红坛，符合原著本来面貌的理性认识反倒如深埋于地底，形成了一种“甄士（真识）稀逢贾化（假话）繁”的诡异局面。但其实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如果不将曹雪芹心目中作为“艳冠群芳”的“群芳之冠”的薛宝钗加以污名化，以至于妖魔化，那个满身缺点的林黛玉在理想化了的宝钗形象的比较之下，又如何能不自惭形愧呢？那些狂热喜爱林黛玉的读者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将其奉为“女圣”或“情圣”呢？毕竟，中国有过漫长的专权历史，心理和人性不受扭曲的人属于凤毛麟角。那种习惯从虚伪、险恶的角度去揣测他人的阴暗心理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说，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个“林黛玉”。因而，从这个角度说，曹雪芹笔下的 薛宝钗恰恰由于其高洁、善良到了迥异于流俗的地步，其注定会遭到众多拥林派读者的嫉恨和诋毁。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诸如此类的捧林诬钗之论的批驳和辨析，也就有了一种深入解剖人性的意义。而这才是笔者肯于专门花上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些所谓的“燕窝”公案、“绣春囊”公案的真正原因！
闲言少叙，我们先来看所谓的“燕窝有毒”论。如前所述，《红楼梦》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宝钗真心关怀黛玉，又给她送燕窝，又好言宽慰于她。连黛玉也不能不承认自己过去对宝钗的疑神疑鬼，全都是她自己“自误”了。二人也由此建立起了一段“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嗅）如兰”的“金兰契”式的友谊。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可以从这段曹雪芹的原文中，读出宝钗的宽厚、善良和贤德。然而，那些拥林派论者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宝钗送燕窝给黛玉，这依然是一种“阴谋”。什么样的“阴谋”呢？他们说，宝钗是在燕窝里“下了毒”，想要以此来“谋杀”黛玉。这样的论调实在是太过于骇人听闻了。有什么依据吗？如果你这样问他们，他们则会扯出小说第52回中的一段文字来作为回答：
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挨过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一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了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两天好？”黛玉便知他是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黛玉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与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第52回）
宝玉与黛玉在潇湘馆私语的时候，提及宝钗送黛玉的燕窝。刚说了半句，就因为赵姨娘进来而被打断了。拥林派论者往往抓住这半句没说完的话，就认定宝玉是在怀疑宝钗在送黛玉的燕窝里下了毒。可事实上呢？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理由实在太过于单薄了。于是，小说第45回中一段关于天气的描写，也被这些拥林派评红者给拖了过来，当成所谓的宝钗“谋杀”黛玉的一个“证据”：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第45回）
按照这些拥林派论者的说法，这种小说中再常见不过的天气描写，居然也跟所谓的“谋杀”有关。一位很极端的拥林派论者是这样来解说的：“这天夜里不仅天气十分恶劣，而且黛玉的直觉也非常不祥，作者渲染这种情景的用意就在于隐射宝钗口蜜腹剑的催命本质。”（见寂寞小妹《薛宝钗有谋杀黛玉的嫌疑》）
然而，这些拥林派论者却实在太过于自以为是了！那宝玉为什么会向黛玉提及宝钗送燕窝一事？他真的是在怀疑宝钗在那些燕窝里“下了毒”吗？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第57回就把答案明明白白地告诉给了读者。且看这样一段原文：
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了他。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第57回）
其实，作者已经把整个事情的原委说的很清楚了：宝玉向黛玉提及宝钗送燕窝一事，不过是他考虑到“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而已。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黛玉，宝钗也是外人，怎么好意思天天麻烦她呢？这个人情不如由自己来做。哪里有半点怀疑宝钗“下毒”的意思呢？更重要的是紫鹃的这句话：“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如果宝玉真有什么怀疑宝钗“下毒”的意思，事关黛玉的性命，宝玉也该马上告诉黛玉要立即停止服用宝钗送来的燕窝才对。就算当时有赵姨娘进来打岔，等赵姨娘一走，宝玉也应该立即告诉黛玉。就算有些话不便于向黛玉说，也应该对紫鹃说明才是。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一被打断，就多日未再提，甚至紫鹃不问，宝玉还不曾主动把话说明呢？单是求了贾母给黛玉送燕窝，就能确保黛玉不会继续服食原来那些“有毒”的燕窝吗？在《红楼梦》中，宝玉是何等爱护黛玉。在关心女孩子方面，他又最是细致入微（可以参看第51回中宝玉是如何关心晴雯看病一事的）。既然事关黛玉的生死，宝玉会拿她的性命如此当儿戏一般地轻忽吗？可见，书中的宝玉根本就不曾有丝毫的怀疑宝钗“下毒”的想法！而真正“有毒”的，却不过是这些拥林派自己的险恶心肠罢了！
此外，拥林派们举出的天气“证据”，也完全经不起一驳。我们把书中的那一段原文给完整地引用一遍。大家看看，在原文中紧接着那种天气描写而出场的，究竟是哪一个人物呢？且看原文：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其词曰：“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吟罢搁笔，方要安寝，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第45回）
拥林派论者说：“这天夜里不仅天气十分恶劣，而且黛玉的直觉也非常不祥。”可紧接着这种恶劣天气和不祥直觉出场的，又是谁呢？并不是宝钗，而是宝玉！既然如此，这些拥林派们为什么不再虚构出一个宝玉“谋杀”黛玉的神话出来呢？按他们的逻辑，作者渲染这种情景的用意不更应该是“影射宝玉口蜜腹剑的催命本质”吗？拥林派又凭什么把宝玉“口蜜腹剑的催命本质”给栽赃到宝钗的身上呢？另外，要说宝玉“谋杀”黛玉，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到比拥林派们的诬钗之论还要多得多的“证据”！且看第45回的回末一段：
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又听见窗外竹梢焦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不觉又滴下泪来。直到四更将阑，方渐渐的睡了。（第45回）
拥林派论者强调所谓“黛玉的直觉也非常不祥”。可这时黛玉怀疑的对象是谁呢？又恰恰是宝玉（原文：“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而不是宝钗！说来说去，拥林派找了半天的天气“证据”，从逻辑上讲，也最多只能支持“宝玉谋杀黛玉”一类的结论，哪里能伤及宝钗的名誉呢？倒是拥林派自己如此挖空心思地编造谎言，制造捧林诬钗的气氛，却不失为对曹雪芹原著精神的一种“毒害”和“谋杀”了！
第二案例，所谓“绣春囊属于薛宝钗”，此种说法也同样诞妄不堪。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一定不会忘记第73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的情节。对于“痴丫头”（即傻大姐）在“山石背后”所拣到的那个绣春囊，作者似乎并没有直接交代那是谁的东西。这就为那些极端拥林派们进一步地散布诋毁、诬蔑宝钗的言论，留下了空间。怀着对宝钗的刻骨仇恨，这些拥林派们再次展开了奇异的想象。这一回，他们说，那个绣春囊是薛宝钗带进大观园的。但宝钗作为一个未婚姑娘，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这些拥林派论者于是又想象说，那个绣春囊是宝钗从她哥哥薛蟠那里弄到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带进潇湘馆里，以“陷害”黛玉，却“不慎丢失在山石间”。拥林派们自以为通过这么一番主观臆想，便又可以给宝钗增加一条“罪名”。然而，如此的立论，其荒谬甚至比前面提及的“燕窝有毒”论还要让人觉得可笑！因为在曹雪芹的原著中，不仅找不出一条足以支持其观点的依据，相反，依照原著中的具体描写，我们倒可以轻易地找出四条反驳的理由，来证明事情的真相绝不可能是拥林派论者所描绘的那样！
首先，我们看看曹雪芹是如何描绘这个绣春囊的。原文如下：
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就往园内散散心来。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防迎头撞见邢夫人，抬头看见，方才站住。……这丫头也得了这个力，若贾母不唤他时，便入园内来顽耍。今日正在园内掏促织，忽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香囊，其华丽精致，固是可爱，但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一面是几个字。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便心下盘算：“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与贾母看，是以笑嘻嘻的一壁看，一壁走，忽见了邢夫人如此说，便笑道：“太太真个说的巧，真个是狗不识呢。太太请瞧一瞧。”说着，便送过去。（第73回）
通过作者的以上交代，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绣春囊乃是一个“五彩绣香囊”，远看它是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而细看其做工，则“华丽精致”，做的甚是“可爱”。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如此一个“华丽精致”，做的甚是“可爱”的“五彩绣香囊”，它会是薛蟠这种人的东西吗？要知道，曹雪芹在书中一再表现的，就是薛蟠的粗俗和粗鲁。在作《女儿酒令》的时候，薛蟠所吟出的，也就是“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一类的东西。甚至在风月场上，他的粗俗和粗鲁也无处不见。他甚至看不来春宫画，硬是把人家“唐寅”的落款给认作了“庚黄”！就是这么一个即使放到风月欢场上都算是粗鄙而不知雅性的人，他会有那种闲情逸致专门选一个“其华丽精致，固是可爱”的“五彩绣香囊”，来作自己贴身携带的物品吗？那个任情使性惯了的“呆霸王”，什么时候会忽然变得如此讲究“情调”了呢？这难道是可信的吗？大概也只有这些一心诬钗的拥林派论者，才会有那个兴趣把作为粗鄙人的薛蟠与这种“华丽精致”的“五彩绣香囊”给不伦不类地强扭在一起吧！
其次，原著第17回曾经注明，从蘅芜苑到潇湘馆，其间是有便道可通的。原文是：“度过桥去，诸路可通”。对此，脂砚斋还专门注解道：“补四字，细极！不然，后文宝钗来往，则将日日爬山越岭矣。记清此处，则知后文宝玉（宝钗）所行常径，非此处也。”（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按拥林派们的说法，宝钗把那个绣春囊带进来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弄进潇湘馆，以“陷害”黛玉。但若真是如此，难道宝钗不知道走便道直接去潇湘馆吗？难道她会带着这东西满园里乱转，最后遗落在山石之间？岂不荒唐可笑？！
其三，就算宝钗能按拥林派设计的那样，成功地把绣春囊带进潇湘馆里，她又如何能保证那东西会被家长们发现呢？难道她能未卜先知，预先料到贾府很快会发起一场抄检运动？
最后，再退一步说，即使宝钗能按拥林派设计的那样，成功地把绣春囊带进潇湘馆里，并让家长们发现，进而让她们对黛玉的贞节产生怀疑。但那又能拿黛玉怎样呢？如果黛玉会与某个男人苟合的话，这个男人除了宝玉，还能让人想到是谁？若贾母真的认为黛玉与宝玉做了苟且之事，除了迅速定下二人的姻缘，以保住二人的名节以外，还可能有别的反应吗？要知道，《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就恰恰是因为他们做下了苟且之事，才逼得老夫人不得不同意他们的亲事的。若以此而论，宝钗岂不是更做不成“宝二奶奶”了吗？这难道就是拥林派所谓的用来“陷害”黛玉的“阴谋”？滑稽的是，拥林派们一面将宝钗描绘成曹操一般的老奸巨猾之人，甚至干脆称她为“女曹操”，一面为宝钗设计出来的所谓的“阴谋”，却又是如此地幼稚、蹩脚。这真是“曹公不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此足以为拥林派诸公一笑复一叹！
其实，如果按同样的逻辑，作一反向思考，我们也不难就绣春囊的归属问题，得出另外的结论。比如，这样的结论：那个绣春囊是林黛玉的，是她带进来准备“陷害”宝钗的！真要深究下去的话，只怕就是这样的结论，也比那些拥林派们的说法要可信得多！
首先，林黛玉是从哪里弄到这个绣春囊的呢？很显然，是从她老师贾雨村那里弄到的。不要忘了，林黛玉两次进京都是由贾雨村一路陪同的。第一次还可以说黛玉年龄小。可第二次呢？谁知道他们一路上会发生什么！贾雨村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再者，那个“华丽精致”的“五彩绣香囊”，与贾雨村这样的专在风尘中物色美女的道貌岸然的文士，在“情趣”上不也很相配吗？至少，比硬说那东西是薛蟠的，要可信的多了！
其二，那个绣春囊是丢失在山石之间的。而大观园里，谁的住处离那一片山石最近呢？当然是作为黛玉“情敌”的宝钗！因为曹雪芹早在小说第17回中就交代了蘅芜苑位于园中大主山的旁边，甚至“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的情形。林黛玉偷偷地将绣春囊丢在那一片山石之间，岂不是很容易让人对宝钗产生很多暧昧的联想吗？反正贾府里大家都知道林黛玉身子弱，不可能在户外与男人做苟合之事。于是，黛玉自己的嫌疑就排除了。而光天化日之下，园子里出了这东西，家长们是肯定要下令搜查的。通过抄检，迎、探、惜的嫌疑都可以排除。唯有宝钗是客，贾府是不会去抄检的。可是，既然不抄检你，你的嫌疑就永远摆脱不掉，更何况这东西还是在你的住所附近发现的！如此一来，别人的嫌疑都可以排除，惟有宝钗无以自明。在此情况之下，那宝钗可真要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了！呵呵，好个阴险毒辣的林妹妹呵！
最后，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抄检一事的最大受害者，除了被意外翻出了问题的司棋、入画以外，也就是宝钗了。为了避嫌，她不能不搬出了大观园。而黛玉自己呢？她什么事也没有，却已经轻松地让“对手”出了局。这不就更加证实了我们的说法么？呵呵，如此说来，那个绣春囊倒的确很像是林黛玉带进来，用于“嫁祸”于宝钗的了！只是拥林派怎么不抓住这个理由来大骂林黛玉“阴险”、“狠毒”了呢？
当然，我们不是一定要说那个绣春囊是林黛玉的。只是以上的反向分析，却可以给那些拥林派论者提个醒：当你们编造种种理由以诋毁宝钗的时候，你们应该想到，如果将同样的思维加诸于黛玉的身上，我们也完全可以把黛玉也描绘得丑恶不堪。甚至在理由上还更充分，在逻辑上也更能自洽！而任何脱离原著实际，靠主观臆想出来的“阴谋”论、“陷害”论，都终究是随意性很大，且极端不可信的东西。若不依实实在在的证据为基础，纯是捕风捉影，你可以说宝钗“陷害”黛玉，我又何尝不可以说黛玉“陷害”宝钗呢？你可以硬说“那个绣春囊是薛宝钗的”，我又何尝不可以说“那个绣春囊是林黛玉的”呢？无非是单凭主观好恶来立论罢了！
至于从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讲，那个绣春囊究竟是谁的，曹雪芹虽然没有直说，但脂砚斋却是把话说的很清楚的。且看以下一条脂批：
险极，妙极！荣府堂堂诗礼之家，且大观园又何等严肃清幽之地，金闺玉阁尚有此等秽物，天下浅阁薄幕之家宁不慎乎！虽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盖因其房宝香霄，环婢混杂，乌保其个个守礼持节哉？此正为大官世族而告诫。其浅阁薄幕之家，母女主婢日夕耳鬓交磨，一止一动悉在耳目之中，又何必谆谆再四焉！（庚辰本第73回双行夹批）
脂批已经把话说的很明白了，那个绣春囊就是大观园中那些不守礼持节的“环婢”的东西！可见，拥林派们硬是怀疑的范围扯到宝钗这样的贵家小姐的身上，纯属是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那么，再具体一点，又究竟是哪一位“环婢”的东西呢？我们就要注意其中的地点问题了。原著写明，傻大姐是山石背后掏促织的时候，“误拾绣春囊”的。而书中又有哪一位“环婢”在山石之间行过苟且之事呢？请诸位回忆一下小说第71回“鸳鸯女无意遇鸳鸯”一节吧。那鸳鸯又是在哪里撞见司棋与潘又安的奸情的呢？正是在“一湖山石后大桂树阴下”！对此，原文也交代的甚清楚：
（鸳鸯）刚转过石后，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定睛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见他来了，便想往石后树丛藏躲。鸳鸯眼尖，趁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鬅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第71回）
至此，事情已变的十分明了了。那个绣春囊正是司棋和潘又安的东西。正因为他二人在山石后面行淫，被鸳鸯撞破，慌乱之中连忙“往石后树丛藏躲”，才会把那东西给遗落在“山石背后”！更进一步，潘又安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潘安，中国古代有名的风流美男子，西晋时人，标准的小白脸一个。这个潘又安，俨然以潘安第二自居。如此一个人物，拥有那样“华丽精致”的“五彩绣香囊”，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这也就更加证实了那个绣春囊实系司棋、潘又安所有，且越发地戳破了拥林派们所宣扬的所谓绣春囊来自宝钗和薛蟠的谬论了！
综合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剖析，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极端的拥林派论者在发表诸如此类的诬钗之论，在思维套路上又有几个固定不变的特点：一是特别喜欢将好好的原文断章取义地加以曲解。二是特别喜欢以泛阴谋论的观点看问题，尤其是有所谓“受迫害幻想症”的症状。三是在他们的幻想当中，几乎所有的“阴谋”、“陷害”都是薛宝钗针对林黛玉。譬如，上述燕窝一事，作者分明于事后的第57回借贾宝玉与紫鹃对话的机会，讲明了宝玉欲代宝钗给黛玉送燕窝的情由。但这些拥林派论者却硬是要截断原文中情节的连续性，把前面贾宝玉说的“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变成一种带有惊竦悬疑味道的暗语，再接着把整个事件变成薛宝钗针对林黛玉的所谓的“谋杀案”，甚至连天气的变化也被扯进来当作旁证。所谓的绣春囊公案亦然，明明不干宝钗、黛玉任何事，脂批也已经点明那东西属于大观园中那些不守礼持节的“环婢”所有。而这些拥林派论者也依然无视书中有关司棋与潘又安在“山石背后”幽会的情节，一古脑地又栽赃到宝钗身上，莫名其妙地变成所谓的宝钗“陷害”黛玉的“罪证”。案情虽然各别，但这些拥林派论者的思维逻辑却又是惊人一致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上的套路呢？笔者以为除了狭儒人格这一大前提以外，这又是由近几十年以来的政治环境、传统红学立论的不牢靠和拥林派个人需要博位出名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首先，自1954年以来，林黛玉一直被判定成所谓的“叛逆者”的典型而受到无限制地拔高吹捧，薛宝钗却始终被描绘所谓的“卫道士”的代表而遭到攻击、诋毁。更有甚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官方甚至以拥钗还是拥林来作为“封建”与“反封建”划线标准。如网友“顺德笨鸟”所言：“把宝黛定位为封建叛逆者，把宝钗定位为封建卫道者，然后‘请’红学家表明立场。有专政利剑高悬头顶，谁敢道个‘不’字。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题’……这样的标签效应是非常可怕的，于是‘被表态’如洪水泛滥，宝黛阵营人满为患，宝钗阵营空无一人。”（见顺德笨鸟《红楼梦问源·宝钗形象演变小史》）在这种情况下，站在黛玉一边攻击宝钗是安全的，甚至是可以媚世邀宠的。反之，若是站在宝钗一边攻击黛玉，则是危险的、不讨好的。虽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样的政治强制力已大为减弱，但由于始终没有出现一种方向相反的强大思潮对过去的强制“洗脑”进行“反洗脑”，因而这种“骂”黛玉危险而“骂”宝钗保险的社会大环境依然是存在的。不信的话，我们只要反过来看看有官方背景的那些红学刊物就行。假设有人反过来宣称林黛玉有“谋杀”薛宝钗的重大嫌疑，有哪一期红学刊物肯于将诸如此类的的言论堂皇正大地刊载出来呢？当一种方向的言论受到重重限制，而与之方向相反的言论却可以畅通无阻时，不受反诘的一方自然会朝着越来越极端的方向发展，这几乎也是规律。
其次，那些传统红学的诬钗之论，包括所谓的“嫁祸”论、“冷酷”论等“王牌罪证”，虽然受到了政治大环境的支持，但其立论基础又毕竟是很不牢靠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当拥林派以宝钗议论金钏之死与柳湘莲出家二事为例来论证其所谓的“内心冷酷”时，林黛玉对晴雯之死的“满面含笑”却不免更容易成为黛玉“冷酷残忍”的铁证。而拥林派以宝钗的金蝉脱壳为所谓的“嫁祸”，不仅讲不出林黛玉究竟遭遇了何种“祸”，而且还会连带出林黛玉冷笑进谗、嫁祸于宝钗的实例。这种情形迫使那些坚持传统红学立场的论者只能不断地去“发明”各种新的诬钗切入点，以维持旧有的观点。可《红楼梦》中能够被用来捏合出新的“罪名”的文字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在此类强大的内在需求的刺激下，那些拥林派论者也不能不剑走偏锋，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来制造令人惊竦的疑点。
最后，从拥林派个人博位出名的角度说，也只有故作惊人之语才是哗众取宠的捷径。既然捧林诬钗的言论可以媚世邀宠，反之则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那当然只能在既有的诬钗方向上更加极端，才能轻松地吸引世人的眼球。不然的话，论者只能在重新审视原著原文的基础上，苦下功夫，方可提出与众不同的新理论。而在这个文化已经快餐化了的时代，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这样做呢？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谋杀”论、“下毒”论，其分明荒诞却也能大行其道，也是有其成本——收益之核算在里面的。
故而，综上所述，所谓的“谋杀”论、“下毒”论，其观点分明是谬论，但它们传播起来却又是相当容易。反倒是对这些谬说的批驳和清算需要我们多费口舌。这是有着基于人性的利弊计算在里面的。正如前人所言：真理很难追寻，谬误却随处可见，亦如健康很难传播，疾病却可以快速流行一样。而如果一个初涉红坛者能明白这个道理，少一点求名求利的私心，多一点纯真的求知欲，不被现在这些纷纷扰扰的流行误读所牵引，且做到始终以曹雪芹的原文和脂砚斋的评语为基准来展开立论，那么笔者的这么一番忠告也就不算是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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