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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哲:处处是商机,处处是危机,你是否看到深层次不变的?

 碧野田间牛得草 2017-01-19


编者按


2016年5月,陈明哲老师在美国接受了长江商学院校刊的电话访问,围绕着记者史颖波提出的“到底哪些变了?到底哪些是不变的?“这”一个“话题,畅所欲言。


或许这些问题,也是您在关心、在思考的。我们整理了老师的采访录音实录,和您分享。


变与不变,软和硬

处处是商机,处处是危机,你是否能看到那些深层的、不变的?


“变化只会加速,不会减缓。人心的不安会越来越大,只会更浮躁,不会比现在更好。


整个价值的体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力量来平衡,会加速崩溃。这其中,企业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你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一、 谈“变”  :处处是商机,处处是危机

《易经》有三个境界。第一层是“变易”,就是动态的、变化的;第二层意思是“简易”,即怎样化繁为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第三个层次就是“不易”,即寻求永恒不变的原则。我现在先谈“变易”,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Uber去年的市值是400亿美元,已经接近或者是超过了通用公司。Airbnb大概是已经超过了万豪,它去年的市值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255亿。美国还创立了一个名词就要prosumer,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同一个人.

 

  中国有一句老话,“买空卖空”,是非常不好的一句话,其实在分享经济,“买空卖空”不是一个坏事。意思是,我没有做具体的买卖,我做的是把人连在一起,把一些有需要的,跟有剩余的,跟有资源的,整个串在一起,这就是我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别人没有想到的。

 

  美国的退休社区做得很好,它就是把各种人才放到社区里面,平常有很多的活动。目前,还没有人拿这个去做分享经济,但是这些人有很大的剩余价值。现在没有人想到怎么样把这些人串在一起,能够串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造福大众。我上课的时候提到一个人叫比尔·纽曼,他比我大40岁,亦师亦友,最早是老麦肯锡的左右手,而90岁还上北极,你想想看,你一个礼拜抽他一天的时间,给企业一些咨询,难道不会创造价值吗?我不相信。他的右手边住的是原来纽约交响乐团的团长,左边住的是宾大的教授,这些人65岁就退休了,我觉得不利用这些人才是一种罪过。

 

  从中国传统来讲,就是有分享经济,标会、共田、易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分享经济。但目前的分享经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里面包括很多层面,它是信息革命的又一个阶段。


  信息革命从80年代到现在,经过三个不同阶段。我还在念博士的时候,信息革命刚刚开始。我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后来一直在美国,所以到现在不会中文打字。第一个阶段,是把信息当作一个公司的竞争力。第二个阶,就是用信息来穿梭整个价值供应链上下游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分享经济最重要的两个特性:第一,就是大数据,大数据一出来,对很多东西造成一些大翻转、大影响,第二,更重要的观念,也就是分享经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连接,不管是连接线上和线下,连接其他等等一大堆东西。

  

  那么,将来的变化会怎么样?只会加速,不会减缓。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连接人工智能了。这里面嗅觉最敏锐的就是郭台铭,他不是要搞100万的机器人吗?其实这会是一个管理革命的开始。很多包括金融投资的从业者,也开始关注这个趋势。我今天才跟我们一个MBA聊,他非常优秀的,现在也会有担心。你现在去设想,分享经济,我这边是人跟你买进卖出,那边是一个机器人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现在,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中间商的渠道都不见了,市场规则变来变去,游戏法则变来变去,到底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这个也变得很模糊。更重要的,过去在战略里面最常谈的是价值链,就是你整个价值的创造链,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拿掉。

 

面对变化,哪些是企业家需要关注的?



第一,变就是机会,我为什么说处处是商机?你想想看,利字当头,村妇都会想要赚钱,你想想看,社会上资本很多,所以作假的东西会很多,真假非常难辨,所以人心的不安会越来越大,人心只会更浮躁,不会比现在更好,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第二,新一代的员工,你怎么样去了解他们,跟他们对话?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的世代,80后、90后有相同点,但差异是很大的。这里会有很多的变化。

 

第三、分享经济和社区的观念是串在一起的,分享经济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社区,虚拟社区观念的形成和改变会造成对实体社区观念的一些改变。

 

第四、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就是1%和99%,这是用美国的话,这个之间的对立会加深,为什么呢?因为信息革命所造成的,互联网的游戏法则,就是赢家通吃,不给你剩什么。这里就有一些很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你利用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或者休闲的劳动力,但是有一种可能,会造成贫富之间加大,因为我赚的远超过你所赚的更多。

二、 谈“不变”: 利益的创造和分配

 

我2009年开始到中国教书,最近几年跑得比较勤,因为2009年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整个价值的体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力量来平衡,会加速崩溃,这是我关心的问题。这其中,企业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带领企业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很多东西……“企业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某种程度我也占了所谓地利,因为我是看两边,看中国,看美国。中国在发生的问题,美国一样发生。美国的年轻人,也很迷茫,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

 

特朗普为什么会成为共和党的代表?其实他是掌握了大概30%到40%,这些对美国现状极端不满的共和党人士,这个力量其实很可怕。如果说他跟希拉里去竞选,希拉里不一定会赢,即使华尔街前天才全部表态支持希拉里。但是未必,因为特朗普是完全在玩emotion(挑动情绪)游戏。特朗普唯一的一致性就是他不一致(特朗普是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特朗普,他其实就是掌握了美国现在这些选民,至少是共和党的情绪。

 

我现在再拉回中国,为什么会开始要对EMBA进行整顿?它的深层的原因在哪里。你看整个的社会氛围,企业家辛苦那么多,到最后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才会问宇峰,你将来到了地下碰到王国维,你怎么样跟王国维介绍你自己?这其实就回到中国传统以来怎么样看商人,一向就是士农工商,为什么把商人放在最下面,就是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等。


所以这里,不变的的东西就出来了。


分享经济最大的挑战,最基本的不变,还是回到利益的创造和分配。这个趋势是不变的东西,一定要处理好。如果你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这几年,我跟台湾的施振荣一起创办了王道薪传班,开始推动“夏学”,“夏商管理”,其实都一样,就是要让企业家去了解这个企业经营不变的东西。

 

关于利益分配,《易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利者,义之和也”。“义”从中国传统古书解释就是合宜的宜,宜室宜家的宜,所有合宜的事情加在一起的总和就是利。中国的企业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把“利益相关人”变成“利义相关人”,所以必须是利加上义,这就是文化双融的观念,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转型,利和义的问题。

 

我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来讲,第二个字,就是“信”,信心、信任,你必须要跟交易的伙伴、交手的伙伴,对他有信任、有信心。并且这个信任和信心你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管理机制来实现。

 

Airbnb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信任危机“。当时一名房东把房子挂到Airbnb上出租,结果回来的时候发觉家具什么的都被破坏了。这个事件导致Airbna推出两个管理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想可能国内也开始用,叫Rating,所有的两方都要rate彼此,我满意你到多少,你满意我到多少,所以有点像信用的征信制度。第二,它这个时候就接上保险业,意思是如果到时候出了问题,我这边可以全部担保。

 

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群”,群的观念没有改变。中国有一句话叫“君子群而不党”。为什么很多P2P出了问题?其实就是搞结党营私,甚至包括黑社会的都搞在一起。我也是听朋友讲。P2P这个行业,做得好的话就是天使,做不好就是魔鬼,完全在管理人员一念之间,做得好的话是造福大众,做不好就是毁灭财富和信任,那就掉回到比土豪还要更糟糕的境界。

 

除了三个字的“不变”,每个企业家还是要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是不变的。核心的战略问题还是存在,只是变得更复杂,比如说我是谁?我们企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在分享经济的环境中,到底我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一些管理上的基本问题,比如说风险管控,这些还是不变的。如果讲真的要变的话,可能变得更重要。竞争的问题一样存在,合作的问题一样存在,只是它变得稍微复杂一点,有些时候看不清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变得更重要,某种程度更为有用。因为归根到底,还是回到精一和双融,因为你必须要想清楚到底我们公司创造价值的利基在哪里,企业家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不做,什么东西要快,什么东西要慢,这里面的分寸要抓得更准。利益和道义的双融,长期和短期的双融,竞争和合作的双融,中西之间的双融,快和慢,危和机,处处是商机、处处是危机,你怎么在这两难之间去找平衡。所以真正核心的问题还是,到底什么东西是分享经济的正道和王道。

 

不变的东西还是人心人性。我们上课讲到林肯电气,为什么美国人讲它是资本主义代表,中国人讲它是社会主义代表,犹太人讲它是犹太文化代表?就是因为它掌握人性,性为智海,人抓到人性的话,是把你能够带到智慧的大海一样,第二,性生万法,抓到人性的话,你就跟孙悟空一样,道道多得很。

 

三、 谈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最大挑战:怎么样从一个可怕的对手变成一个可敬的对手?

 

中国真正是处于重新建构新秩序的时代。


过去30年发展到现在,企业家都很争气,但是真正的顶层驱动力其实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我才会上课特别强调,过去赚的是机会财,未来才是赚的管理财和智慧财。过去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DP,都是跟政府的政策、跟大环境、跟中国的成本低等等有绝大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跟西方的利益是挂在一起的,所以变成中国制造。这其实就是因为有廉价的劳工、有整个政府一步一步开放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人的勤劳节约等等,所以很多企业全部都起来了。以前国内有公司要找我去谈战略培训,我第一句话就讲,你们躺着都可以赚钱,要战略干嘛?

 

这是第一波。第一波都是在所谓的非专业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不是那么高,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例外,但附加值通常是比较低的,甚至包括早期的华为。在第一波里面,中国企业其实西方的企业没有太多的竞争,因为真正赚到钱的是西方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也没有太多走出去。

 

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特有的情况。,印度企业家也有一样的问题,快速发展就觉得钱好赚,赚钱就应该是这样赚,到了美国去,他不会有耐心去生根,想赚快钱,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但下一波就不一样了。下一波就开始要走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不管是飞机的引擎、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等等。当中国企业往高价值走的时候,就会碰到“反弹竞争”。举一个例子,通讯业的设备,很多就像华为这种公司,在2010年的时候,出口大概占到它总市值的25%,而到2014年已经掉到10%了,为什么?因为你碰到阻力了。你过去做的东西,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生产、不愿意制造的,所以你没有阻力。为什么沃尔玛会起来?跟低成本的“中国制造”有直接的关系。苹果更厉害,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球的供应链,只要把郭台铭套牢,所有东西都解决了。它拿走50%,然后郭台铭和一大堆上游制造商分剩下的40%左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形。

 

相对来讲,中国的企业家有几个挑战,对全球供应链没有太多概念。到底有没有办法在预期的时间内超过美国?GDP我不担心,迟早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几大经济体,我也不担心,但是企业的竞争实力,需要好好下功夫,把基本功打扎实。

 

未来这段时间,美国一定是把中国当假想敌,中国的企业要在这种氛围下跟人家竞争,很容易失去分寸拿捏。这是双融的重要性,就出来了,比如说当初的华为。

 

到国外去发展的时候,普遍会碰到几个问题。过去来讲有资本的问题,现在资本不是问题,钱太多。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才,我们现在有多少公司像三星一样,或是像联想一样,是一个全球团队?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你如果要全球化,要在中国成为引领世界的一个主流的时候,也必须要有国际团队。现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跨文化人才的培养,有办法均衡全局的一些战略的人才,我们这方面很缺。

 

第二是政治,现在海尔已经收购了GE的家用电器,1月份的事情,海尔当年还计划收购美泰,没有谈成,后来退出,这其实非常明智。当时美国人还把海尔当国有企业,他说实际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操纵,海尔其实不是,但是在另一个环境里会引起误解。所以讲国外政治的干预,其实是不小的。

 

第三,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挑战,怎么样从一个可怕的对手变成一个可敬的对手?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像三星,他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至少在西方提到它,是一种可敬,我看着三星二十年,看它怎么样一步一步全球化。最早的时候,1990年,三星要深入了解国外的市场。当时他们34个中级主管到沃顿去培训两个礼拜。结束的时候,三星要求34个主管分租17部出租车,从宾州费城开到旧金山加州,一定要经过美国的15州,然后再飞回首尔。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点,我中国的朋友到美国来,都是要我安排纽约来参观,我说你来纽约干吗?他们讲了解美国风土民情。我说纽约不是美国的一部分,纽约是一个国际城市,不是美国的代表,这是1990年的三星。


1996、1997年的三星,我那时候还在哥大,它是第一批外国企业到美国来挖博士人才(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来挖)。挖走的这个人也是我的学生,他现在是在外界最了解三星的一个企业家。


  2002年,他把我在美国一个很好的韩国朋友挖去做三星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他又挖了一批人,专门去研究中国市场。我现在都是讲小故事,但这里面有很深的意义。


2008年,我美国的一个学生,从三星战略总部27楼给了我一个电子邮件,他说我终于说服了公司的高管用动态竞争的东西来梳理我们的战略。


有时候我回台湾,听人说,全台湾以三星为敌,我只好一笑。我说你如果真的去了解三星,你看看它怎么起家的,会有很多启发。中国还是要回到精一、专精,要怎么样精益求精。

 

       我一直说,企业家要“使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就是修心,就是修为。你要有办法在一个非常杂乱的环境里面,找出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变的,然后看到里面更深层的东西,这是一个企业家非常根本的洞察力。企业家心中要怀儒,“儒”就是人+需,你必须要找到,到底现在的人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是什么样不变的东西。然后换位思考,从对方,不管是顾客也好,或者是竞争对手,去看他们会怎么样看这件事,然后将心比心。还是要回到用智慧,有些时候不能够硬攻,不能够强取,必须要避实击虚,不到万全的准备,绝对不要去挑战。

 

“硬的”就是要有方法,有术,有分析的工具,有管理制度。 其中,最重要就是互利共享,西方通过制度的关系,其实做得比我们好。我们怎么样把传统中的利和义结合在一起,用管理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其实很重要。

 

“使软的更软,使硬的更硬”,对企业家的要求就会越高,你怎么样知己知彼,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为什么要创业,我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尊重到什么程度,我对对方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尊重到什么程度,彼此之间,你必须要有非常开放的心态,最后还是回到修为。

 

我们上课有拆字,你看这个“智慧”,智就是日知,每天都要知道,其实最难知道的是自己。“慧”更有意思,用扫把在扫下面的心,所以其实一个企业家所以才会有性为智海、性生万法,都跟这个直接相关的。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提升,其实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很会问一些心灵层次的问题。如果企业家每天学习奉元复性,修心,回归人性本性,就会性为智海,性生万法,这个是很大的智慧。你要是抓到人性,这个世界非常美妙。

 

现代的企业家扮演社会教育家的角色。企业家整天带员工,带多少人,他也是衣食父母,也是在树立典范。人家其实在看你,社会也在看你,尤其像马云,像柳传志,他们这些大企业家,洞见观瞻,大家都看你怎么做,怎么处理,不只是在投资方面的生意,就看你怎么做人做事。

 

 

四、谈商学院的“一”: 商学院其实就要培养“企业士”

 

面对变与不变,商学院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是很大的责任,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企业家,尤其是EMBA、DBA,其实就是要“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还包括对历史的了解,对中外文化的了解,就是软实力。


商学院其实就要培养“企业士”,必须要能够提升给予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上课讲的修为影响思维,思维会影响你的格局和心态。人文素养的提升,重要又重要,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哥大图书馆,1932年建馆,全美国第五大图书馆。它上面刻了一排名字,就是西方的先圣先贤,包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哥大不管哪一个系,一定要修四门课,叫做西方文明,要读这些人的原著,这就是校规,定在这里。我们弗吉尼亚大学1819年创校,从创校到现在,学生不用监考,你说这需要多大的信任和信心,或者是尊重?你看这个士,士尚志,志是士+心,所以一定要有方向,一定要有心。然后计利当计天下利,这个就跟经世致用、经世致民,整个都串在一起。


1997年新加坡管理大学成立的时候,问我有没有兴趣考虑做校长,我当时就放弃走这条路,后来有很多类似的机会。知止,我就“止”在这里。我只选择从一个小教室来改变世界。我是非常福气,偏偏这个小教室里的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犹太人有一句话,从一个小地方来改变大世界。中国人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实就是相同的意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最后,还是回到易经的观念,就是互利共赢,创造价值,生生不息。


陈明哲

陈明哲博士,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暨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终身院士,是全球著名的企业战略专家、也是动态竞争理论与文化双融观点的创始人。

明哲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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