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 | 从《白鹿洞书院揭示》看朱熹的理学教育余新吾·2016-01-21 23:35 一：朱熹及理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他是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登进士第，他的一生，从入仕到逝世共五十年，这五十年间“仕于外者近九考”为官近9年，期间“仅立朝四十日”，在朝廷做官也就四十天。在朱熹的一生中，仕途并不是很得意，他除了近十年的为官生活之外，其余四十年都奉祠，也就是靠着祠禄过着讲学著述的生活，朱熹就凭借四十年奉祠而得以有大量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即使是在他官任期间，他也没有离开学术和教育事业，而是始终把设立学校和参加讲学作为政事活动和重要内容。学术上，他使理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规模并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诗集传》《周易本义》等重要学术著作；教育上，他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他的努力下，理学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七百余年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历史上，千古有孔子，后古有朱子，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二：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1179），朱熹授命知南康军。同年秋天，他寻访了白鹿洞遗址，见到这里山清水秀，幽静清雅“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确实是一处隐居，读书，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于是决心修复书院。朱熹在修复和主持白鹿洞书院的工作中，亲手拟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不仅是现存书院学规中最早的学规，而且成为南宋书院的统一学规，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 《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内容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有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之文字内容，并非朱熹首创，是他从儒家经典之中辑录出来并做了归纳整理从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面貌。此揭示，明确了书院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为学之要，待人接物，应事处世的基本要求。不仅对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起了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务记揽，为词章，以钓名声，取利禄”的学习风气下，重申了“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就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三：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育内涵 （一）明义返本的做人根本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五教之目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将其置于揭示之首而特别说明“学者学此而已”，为学的根本在明心见性，学会做人。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先，上天赋予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区别就在于人有“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仁义礼智根于心。”简言之，就是不虑而行不思而能的良知良能，即人性。所以上天赋予人的四端之心的“善”就是人性，遵循自己善的本性而去行为就是“道”。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着“道”去行为，有先知先觉者是为“圣人”，那些不能率性的普通人就是后知后觉；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普通人的“道”需要通过圣人“教化”去“修”，即修道之谓教。 仁义礼智信是人本身就具足的美德，这种美德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五种人伦关系做好了，就是把人性中仁义礼智发挥出来了。能够把善的本性发挥出来，人才称得上是个大写的人。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为学的根本。 (二)格物致知的为学方法 既然明确了明义返本的为学的内容，那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呢？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为学之序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之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错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朱熹认为“性”即“理”也，只有“穷理”才能“尽性”。他认为《大学》格物之说就是穷理，《大学》分为两部分，前面是经，后面是解释经的传，解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传部分少了格物部分，于是朱熹调换了原本大学的顺序而且增补了格物一章的内容。“欲致吾之，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问思辨就是要“穷理”以致吾知。 （三）先知后行而重行的修养功夫 若夫“笃行”之事，则有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 格物穷理以致吾知，吾知既致，就可以用这个至理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至于有所偏失从而失去本性。 （四）涵养用敬存理灭欲的修身之要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言忠信，行笃敬。”语出《论语·卫灵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语出《周易·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笃行要从修身开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之而后天下平。修身要从哪些方面用功呢？ 一是言语，要做到忠和信。所谓忠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说的话要是自己所想的而不能是怀有私欲的“巧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言语不是出自自己的内心而是经过加工讨巧的，这样的人是很难做到仁爱的，是因为私欲已经夹杂其间。所谓信就是说到的要做到，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及“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说的话一定就要做到，如果做不到就不说。因为说始终不是目的，做到才是最终的目标，只说不做就是舍本逐末。 二是用敬，“敬之一字，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是什么呢？“敬是甚物，只如畏字相似，只是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敬是敬畏，敬是收敛，敬是主一，通过敬这种修养功夫去修养身心。 三是“惩忿”，“身有所愤恨则不得其正”，修身需要正心，身有愤恨则心就不正，因为为私欲蒙蔽而生愤恨之心，颜回之所以被孔子称道因为他“不迁怒”，怒气所当之怒而绝对不会因此怒而迁于彼处，迁怒是因为怒不当，不为不当还迁其所怒，这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发出不是中者，所以要善于消灭发而不中节的怒气。 四是灭欲，这里的欲是私欲不是人之所存的正常欲望。不但是是发而不中节的怒气是因为私欲，妨碍人明明德从而回归至善的也都是由于人的私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必须有个身体，否则他的精神就无寄托，不能存在，既然有了身体身体就有需要，为了满足他的身体需要，他就有欲望，这种欲望简称为欲，维持身体存在的欲是正当的欲，正当的欲不是和理直接违背的，不正当的欲才是和理直接违背的，这就是私欲，或称人欲，社会上一切不道德不正当的事，归根到底都是出于私欲。出于人的不正当的重视身体，所以道学教人不要在躯壳上起念，从躯壳上起念就是为私就是为利，所以要存天理之义，灭人欲之私” 五是迁善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天理之性纯善无恶，气质之性间杂了人欲而有不善，所谓变化气质就是要“穷理致知”之后把因为愚昧无知而做的错事或正在做的错事改正过来。 （五）不计功利的处事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出《汉书·董仲舒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者，宜也，就是应该，做事情要本着事情按照理该是什么样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计较。后面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是同样的道理。总的来说，是要人们讲求道义而不是功利。 （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出《论语·颜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语出《孟子·离娄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行为发出时，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所欲的，如果是你自己所不欲的，那么同样是人，别人也不希望被这样对待；当你行为得不到自己多所期望的那样就要回头想想自己。 四 朱熹之理学和儒学 从《白鹿洞书院揭示》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教育的根本没变，只是有了浓厚的理学色彩。理学是在唐宋时期，当儒学面临佛道的挑战时期，一些儒者为了恢复儒学的道统从而重新建构儒学使之能与佛老抗衡。儒学的形而上学被建构起来，经过周敦颐和张载的形上宇宙论到二程的心性论再到朱熹手里集大成，建构了儒学的体系和规模，从此儒学的道统地位恢复并影响中国古代思想七百年。这里“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和“涵养用敬”以及“存天理灭人欲”都带有理学色彩的儒学。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这时候的儒家教育的理学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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