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陶短房 1月11日央视新闻的认证微博号发布了一条引人关注的“代卖活鱼”微博——帮助河北承德潘家口水库“推销”因全面清理网箱养鱼而积压滞销、价格暴跌的近7000万斤活淡水鱼。 这种由地方政府或官方传媒体“登高一呼”，帮助因各种原因积压、滞销、跌价的农产品寻找合适销路、市场的做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近年来则更见频繁。 仅2016年传播较广的，就有河北“白菜之乡”玉田县通过政府网络公号和门户网站“吆喝兜售”滞销跌价的8万亩大白菜；陕西宝鸡凤县各官方政务微博“网上呼吁找销路”，为该县黄牛铺、红花铺等镇滞销菜花难题寻找“彻底解决”方法；福建建阳政府公号、官微积极帮助建阳水吉镇和平村积压、跌价大棚蔬菜寻找销路；等等。 不论当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还是官方传媒，近年来都积极向“服务型”转变，这种借助官方口径“高屋建瓴”的优势，利用官媒和网络时代便利，解一方农民和基层农产品生产者燃眉之急的做法，无疑是值得鼓励、赞赏和推广的。 但在鼓励、赞赏和推广之余，我们似乎应思考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基层农产品生产户的积压、滞销、跌价困境以往固然也有，何以近年来出现得更频繁、一旦出现损失更严重？除了待事情发生再“登高一呼”，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官方传媒、机构，是否还能有更好、更有效的帮扶办法？ 笔者至今仍与全国各地许多在农村生活、在基层从事农产品产供销的朋友保持较多的联系，许多朋友都反映，这种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丰收综合症”，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基层生产者、农户盲目扩产，以及市场、气候等发生急遽变化的因素，但很多时候问题却出在“上游”。 什么是“上游”？我们看到，发生“丰收综合症”的地方、产业和产品，有的原本是当地产量不大但小有名气和市场品牌效应的土特产，也有的原本在当地并不普及甚至根本“无种”，鉴于市场上“卖火了”而从外地引进的。 具体到单个农户、基层生产者，作这样的决策固然原因多多，但倘若成片、成规模，甚至几千亩上万亩地普及、推广特定农副产品种植、养殖，背后多半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等的信息提供、推广提倡、资源供给，甚至政策扶植。 正如一位曾在陕南某县遭遇“苹果丰收综合症”的朋友所坦言，基层农户是“棋子”，不可能具有“棋手”那般通观全盘、高瞻远瞩的视野，“棋手”下出好棋，棋盘上每一粒“棋子”都受益匪浅，但倘若“棋手”一步走错，每一颗“棋子”都难免受到牵累。 笔者的微博私信箱中经常会收到国内许多地方农户恳求帮助推销滞销、积压和降价农副产品的信函，一些熟人、乡亲甚至会直接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找上门来。 有位乡亲曾说，他们乡之所以放弃原本的传统养猪业，改为集体饲养一种“嘴又刁、又娇贵”的皮毛用经济兽，完全是地方政府行政鼓励甚至指令的结果，“当初他们信誓旦旦‘全包’，如今卖不出去怎么不‘包’了”； 还有一位南方乡亲表示，“上面”牵头推广的新种子“自己不能育种，全部要买，第一批是送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把原来备好的种都处理掉，几个村都换新种”，如今市场滞销，价格下滑，“算起来还不如种旧的赚得多”，地方政府也心急火燎，网上网下帮忙推销，“可当初干什么去了”？ 中国农副产品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还不算很高，“棋子”的“能量”不可能和美国、阿根廷的“大农业”、“大牧业”相提并论，在很多时候，他们需要“棋手”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先机和有利地位。不仅如此，相对于其它领域、行业，农副业“棋子”的“抗击打能力”相对更弱，对“棋手”的依赖性也更强。 网络时代、“大市场”时代固然便利了商品的流通，令许多原本“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好产品有了更强大的推广、变现能力，令不少原本只能“小打小闹”的农副产品、产业也有了“做大做强”的机会。但任何东西都是柄双刃剑，网络、信息和“大市场”也同样会放大某些“负能量”——倘若“棋手”在谋局、布子时考虑欠妥，下出“疑问手”，在这样的崭新“气场”里同样会被放大。 如前所述，基层农副产品生产户是“农产品一盘棋”中最弱势、最难具备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环节，却同时又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他们的利益倘受到伤害，整个“一盘棋”就会险象环生，既不利于市场及市场环节中的方方面面和每个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民生幸福、社会安定等大局。这就要求“旗手”们在“出棋”前多作“长考”，“出棋”时缜密斟酌，而不能总等到“出棋”后去补救——要知道，农副产品的生产要靠天吃饭（这个“天”可能是大自然的，也可能是市场等“非自然”的），很多时候也是“落子无悔”的。 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代卖活鱼”，起因是水库网箱养殖政策的改变。水库是人工水面，没有当初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引导，不可能发展到年产1.2亿斤的庞大规模；如此庞大规模的产业链突然发生“雪崩”，也并非纯粹市场、气候等因素所致，而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出于保护水源地的需要，开始收缩网箱养殖的结果。 这种因政策一百八十度转弯而造成的“棋子损失”在许多地方、产业都有表现，且未必表现为“大跌价”：以中外驰名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例，同样出于环保等考量，2016每个养殖户养殖水面从20亩减少至10亩，总养殖水面从32000亩减少至16000亩，以当地平均亩产（不超过300斤）计，每个养殖户的损失可想而知——尽管因货源（指“真阳澄湖蟹”，不计“洗澡蟹”）锐减，价格其实是大涨的。当初将大闸蟹养殖当作“地方拳头产业”推广、扶植，其情其景犹在目前，如今却已是明日黄花。 不论是潘家口的活鱼，还是阳澄湖的螃蟹，当初“棋手”的提倡、帮扶是出于一片“帮农致富”的好心，如今“棋手”的削减、封禁也同样出于对“大局”的考量、顾全，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必须认识到，这些“非市场因素”的政策转向风险，较前面提到的那些，更难苛求“棋盘”上的区区一枚“棋子”可以未雨绸缪、可以及时规避，甚至许多时候，站在“棋子”的地位上，风险迫在眉睫，他们都未必知道。 这就要求“棋手”们担负起更多前瞻、预判的责任，在“布局”、“变招”时作更多的通盘考虑，而不能让“棋子”去操“棋手”的心——那样非但不公平，对整个“棋局”、对与“棋局”有关的每一方面和每个人，也都没什么好处。 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作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利益更远大、抗风险能力更强，且在特定场合和领域具备“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能力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官方机构、平台，必须担负起自己理应担负的“战略指导”、产业及市场前瞻责任，而绝不能把政策性风险全都转嫁到农民和基层生产者身上。 附文： 一年签下33份责任状，谁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 文 | 刘良恒  “我也不知道具体签了多少份，得好好数一数。”湘西某县的一位镇长对记者说。这位镇长仔细梳理2016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的责任状，共33份。除计划生育、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还有烟叶生产、网格化管理、劳动力转移和金融环境创建等。 张家界市一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的一些责任状是县里自行“加码”的，如经济作物生产、果树病虫害防治等。 一些乡镇干部坦言，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本在职责之内，但各类责任状过多、过滥，也就变了味、变了质，甚至让基层干部像“无头苍蝇”一样，做事抓不住重点，工作没有效率，反而助长了形式主义，不利于责任落实。 基层签的责任状多，要应付的各种考核检查自然就多。“责任落实得怎样，上级部门不定期要来检查。”一位乡镇干部说，这种检查虽然不少是走马观花，但他们为此隔三差五就要准备材料、开会汇报、陪同检查，不堪重负。 一些乡镇干部反映，在各类责任状的重压下，基层一些工作是看结果不问手段。“为应付上级落实责任状情况的检查，避免出现耕地抛荒情况，镇政府甚至出钱请人种地。”湖南某产粮大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自从到这个镇任镇长后，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安全生产出问题。”湖南醴陵市一位镇长对记者说，乡镇安监站人手极少，也没有执法权。“镇上有几家烟花企业，如果发现有烟花企业违规生产，不管有没有执法权，也会采取强制措施。” 年终考核时，为了完成责任目标，有的乡镇更浮夸造假。“只要没出大乱，检查意思意思就行了，上级部门一般也不会较真，反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上述产粮大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说。 一些乡镇干部说，“摆平就是水平”，很多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如一些农业项目需要配套资金，惠农政策的落实需要工作经费，为保证这些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一些基层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不得已负债运行。 对有些责任状，能不能完成，乡镇干部心里也没底。常德市一位乡长说，他所在的乡镇地处武陵山区，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共有17个行政村，镇上没有交警中队和交管站，乡里和村里都没有执法权，看到有村民超载或三轮车载人，只能劝导，但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我们没什么有效的办法。”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守土有责，属地管理，这些原则并没有错，但基层钱少权小事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正常的责任之外，一味将责任“包袱”往基层压，效果并不见得好。 “像国土所、财政所、派出所等有执法权的站办所都是垂直管理，规划、建设等领域的执法权也都在县直机关。”湘潭县一位镇党委书记说，一旦签了责任状，有些部门就成了“甩手掌柜”，习惯站在上面发号施令、指指点点，把职责范围内的事也扔给了基层。 “很多工作，乡镇跟县里签了责任状，乡镇再把责任分解后压到村一级。村里经费极少，村道维修、村容整治等，所有事情都要花钱，哪来那么多钱?”湘西一位村支书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过多、过滥的责任状该精简的要精简，该合并的要合并。一方面要争取责任状“瘦身”，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另一方面要加强上下联动，形成合力。上级要积极为基层“撑腰壮胆”，在业务指导、执法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基层帮助。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建议，应根据责权利对等原则，科学合理划分上级和基层之间的事权和责任，构建严密科学的责任体系，上级的归上级，基层的归基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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