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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实施的历次联合作战行动中，情报支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则是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发展历程的重要分水岭。在这场战争中，美军运用各种先进侦察技术，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多维情报侦察体系…… 美军战区级联合情报机构诞生于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日益紧迫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各方面的情报需求，美国开始加快进行情报机构的改革。 在此之前，美军情报支援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分散状态，机构之间相互隔离，独立工作，缺乏情报的交流和沟通，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1940年7月11日，美国成立了情报协调局，主要任务是协调、汇总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 但是，由于各部门间的利益之争，情报协调局的运转并不顺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本海军突然袭击将这个问题暴露无遗。因此，1942年6月13日，情报协调局被改组为战略情报局，成为美国第一个具有中央协调性质的情报机构和第一个集中型的秘密情报机构，为总统和美军高层提供情报服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首次建立了战区级的联合情报机构，支援陆海军联合作战。在西南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建立了联合情报局，拥有谍报、航空侦察等情报搜集手段，负责所辖区域内各军种搜集日本情报的工作。 在太平洋战区，尼米兹（时为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也成立了地区性联合情报机构—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将本战区各种来源的情报和信息汇集起来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分发给相关单位。美军以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为模板，在荷兰港、布里斯班和关岛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前沿情报中心。这些前沿情报中心和战区联合情报机构，共同构成了战区联合作战情报支援体系，在珊瑚海、中途岛、莱特湾等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冷战威胁的加剧，虽然美国政府一度撤销了战略情报局，但面对情报活动的混乱和分散局面，不得不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集中管理。与此同时，一批新的情报支援机构陆续建立，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中央情报局，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情报机构，不仅从事情报搜集和集中分析，而且进行反情报活动和谍报行动，直接为美军作战提供情报支援。 1949年至1960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家照片判读中心、国家侦察局相继成立，分别负责信号情报、卫星图像分析、侦察卫星发射等工作。 为了更好地协调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美军又于1961年成立了国防情报局，负责协调军事情报机构的搜集需求,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情报和反情报支持。 但是，这一时期美军内部仍然缺少一个对联合作战进行总体支援的情报协调机构，难以将战略情报优势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战术作战行动优势。 越战惨遭失败，拉开军事变革帷幕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惨遭失败后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军事变革的帷幕就此拉开。 美军将创新作战理论作为进行军事变革的突破口，并以此牵引情报支援力量体系的建设和支援方法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美军在1982年版《作战纲要》中首次提出“空地一体战”理论，并陆续颁发了各军种的情报支援条令。 1983年10月25日，美军对格林纳达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美军自越南战争后实施的首次联合作战，以空降作战、垂直登陆为主，充分体现了“空地一体战”的特点。在这次军事行动展开之前，美军情报机构利用侦察卫星、高空侦察机和特工等多种侦察手段，对格林纳达进行全面的战略侦察，监视格军动向，察明其部署，并绘制了作战地区的地形图和交通要图，较为详细地掌握了格林纳达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军的情报支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格林纳达作战的经验教训，使美军认识到加强情报支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联合作战情报支援体系改革的步伐，其效果在1986年空袭利比亚和1989年入侵巴拿马的作战中初步表现出来。 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是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发展历程的重要分水岭。在这场战争中，美军运用各种先进侦察技术，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多维情报侦察体系。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侦察手段多样，侦察装备先进，各种侦察力量能够密切配合，相互印证；二是建立了国家、战区和战术三级情报支援体系。三是战场情报传输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对“飞毛腿”导弹的预警时间达到3至5分钟，而且侦察卫星的分辨率由12米提高到1米。 一线部队既能得到情报支援， 又能向上提供情报信息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围绕如何提高诸军种联合作战能力展开。 秉持“情报能力必须与作战理论和作战样式相适应”的理念，美军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情报支援能力：通过扩大一线作战部队情报侦察力量编制，增强情报搜集、分析及分发能力，减少对上级情报支援的依赖；继续加大对航天侦察、航空侦察等战略侦察手段的建设投入，不断提高情报侦察平台的技术指标；开发利用网络技术，实现各种情报支援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情报信息 的有效共享；提高对特种侦察等传统人力情报手段的重视，满足不同作战环境的特殊要求。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长期进行情报支援建设的努力取得丰厚回报。与此同时，这三场战争也检验了美军在不同战场环境和作战条件下，对不同样式的联合作战实施情报支援的能力，暴露出美国情报界及军队在情报搜集、分析和共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科索沃战争后，美军指出：“国防部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联合情报处理的战术、技术与程序，并对远程情报传输需求进行相应的评估和量化。在制定情报传输需求计划时要将可资利用的情报系统和技术人员纳人其中”。 因此，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同时，美国政府和军队开始对情报系统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9·11”事件后，根据《2004年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情报主任，统一管理美国情报界的16个机构。2003年3 月11日，美国国防部设立了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负责协调国防部所有的情报与反情报事务，领导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等单位，并协调国家情报主任开展战时情报支援工作。 在战区情报机构调整中，2006年4月，美军宣布在各作战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司令部内各设立一个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以更好地实现作战与情报的无缝连接。 在组织机构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国防情报战略》，提出在联合作战中，情报支援应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做一个通用情报作战态势图，使处于一线的作战部队既能得到国家和战区情报机构的支援，又能向上级或更高层次的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信息。 （据《军事历史》 付明华/文） 【附录】解读美军“作战指挥链” 美军现役部队只有130余万人，全球驻军、全球机动、全球作战，面对不确定的对手、不确定的战场、不确定的战争样式，基本做到了“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美军高效行动的背后，有一整套结构合理、责权分明、不断升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在美军军语体系中，并没有“作战指挥体制”或“领导指挥体制”的术语，而是将相应或相似体制统称为“指挥链”。美军“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政系统或领导管理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军种部队”为基本主线，主要负责对机关和部队领导、管理、军种训练、军种联合基础训练和后勤保障；二是“作战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令系统或作战指挥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为基本链条，主要负责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控制、协调和联合训练。 作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核心，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司令部机关、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临时或常设联合特遣队几个部分组成。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指挥”“控制”系统C2。为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威胁，解决预警时间短的问题，美军认为必须有非常广的通信网，把美国尤其是北美大陆的部队联系起来，然后加了一个C，就是“通信”。后来美国发现光有通信不够，必须有“情报”，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I，之后美军又把“侦察”的R和“监视”的S加了进去，形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即C4ISR网络。 C4ISR通常被译为指挥自动化系统，它由英语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7个词首字母缩写而来。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 在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军还能够放下胜利“包袱”，不断创新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其中，巧打的代表性理论是“打击重心”。美军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对于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和可靠地运转，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既是敌方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军队倾全力打击的目标。 （据《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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