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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吸烟室的故事》……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是不是很美？”晚餐时，坐在我隔壁的灰白头发的女性一边递给我一只瓷盘，一边问我。 因为有些年份而稍有泛黄的盘子，装饰画是标准的英国风情：一座被粉红色灌木丛和薰衣草掩映的茅屋，碎石小道穿过花园，通往半掩的前门。在茅屋的楼上，一名有着金色发辫的女孩微笑着从邮票大小的窗口挥手。细微的勿忘我环绕着这幅风情画由，沿着盘边围成精致的花环。 我对瓷盘赞不绝口，然后把它传给坐在我左侧的另一名年长女性。她用双手恭敬地接过。“这只盘子可能比我们所有人都要老，”她说，“很难在缅甸看到这么美好的东西。” 我在碧翠丝·汤普森（Beatrice Thompson）的家中做客，她是居住在毛淡棉南部城镇的英缅混血儿。几年前在伦敦大学学习缅甸语的时候，我遇到过碧翠丝的姐妹。她给了我碧翠丝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在去毛淡棉之前和她联系。我在仰光打电话给碧翠丝，她坚持来火车站接我。我怎么辨认你？我问。“你看到蓝色的眼睛就会知道是我。”她回答。 仰光始发的日间列车，向北绕过马达班港（Gulf of Martaban），再南下前往毛淡棉。在仰光火车站，我被告知外国人只允许购买头等车厢的车票，所以我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度过了十个小时的旅程，坐在邋遢的躺椅上，看着火车哐当哐当地掠过无尽的稻田、小村庄和高耸的石灰岩，这都是缅甸南部的典型风景。 我到达离毛淡棉最近的火车站马达班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晚间的蒙蒙细雨让火车站乱成一团。小贩在他们的货摊上搭起防水帆布，旅客拥挤在火车站站台漏水的屋顶下面。没有电，唯一的照明来自小贩在他们摊位上点起的几十根蜡烛。人群向各个方向移动，闷热而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槟榔和机油味道。蜡泪像融化的奶油蛋糕一样，落在一堆木瓜上面。满满一篮鸡骨头散发着幽灵般的红色。一群笑眯眯的僧侣，披着血红的袈裟，在夜幕中出现，他们的光头在烛光中闪闪发亮。我在火车站里盲目地徘徊，试图寻找出口。突然，在人群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清脆的英语口音：“嘿，亲爱的。”我转过身来，看到碧翠丝悠闲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之中。她穿着珍珠蓝上装，贴身的塔曼紧紧地裹住凸凹有致的臀部。她的银发在头顶盘成圆圆的发髻。她对我亲切地笑着，在微弱的光线下，我辨认出她眼睛中的淡蓝色。 毛淡棉与火车站隔河相望，碧翠丝带着我沿着码头匆匆行走，试图赶上渡轮。她举止干练，用黑雨伞开路，在小贩中挤出一条小道，斥责试图向我漫天要价的船夫。在船上，她从大手提袋里拿出两只空塑料袋，铺在潮湿的木板上作为临时座位：一只是她的，一只是我的。当渡船在漆黑的河水里驶向对岸，她撑起雨伞，挡住我们头顶的夜雨。 毛淡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大片黑暗中的低层建筑，偶尔散落着一些灯火。往上可以勉强辨认出高耸的山脊轮廓，在闪烁的彩灯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些佛塔屹立其上。碧翠丝和我躲在雨伞底下，看着小镇渐渐清晰。黑盒子式的轮廓慢慢变成关着的店铺，它们有着铁窗栅栏和挂锁锁住的门。岸边的凤凰木风影绰约。不久，渡船在空荡荡的码头停泊靠岸，旅客手忙脚乱地挤上湿滑不平的跳板。碧翠丝在一位船夫的搀扶下气定神闲地走下船，我在她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她很快唤来一名在角落处避雨的三轮车夫，带我去旅馆。入住后她给我留了15分钟，卸下行李，洗漱一番，然后参加她和朋友们的晚宴。 碧翠丝的三个朋友也是英缅混血儿。她们是退休教师，没有一位结过婚，她们自称“老处女的欢乐组合”。我们坐在碧翠丝的前屋里—这个简单的房间被一支巨大的教堂蜡烛照亮，蜡烛被安放在一个极度奢华的白蜡烛台（碧翠丝解释，烛台来自她父亲的家族）上。晚宴是缅甸冷面色拉搭配鸡肉咖哩。那些女人们用手抓着食物，同时为这种进餐方式表示歉意。“这样感觉味道更好。”一位说。晚餐之后，碧翠丝端出一盘花生糖，用大茶壶倒茶。茶杯有着鸢尾花（fleur-de-lis）图案，不过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人们开始评论真假的区别。碧翠丝解释说，古旧的英国瓷器很难保存下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她所有的瓷器都陆续被摔碎。她说，童年时代保存至今的东西，只有白蜡烛台和绘有挥手女孩的瓷盘。 “毛淡棉过去繁华似锦，”坐在我身边的女人这样叹息，她身材瘦削，形容枯槁，“这个小镇曾以美食而著称。我记得每天晚上都能大啖龙虾。现在我们几个人的月薪加在一起也买不了一只龙虾。” 女人们对毛淡棉的黄金岁月浮想联翩，碧翠丝长叹了一口气，打断她们。“亲爱的，你知道，”她对我说，“我们的政府有些糟糕——非常糟糕。它控制了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然后把它摧毁。现在我们都注定生活在这个炼狱里，无路可逃。” “注意你的言辞，碧翠丝，”一名妇女用她抑扬顿挫的声音发出警告，“说话当心点。” 我想听碧翠丝那些不吐不快的话，为了避免跑题，我提到昂山素季在缅甸奔走时民众如何争相聆听她的演讲。我说，或者这是将军们放松管制、变化即将到来的信号。房间陷入沉寂。那名形容枯槁的妇女，眼睛盯着茶杯边缘的百合花纹饰。碧翠丝忙着把一张餐巾纸折叠过来折叠过去。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我拿了一粒花生糖，称赞它如何美味。 对话重新回到安全的议题。我们讨论我的火车旅程。“这段时间铁路系统丢尽了脸。”一名妇女厌恶地摇着头。“这些年我从来没有乘过准点的火车。”另一名妇女用古雅的英语问我在哪里下榻。“你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真是太遗憾了。”碧翠丝解释说，她已经询问过当地政府，是否允许她在自己家留宿外国客人，被他们拒绝。“在毛淡棉已经没有什么体面的地方可以一住。”坐在我身边的瘦削妇女小声嘀咕着。 妇女们不愿意直接谈论政治，但是我意识到，她们很愿意通过批评不断涨价的龙虾和晚点的火车来间接地批评政府。一个小时后，她们没有倦意，碧翠丝表示我在长途旅程之后可能有些疲劳，建议先行休息。我谢过她的好意，返回旅馆，并且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喝下午茶。 奥威尔的母亲艾达·梅布尔·利穆欣（Ida Mabel Limouzin），在毛淡棉长大。我向碧翠丝和她的朋友们打听利穆欣家族，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一名妇女想起在镇中心东边的某处，旧木材厂往下有一条叫作利穆欣的街道。我在一本过时的英文导游书中看到过这条街道，准备第二天前去探访。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毛淡棉曾经被视为缅甸最美的小镇。主路两边是曾经属于殖民地商人的雅致的老式建筑。但是，建筑物外表的粉红色和奶油色已经有些褪色，装饰性的泥灰檐和蔷薇花饰已经开裂，墙上到处都是潮湿的水迹，仿佛水彩画家笔下喜怒无常的雨季天空。久经沧桑的清真寺，有着弯曲曼妙的拱门和天蓝色的穹顶。虽然在老式建筑之间点缀着许多新建的店屋，销售电器、文具或食品百货，但是这条路依然有人迹罕至的感觉，仿佛家家户户都关门歇业，出门避暑去了。窗户被木制百叶窗遮盖，门上是生锈的挂锁，门后是杂草疯长的花园。 在毛淡棉有记录的第一位利穆欣家族成员，是一名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法国男子，名叫G. E.利穆欣（G. E. Limouzin），1826年英国刚刚吞并下缅甸，他就来到这里。那时的毛淡棉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然而，从附近山脉流下的三条河流都在这里交汇，使之具有了战略意义。这里有通往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天然避风港，也是翻山越岭通往暹罗（Siam，今天的泰国）的商队要道。英国征服这片区域，开辟唯一一条沿河道路，建立军事要塞和市场，为毛淡棉奠定了基础。在定居点周边的森林，不仅老虎和大象活跃其中，还盛产柚木，这片区域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木材商人和造船者。其中一位就是奥威尔的外曾祖父——G. E.利穆欣。在只拥有一条街道的英国哨站毛淡棉，他成立了利穆欣公司，主要生产木船。1863年他去世的时候，毛淡棉已经成为印度、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中国商人汇聚的国际贸易中心，利穆欣公司成为镇上最兴盛的公司之一。 利穆欣至少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奥威尔的外祖父弗兰克·利穆欣（Frank Limouzin）。对弗兰克先生，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专业的画家、优秀的歌手，是一个在毛淡棉社交圈非常活跃的角色。弗兰克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再婚，生下九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奥威尔的母亲艾达。 1926年奥威尔到毛淡棉担任警务首长之前一年，他的外祖母—在镇上因为经常发起晚宴派对和网球聚会而著称—去世。那时的毛淡棉，笼罩在一名英国旅行作家所说的“日暮西山的气氛”之中。19世纪中叶，英国控制上缅甸之后，把都城设在更为发达的仰光。毛淡棉的繁盛时期宣告结束，一度繁忙的木材场和造船厂被关闭。毛淡棉逐渐成为休假胜地，英国殖民地官员来此放松心情，消遣时日。20世纪60年代，奈温把缅甸所有的私人产业都收归国有，驱逐外商离境，大量英国、英缅混血儿和印度家庭离开毛淡棉。曾经由英美传教士和修女主管的当地著名教会学校，被政府接管。毛淡棉每况愈下。一位仰光的朋友告诉我：“毛淡棉被扫荡一空，没有商业，没有生活，一无所有。毛淡棉只不过是一个有着高大建筑的村庄。” 我沿着街道行走，逐渐远离市中心，老式商人住宅开始让位给简易木制窝棚，偶尔点缀着白色水泥店屋。我经过一座旧式柚木场，那里生长着藤蔓和野生香蕉树。高耸的砖砌烟囱矗立在正中，被蜿蜒碧绿的藤蔓缠绕，仿佛五朔节的花柱。距此不远，我发现我要寻找的路牌。那是一块湖蓝色路牌，用缅甸文写着“雷茂欣”（Leimmaw-zin），最接近“利穆欣”的缅甸发音。 我沿着利穆欣街道向上走。这是一条整洁的小道，有着平整的柏油路面，道路两旁低矮的白墙之后是锡顶房屋。橙色九重葛肆意的叶子漫无边际，越过篱笆，蔓延到人行道上。沿着一座寺庙的墙基，有一排修剪整齐的灌木丛。我走上缓缓的坡道，听到电台音乐从一些房屋隐约传来，但是一个人也没遇到。街道尽头通往一条更为繁忙的主路，我问一位过路人是否知道街道的名称“雷茂欣”是什么意思。“是的，”他自信地说，“‘雷茂’意味着橙色，‘欣’是一种架子，我们叫橙架街。” 那天下午我重返碧翠丝的家。我注意到白天那里看起来更加破败。碧翠丝独自住在这栋水泥房屋的一楼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卧室，前屋是厨房兼餐厅。在她小小的后花园里有一棵番石榴树，果实的大小和色泽接近网球。碧翠丝为简陋的条件向我表示歉意。她告诉我，她过去居住在市中心老达尔豪西路（Dalhousie Road）的漂亮寓所里，但是那里已经被拆除，她只能住得起这里。 碧翠丝准备好茶水，配套的茶壶和鸢尾花茶杯放在塑料托盘上。在旁边的托盘上，精心挑选的糕点细致地排列成螺纹状。“去花园喝茶，意下如何？”她问，“多么美妙的下午。”确实是一个美好的下午，蔚蓝的天空，棉花一样的云朵，仿佛是从儿童的故事书里直接飘来。我把茶盘端到花园的小折叠桌上，然后我们懒洋洋地躺在两张帆布躺椅里，碧翠丝告诉我，躺椅是她从邻居那里临时借来的。她一边倒茶，一边告诉我她曾经在当地女修道院给姑娘们上钢琴和缝纫课。“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会跳舞，会为姐妹们画些差强人意的肖像，还有……” 她停顿了一下，“但是这些都已经无足轻重。”碧翠丝现在以在前屋做针线活为生，缝补衣服。 碧翠丝的父亲是英国人，出生在眉苗山间别墅的军人家庭。他在缅甸长大，然后在电报公司工作许多年，娶了一名缅甸女子，甚至缅甸独立之后依然留下。但是奈温掌握政权之后，他迅速离开缅甸，那年碧翠丝18岁。“有时我认为与其说他是英国人，不如说他是缅甸人。”她说。与妻子和六个孩子在缅甸家中的时候，他说缅甸话，吃缅甸食物。“他返回英国之后，给我写了封长信抱怨英国的天气。”碧翠丝笑着说。 虽然留在缅甸的英缅混血儿不算很多，但是据报道缅甸的欧亚混血儿多于印度。英国男人和缅甸女人私通的后裔形成紧密的群体，在殖民地的社会光谱里，他们位于缅甸人之上，英国人之下。英缅混血儿在英国社交圈普遍不受欢迎，被禁止加入仅限欧洲人的俱乐部。奥威尔在《缅甸岁月》里描绘了两名英缅混血儿的不快境遇。 在约翰·弗洛里居住的小城杰沙（Katha），有两名欧亚混血儿，叫作弗朗西斯先生（Mr. Francis）和塞缪尔先生（Mr. Samuel）。弗朗西斯是“一名南印度妇女的儿子，皮肤是雪茄烟叶一样的深褐色”，塞缪尔的母亲是少数民族克伦族，他有着“浅黄色皮肤和暗红色头发”。弗洛里追求的女性是粉红肤色的伊丽莎白·拉克斯汀（Elizabeth Lackersteen），她为弗洛里屈尊和他们聊天感到不可思议。她发现有一天他站在俱乐部门口听弗朗西斯描述自己的父亲，他是一名浸礼会传教士，有两个老婆，写过一本《酒的坏处》（The Scourge of Alcohol）（因为书的作者以嗜好米酒而闻名，书的销量不佳）。弗朗西斯说，当主教看望他的父亲，年幼的他被穿上笼基，与隔壁的缅甸孩子站在一起，装作与父亲没有关系。两名欧亚混血儿热情地向伊丽莎白打招呼：“晚上好，夫人，晚安，晚安！很荣幸见到夫人！这些日子天气很闷热，不是吗？”然而，伊丽莎白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认为他们的殷勤也是无礼。后来，弗洛里试图向她解释他们的命运如何不幸：他们在市场上为印度高利贷主打零工，如果缅甸人不给他们施舍，他们就只能忍饥挨饿。“他们的唯一资产就是身上流着白人的血液。”他说。 “再来一块饼干？”碧翠丝客气地提议。我每拿一块饼干，她都会仔细地重新调整托盘上的饼干，使得刚空下的地方再次摆满。我问她为何父亲没有带她一起回到英国。“当时我在读书，”她解释，“当时看起来最好留下来和阿姨们住在一起，完成我的学业。但很快就为时已晚。”奈温加强权力控制之后，缅甸逐渐闭关锁国，她失去了出国旅游的机会。她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到缅甸，离开缅甸十年后逝于英国。她的绝大多数表亲和部分兄弟姐妹，在出国还算容易的时候抓住了离开的时机，碧翠丝家族的成员散落于从旧金山到悉尼的世界各地。“现在对我而言，毛淡棉像是一座幽灵城市。”她哀伤地说。“这条街道过去全是英缅混血儿，”她说着，优雅地把手指向小草坪后面的房屋，“现在住满了新来的住户。只有我们几个还在这里—屈指可数，而且我们大都很老了。” 没有离开缅甸的英缅混血儿，很多已经被缅甸社会完全同化。他们与缅甸人结婚，有很多看不出任何欧洲血统的孩子。缅甸殖民时代活着的遗产，就这样彻底消失。然而，当碧翠丝谈到缅甸人，她不说“我们”，她说“他们”，所以我问她认为自己是缅甸人还是英国人。“我不被视为缅甸人，我也不是英国人，所以我得过且过，”她回答，“我很简单，只想尽可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不认为有必要给自己贴上这个或者那个标签。” 碧翠丝突然转换话题，捡起昨晚她刚刚开始就被朋友打断的话题。“缅甸现在糟透了，”她重申，“你在这个国家想站着活，就会被一枪打死，甚至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像一名耐心的英语教师，动听悦耳地发出每一个单词的声音。“你看，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能够分辨对错，但是我们无法为自己做出任何选择。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控制。我们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申请获得当局的同意。他们总是说不。我们被当作孩子。但是，如果我们遇到问题，他们却无影无踪。我们没法向任何人寻求帮助，只能自己帮助自己。” 她麻利地弹去翠绿色塔曼上的饼干屑，继续说：“如果停电，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去市政府抱怨，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抱怨的次数太多，他们就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在缅甸和人们交流，对政府的恐惧是老生常谈，我问一名居住在仰光的退休精神科医生，当局为什么那么成功地让人民顺从。“这里默认的是人们应该按照潜规则生存，”他解释，“如果你对周边的事情感到不快，你可以说出来。在你的国家，你可以写一封控诉信寄到报社，或者参加有组织的抗议。但在缅甸，人民不能这样做。这里没有这种规则。我们唯一的规则是将军们决定一切。”自从将军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橡皮法案控制规则，人民已经出于恐惧而鸦雀无声—甚至不敢抱怨电力短缺或电话断线。“这套体制的随机性，使得你难以确定你的行为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精神科医生说，“这里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对我们来说最好是闭上嘴巴。” 1990年，欧洲议会授予昂山素季萨哈罗夫奖（Sakharov Prize），以表彰她对自由的思考，她在获奖演说—因为无法出席，只能提交宣读讲稿，后来这份讲稿收入她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强调了这一点。她列举了让缅甸人民无可作为的各种恐惧：“恐惧囚禁，恐惧酷刑，恐惧死亡，恐惧失去朋友、家人、财产和谋生之道，恐惧贫困，恐惧孤立，恐惧失败。”然后她总结说：“生活在权力即真理的铁律之下的人民，很难从让人无力的恐惧气氛中自我解放。不过，即使在最残暴的国家机器下，人民的勇气也会一点一点积聚，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类的自然属性。” 碧翠丝和我聊着，不觉夕阳西下，蚊子在我的脚踝附近飞舞。天空变成青金石色，像蜂鸟一样小的蝙蝠在番石榴树的枝叶间飞翔。 “你会后悔自己有机会离开缅甸却没有离开吗？”我问碧翠丝。“是的，说实话，我很后悔，”她说，“但那是由我当时的生活所决定的。我不可能让昨日重来。而且，当时谁能预见未来呢？这个国家曾经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地利人和，如此美好。他们成功地将天堂变成活生生的地狱。”20世纪50年代，碧翠丝正是豆蔻年华，他们全家都居住在毛淡棉。“那是我们最好的时光，”她说，“我们每个周六跳舞。喔，那么开心！如果你当时在，我就可以带你去参加一场舞会，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么开心。” 在我离开之前，碧翠丝将剩下的三块饼干用纸包好，塞到我的手里。“你晚上可能会有点饿，以防万一。”她说。 当我沿着河边走回旅馆时，街道已经空无一人。在一座漆黑一团的清真寺，院落深处透出光亮，一小群穆斯林盘腿坐成一圈，低声念着祈祷书。沿着街道走下去，我听到一阵金属敲击声和笑声：在一家店屋的一楼客厅，一群身穿睡衣的孩子围坐在电子游戏的旁边。邻近人行道上的煤油灯，照亮挂在竹竿上的一排塑料袋，里面装着零食。往河水对岸望去，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夜色。我只能勉强辨认出漂浮而过的水生风信子互相缠绕的样子，空气中有着细微的海水咸味。 朋友给我的地址，把我引向毛淡棉市中心一条主要街道上的商人住宅。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横亘在有着乳白色石柱的柱廊前。我把栅栏挤开，侧身进去，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宽敞、高挑的房间里。柚木地板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磨损，变得光亮平滑。黑色的霉斑遍布淡绿色的墙面，仿佛淤青。房间里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成堆的报纸和半空的茶杯。一只无主的鸽子从我刚才挤开的缝隙中跳进来，紧张地在房间里拍打着翅膀。 我试探性地打招呼。头顶的木板响起脚步声，有一个人从倚在后墙的梯子上喊我：“我们都在上面。上来吧！” 楼上的房间同样宽敞，但是，虽然有着同样磨损的柚木地板和发霉的墙面，气氛却迥然不同。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英文水果招贴。书和杂志堆成摇摇欲坠的高塔，房间一角，有一名老人同一群玩拼字游戏的年轻学生坐在一起。他看到我，一跃而起，和我握手，手脚利索得让人惊讶。塔温基（Tha Win Kyi）过去是国立学校里的一名英语老师，现在靠担任私人英语辅导老师而谋生。我从他很多年前的一名学生那里得到他的地址，那名学生现在仰光。 塔温基让他的学生继续玩拼字游戏，然后带我向房间另一角的椅子处走去。他告诉我，他现在的学生已经超出他能够教授的数量，每天要上七到八个小时的课程。“我们的教育体制彻底堕落了，”他说，“变得越来越糟。”他把一些填字游戏移到一边，把一张椅子上的灰尘掸掉，让我落座。“在学校什么也教不了，”他继续刚才的话题，“学生们只会死记硬背他们的课程。任何科目都靠背诵，甚至数学也是这样。学生们不理解为什么七乘以三是二十一：他们只会记下口诀。如果你让他们做一道他们学过的乘法表以外的算术题，他们就无法给出答案。”他俯身透过厚厚的眼镜盯着我。“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会把这叫作教育。”他说。 缅甸曾经以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准而著称，对于教育体制的蓄意破坏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剧。和我交谈过的很多人，都会把年轻人称作“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我遇到无数父母，都很关心孩子的未来。我认识一名年轻的母亲，她有三个女儿，从9岁到16岁。她没有完成中学学业，但是很明白她女儿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是多么可怕。她把大女儿推到我的面前，让我问她从学校毕业后想做什么。女孩害羞地笑起来，回答说她不知道。“如果没有知识她‘能’做什么？”她的母亲问，“如果不学习，就无处可去。你问孩子们想做什么，他们没有什么想法。如果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未来，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一生抱有梦想？” 塔温基在国立中学教了17年书。1991年，他被迫辞职。那一年，政府拒绝承认1990年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的结果，开始清洗不顺从的国家公职人员。凡是在政府公职名册上的人员，必须参与一场测验，回答关于当前缅甸国家事务的33个问题。任何无法正确回答问题的人员都会被解雇，被迫辞职或被发配到遥远的乡村担任一些闲职。 有些问题非常明显地有着标准答案： ● 你支持当前的国家统治者吗？（是） ● 你支持国外电台的观点吗？（不） ● 你希望形势返回到1988年吗？（不） 但是有些问题非常老谋深算： ● 军方的辛勤工作是为谁造福？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 最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是什么？ “我诚实地回答问题，我无法说谎。”塔温基说。回答完问题几个星期以后，校长召他谈话，让他辞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任何人有不同想法，”塔温基说，“现在他们已经清除了所有的好老师，学校里都是唯唯诺诺的人。” 塔温基认为，政府的宏伟蓝图—如果有蓝图的话—是摧毁人们的思考能力。“孩子不被鼓励向老师提问题，当老师问他们问题，他们不敢回答。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看到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却不敢说那些事情不真实。”温基告诉我，在老式的僧侣学校，学生被鼓励就他们所学习的一切内容进行提问。“僧侣自身也鼓励提问和思考，”他说，“他教育我们不要盲目相信父母和老师教给我们的内容。我们必须独立思考。” 在房间的一角，我注意到塔温基的一名学生独自坐在桌边阅读一本英文百科全书。这本书的封面已经被撕成三四片，被厚厚的胶带粘在一起，薄如棉纸的内页也被弄皱，成了皱纹纸。塔温基顺着我的目光望去，笑起来。“那是我们唯一的百科全书，”他说，“印刷于1976年。”他招呼学生过来，这名骨瘦如柴的年轻男子叫作丁埃（Tin Aye），他恭敬地走过来，在塔温基的脚边坐下，把笼基拢到膝盖。“这个男孩已经26岁，他还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塔温基说。 自从1988年学生发起示威，缅甸的大学就开开关关。我问一名大学讲师缅甸大学的学期日程是如何安排的，他回答：“我们不知道，他们决定。这个星期大学可能会开张，下个星期可能又会关闭。” 丁埃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告诉我，他在八年前开始攻读五年制的地质学学位。他刚刚学习一年，1996年仰光爆发学生抗议活动，大学被关闭。他被迫休学三年，在一家自行车店做店员。他的大学后来又重新开放，但是只维持了几个月。他现在离获得学位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由于大学时开时关，许多课程被缩减，以避免积压太多学生，教育质量迅速下滑。塔温基告诉我，他曾经教过一名地理专业的毕业班学生，他甚至不知道加拿大在哪里，他知道一些攻读化学学位的学生从来没有做过化学实验。（“老师只是在黑板上画出试管。”他说。）我告诉他，我曾经应一位朋友之邀，参加仰光附近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朋友的女儿刚刚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在闷热的上午，她的女儿裹着黑色尼龙长袍，和朋友、家人拍摄了无数张照片。我在人群中闲逛，想和一些学生聊天，吃惊地发现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几乎都无法说英语。塔温基有些快意地拍了拍手：“你看！” “现在缅甸的大学考试，几乎没有学生通不过的，”塔温基说，“如果学生无法通过考试，老师会担心当局找麻烦，所以他们经常在考试之前把题目告诉学生。”学生也经常贿赂薪水菲薄的老师，以获得高分。塔温基告诉我，因为两名老师生病了，他最近被召回到过去工作过的学校，帮助批改英语试卷。他见到一份试卷，附有装着300缅元的信封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有读过《我的学校》《我的城镇》之类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我的父亲》，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内容。好不好？” “我想，”丁埃紧张地清了清嗓子，“在缅甸，只有你完全缺席考试或者交了一份白卷，才会无法通过考试。”他回忆起曾经一大早起床，赶去查看系办公室外面告示板上第一年地质学考试的成绩，当他赶到地方，失望地发现只有一个符号，“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 1988年之后，当局开始将大型的大学分割成小型学院。一位仰光的朋友，点明所有新的校园都位于城市以外，经常需要过桥才能抵达，如果学生再次发起抗议活动，可以迅速封锁交通。政府同时发起一个叫作远程教育的项目。远程教育通过通信和电视进行教学，学生会安稳地呆在家乡，每个学年只要在学校本部校园住上十天，参加考试。估计有75%的缅甸学生，通过远程教育获得大学学位，这个比例高得让人难以置信。 “没有人还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抱有希望。”塔温基说。缅甸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村庄里的老人问年轻的男孩在学校读到几年级。这名学生回答他刚读完十年级，也就是进入大学之前的最后一年。“啊，”老人说，“所以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教育。” 房间另一侧的楼梯开始摇晃，另一组学生上楼，准备上塔温基下午的英语课。他们穿着国立学校的校服，绿色笼基和白色衬衫，从学校直接过来补课。塔温基表示歉意，让丁埃送我回旅馆。 丁埃尽职地用自行车载着我回去。为了躲避路上睡觉的流浪狗和突然冲出门道的电动车，自行车经常紧急转向，一路有惊无险。我们到达旅馆，他才告诉我自行车没有刹车。“没什么问题，”他让我宽心，“我有刹车的独家绝活。”他向前蹬了几步，然后疯狂地倒蹬踏板，膝盖几乎撞到下巴，笼基鼓起，仿佛降落伞把他罩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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