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灭佛运动

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盛行就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社会动乱不安，很多人家庭经济破产。佛家寺院又有特殊政策保护，可以不交税，有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出家是最好的出路了。但是这些人入了佛门，可未必就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可能很多人根本也没想遵守。所以那个时期的和尚的素质有所降低。这是导致第一次灭佛运动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画像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军官讲，这军官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灭佛发生在北周时期。

在南北朝时，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

北周武帝宇文邕

公元561年，明帝宇文毓驾崩，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他是一位励精图治、负有远见的皇帝，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性格果决，能断大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面对兴盛的佛教，他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于是，北周式帝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300万人，退寺院4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结果不用说也考虑到了。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

第三次灭佛运动,古代的宗教矛盾也是灭佛运动的诱因之一。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唐武宗李炎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

第四次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

公元 955 年，后周世宗柴荣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20人，中留10人，下留5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人，收寺院奴婢15万人。同样，这次灭佛也是发生在国家统一，经济迅速发展的前夕。

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国家铸钱是为了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后周世宗的这些重大举措，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位封建君主正处在大势将去的“五代”末期，执政不到六年，就被(宋)赵匡胤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