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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栻主教的七年时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岳麓书院成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这一切缘因张栻主教岳麓后，其开展的教学活动保持着一种平和、稳健的态度，岳麓书院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组织功能上都逐渐形成了了自身的特色，书院也因此有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本文将分析张栻的教育思想以及在岳麓书院所开展的一系列改革。
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洲锦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 教育思想 任何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既是他对前人教育思想的继承，又是对自己教育实践的总结。张栻的教育思想除了对前人的继承外，主要同他的书院教育实践密切相关。我们从以下教学方法中，可以窥见张栻教育思想的特点： 『致知力行』 张栻在教学方法上，坚持知和行应统一起来。张栻一方面重视践履，提出“学贵力行”；另一方面也重视致知，否定“只务践履”之偏。当有人以吕祖谦“近日士人只务闻见不务践履，须是去践履上做工夫”之言征之张栻，他回答说：“此言虽好，只是少精神，须是致知力行互相发明始得。若不致知，将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可见，在致知力行的教学方法上，他主张“互相发明”，反对执于其中一偏。 『学思并重』 “学”是指对书本知识和生活日用的学习，它偏重于教学内容的外在把握；“思”则是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它偏重于教学内容的内在领会和思考。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仍然不能偏于一隅。如果只重视“学”，表面上刻苦勤勉，但终因不能知道“理之所以然”而至于迷惘。如果只重视“思”而不重视学，也会因没有根基以至流于空疏。 张栻主张学思并重，并深入探讨了学和思的关系。 “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任何学习，本身都是思考后所得的结果；反之，任何思考，本身即是学得知识的深化。因此不能将学和思分开。 “学源于思，思固所以为学。然而至于忘寝与食，而不以学济之，则亦为无益也。学者，所以而行之也，习而行之则其思为益矣。” 意思是只有在学的基础上才会得益，而且思也是为了学；学只有在思的条件下才会有益，学离不开思。 『居敬穷理』 张栻对“居敬穷理”的教学方法亦十分重视，他认为二程以穷理居敬之方教人，才继承了孔孟的教育传统，可见这一教学方法在儒家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张栻指出居敬和穷理（或集义）也应是同时并进的，即道德涵养和道德认识是道德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又是相互影响。 “居敬集义，工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二者盖互相发也。” 他认为，通过道德涵养，使受教育者的内心产生一种专一的心理状态，这样就会促进他去获得更多、更正确的道德认识；反之，道德认识越明确者，他的涵养也就愈加专一。 『博约相须』 教学方法是重“博”还是重“约”，这在南宋教育界一直有很大的分歧。朱熹一派强调“泛观博览”，即要求学生博览群书；陆九渊一派强调“发明本心”，故不要求学生多读书。 两种不同意见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江西的“鹅湖之会”上激烈交锋，各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张栻并没有参加“鹅湖之会”，但他在事后对两派的争论发表过意见，即不同意他们各执己见的片面性。对博与约的关系，张栻主张它们之间是一种相须的关系。 “然而博与约实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故约我以礼，必先博我以文。盖天下之事众矣，非一一而穷之，则无以极其理之著。……博文而约礼，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当从事焉者，亦无越乎此矣。” 他主张，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从事学习，在博与约的关系上皆应注意到，既要居其博，又要守其约。首先要以“博文”为主，学习天下之事，阅读各种文献典籍；由于要学的东西太多，而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故而要由博返约，即所谓“趋乎要”，他认为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博与约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博取之时，即要注意“趋约之意”；在趋约之时，又要以博为基础。 『存养省察』 存养省察是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两种重要方法。“存养”是指应事处事之前、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涵养心性的方法；省察则是指应事处事之中，喜怒哀乐“已发”之后辨析义利、理欲的方法。对这两个方法，湖湘学一派和闽学一派曾有多次反复的讨论和争辩。 “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 张栻肯定二者均很重要，在修养时无先后之分，而须同时并进。两种方法都是重要而不可偏废的，如果执于一端，都会给道德教育带来不良后果。
岳麓书院教学斋 张栻的教学法思想十分丰富，除了上面所列外，另还有不少。譬如他提出“正大”和“弘毅”、又如“明快”和“迟钝”……这些教学方法皆体现出理学教育思想的主张和兼容并蓄的学术特点。 教育改革 张栻主教岳麓七年，复兴并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大书院，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教育宗旨之变 『从传习科之学到传道济民』 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主教者们所关心的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使学者无将落之忧”，即在官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使士子们有机会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取得做官的资格。这和地方官学的教育宗旨相比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张栻《岳麓书院记》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在《岳麓书院记》中申明了新的教育宗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反对培养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具言语文辞之工的所谓“人才”，而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一种能“传道济民”的人才。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张栻《邵州复旧学记》） 很明显，所谓成就“传道济民”的人才，就是要培养出谨守封建纲常道德并能为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佐治人才。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化价值在教育宗旨上的体现，它特别强调以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科举之学、章句之学之所以被张栻等理学家否定，就在于这种衡量人才的标准不符合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轩集》书影 教学方法之变 『从单一到多元』 教学方法往往是由教学内容决定的。南宋以前，岳麓书院传习传注经学和文辞章句，以应付科举考试。这种教学内容决定了书院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诵习辞章之类，这种呆板的单一的教学方法和官办学府毫无区别。南宋乾道以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以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为传播内容，必然使书院的教学方法发生变化。 朱熹认为张栻主讲岳麓后，“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这透露出张栻在教学方法上的转变，体现出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道的方法。张栻以“道”为讲学的内容，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到： “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致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 可见，张栻的“传道”主要贯彻于在手持足行、饮食起居的生活实践中“求仁”等道德教育方法。 第二，传授学业的方法。张栻传授学业，主要是传播自己研究理学的思想成果。因而他时刻注意更新教学内容，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 第三，“解惑”，即解答学生在自学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师生间往往通过问难论辩的方式答疑解惑，这种方法大大活跃了书院学生的思想。
张栻雕塑 机构功能之变 『从单纯教学到教学与学术并举』 北宋期间，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主要是实现其教育功能。张栻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他主要通过下列方式从事学术研究： 第一，把编写讲义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讲学都得编写讲义，但讲义须有学术价值才成为学术成果。张栻的代表著作《孟子说》《论语解》都是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而撰写的。 “岁在戊子（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张栻《孟子说序》） 乾道初以来，张栻即开始在长沙岳麓、城南两院讲学，乾道四年，他根据自己讲学所见，编成《孟子说》一书，次年冬季知严州而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回长沙继续主教岳麓，因对旧说多不满意，故又删削改正。乾道九年才刻写成书，正式作为岳麓书院教学讲义。 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论语解》，“辑《论语解》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并要求学生“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可见，这两部书从写初稿到完成刻写成书，都是和书院教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部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栻的宇宙论、人性论、知行观、义利观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是张栻学术思想的代表著作。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齐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重要的、并有疑难的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南轩文集》自二十九至三十二卷为《答问》，是张栻和其弟子讨论理学学术问题的问答，一般由学生提问，由老师作答。 提问者大多为张栻在岳麓的一些高徒，如彭龟年、吴猎、胡大时、游九言、周允升、吕子约等人。他们提问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些理学范畴和命题、当时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等等。学生们或者直接向老师提问，或者是先阐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征求老师的意见。而老师或是同意，或是在反对后提出正面的意见，或是引导学生作深一层的理解。 师生间的问难论辩绝不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存的答案，而是不同学术见解的相互碰撞，并在这种碰撞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提出新颖的思想见解。因而，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学术研究。
《南轩文集》 第三，和其他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即会讲），亦是张栻在书院展开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乾道三年，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于岳麓书院内和张栻会讲《中庸》之义，朱、张的弟子也随之听讲，这是一种把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的典型形式。
朱张会讲雕塑 第四，师生之间一边展开教学活动，一边从事学术研究，编写著作。张栻除了编写教材、讲义外，还潜心研究学术问题。他的读书笔记和学生的讲学记录被保留下来，成为学术著作。张栻弟子将其研究《书经》的心得记录而成《南轩书说》，又将其平日讲学记录而成《诚敬心法》，这是张栻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根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可以发现张栻很多学术著作的完成均在乾道年间主教岳麓书院时。 与此同时，张栻还以通信的方式和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及湖湘学者就理学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心性说、中和说、察识持养说、仁说以及对儒家经典和理学名著的理解等，这些学术活动亦大多在书院展开。张栻除了自己撰述外，还指导学生进行专题学术研究。 张栻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学术思想一样，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他执教岳麓后，使之焕然一新，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而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
《岳麓书院史》，朱汉民、邓洪波，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01 *本文整理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文章略有删改。 原标题：七年时间，让书院闻名全国，他凭什么？ 来源：微信公众号“ 岳麓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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