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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洋 中国未来经济的出路，乃至全球经济的出路，终归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流行着七种不利于创新的思维模式，分别是： 回顾型思维多，前瞻型思维不足； 弱者思维多，强者思维不足； 后退型思维多，进取型思维少； 模糊思维多，精确思维少； 小平衡思维多，大突破思维少； 国内思维多，国际思维少； 归纳型思维多，演绎展开型思维少。 一、回顾型思维多，前瞻型思维不足 尽管我们常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关注回顾过去、怀旧的多，关注未来、思考预测未来的前瞻性思维少。 表现之一：国产的历史剧、宫廷戏多，科幻片少，观众看到的科幻片大多产自美国。居安思危、“杞人忧天”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思维，只是一味留恋宫廷戏和权谋术，是很难创新的。 表现之二：过分强调遗产价值，以怀古代替奋斗。当遗产濒临传承危机的时候，开展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止步于遗产，不能永远在“遗产”层面做文章。遗产只是存量，如果只讲遗产，那么今人的东西在哪里，增量从哪里来？  秦始皇兵马俑 继承是对前人尊重，是对历史负责；创新则是对时人和后人关爱，是对未来负责。继承是“为往圣继绝学”；创新，不能说是“为万世开太平”，应当是“为后世开太平”。 表现之三：神话祖先多，赞誉今人少。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老爹活着的时候，不怎么能干，儿子也不怎么孝顺。一旦老爹去世，儿子大办丧事，大吹老爹，说他爹多么多么牛，他爹一下子伟大了起来，变得高大伟岸！这就叫“人死成虎”。武术界，经常听人说起师父多厉害，师祖多厉害，自己村里有个老汉多厉害。说自己多么厉害的反倒不多。即使明知自己爹不行，自己师父功夫一般，也绝不愿承认，一旦被别人揭穿，心灵简直就崩溃了，瞬间失去了精神源泉。 中国人的崇拜，一是天神，二是祖先，三是日月山川自然，四是鬼怪。直至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完全改变。国人的祖先崇拜表现在习惯于吹嘘祖先多么厉害，祭坟拜祖，幻想祖先保佑。其实自己的爷爷当初也不过是几亿人中的一个普通农民而已，连温饱甚至都没有解决，稀松平常得很，死后怎么就能神通无比呢？ 不愿讲活人的贡献和成就，不愿传播当代伟人的思想，而是夸大祖师先人的成就，神话古人的思想；活人不努力创新，而是躺在祖先的遗产上做“啃老族”；自己写的好文章不敢属自己的名字，而要“伪经”属上孔子、孟子、张三丰的名字；人活着的时候不重视，而在他死后歌功颂德，人死为大，活着受气、死后封神……凡此种种，都是不尊重现实、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人的表现。 表现之四：关注死人多，关注活人少。关注人，最应该关注活着的人，而不应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神或者死去的人身上。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讲究以人为本，提倡仁爱。他反对殉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是，孔子在人文主义方面又是不彻底的，他非常重视祭祀。后世的中国人往往重视死后墓穴的修建，很多皇帝刚登基就张罗着修陵墓，中国伟大的建筑、财宝很多是在地下，而不是在地上。 据说号称“行书第一”的王羲之《兰亭序》，就因殉葬唐太宗李世民而长眠于地下。真迹陪伴着死人，活人看到的只能是摹本。话又说回来，如果活着的人心中没有爱，真迹即使不被埋葬，也会如阿房宫一样烟消云散，难以久存世间！  王羲之《兰亭序》 应当说，我们在正视现实、客观记载分析现实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对活人的关怀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关注活人，不在意现实和现世，就不可能爆发出勃勃的生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出现了大量表现人体的绘画与雕刻，其文化内涵是什么？答案是，借助于展现赤裸裸的人体，坦荡荡地揭示真实的人性，让人类的目光从天国返回俗世，从聚焦于神回到聚焦于人本身。重新发现人，重新研究人，研究人体、人性的优点和缺点。  油画《最高法院与名妓的身体》 画家只是从自己的领域表达对人的关注，同时，音乐家、医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也都纷纷从各自的领域关注人，分析人的需求，进而根据人的需求，进行“供给侧改革”，最后形成了社会的整体繁荣。 二、弱者思维多，强者思维不足 具体表现是，同情弱者的怜悯恻隐之心多，理解追随强者的随喜之心少，不仅不理解追随强者，甚至打击强者。 恻隐之心，源自孟子对人性的分析。孟子讲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基础。见到弱者，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在广大的中国人中并不十分欠缺。 随喜之心，据说是源自佛家的普贤菩萨，含义是见他人行善或离苦得乐，随之心生欢喜，简单说就是见到别人欢乐，随之欢乐。佛家提出随喜之心，是一种很高的心灵境界，随喜可以对治嫉妒心，对治“羡慕嫉妒恨”。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缺乏恻隐之心，见到他人的不幸，都愿意帮助，难的是见到他人欢乐，而一同欢乐；见到强者，是否愿意追随强者。从这个角度讲，佛教的随喜之心，高出了孟子“四心”的分析。 以武术为例，当师父见到徒弟功夫长进，甚至超越自己，能否随喜？同门之间，见到师兄弟功夫长进，能否随喜？若不能随喜，则不能共同进步，武术必然走向衰落！ 强者因为不被理解和认同，不被追随，甚至惨遭打压，坎坷重重，而不得不变得“低调”，当整个民族都“低调”的时候，哪里还有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谁来创新？伟大复兴靠谁，勇往直前靠谁？ 三、后退型思维多，进取型思维少 如果国人每天都在喝“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太执着”之类的心灵鸡汤，什么时候能实现产品质量的进步呢？为什么不讲“勇猛精进”呢？在科技等诸多领域，恰恰是“进一步海阔天空”。  如果个体的人都常想“退一步”，整个民族又怎能进步？如果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的民族还追求进步干什么，全人类还追求进步干什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终究还是为了要“进一步”的。 一个民族深陷某种错误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久而将不知其谬也！ 四、模糊思维多，精确思维少 “难得糊涂”，这又是一句古老的、不利于创新的心灵鸡汤。创新需要精确思维，需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需要细节的展开，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短板。要创新，必须要认真。技术进步，就是要在针尖儿上下功夫，要在细微的术中发现道，在道的指引下发展术。追求完美的人，往往显得古板苛刻，而不被接受，糊糊弄弄的人反倒得势，这是不合理的现象。 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宋儒解释为“过犹不及”“中立而不倚”，凡事都要恰当适度。中庸，就是完美，相当于英文的“Perfect”。朱熹对中庸的最好解释就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辙是指车轮轧过的痕迹。关起门来制造车辆，拿出去使用，就能和路上的车辙完全相合，完美匹配，不多不少刚刚好。中庸之道，本是精确而不是模糊，是认真而不是糊弄，绝对不应曲解。 在模糊思维下，只会有庸人，不会有英才；只会有通俗，不会有经典；易产生次品，难生产精品。供给侧改革，最终最终还是要表现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我们的产品更好、更人性化，表现在国产马桶质量要超过日本造的。 五、小平衡思维多，大突破思维少 在思想深处，很多人惯性地喜欢小平衡，即使是很多大领导、甚至“领袖人物”的讲话，也是左说说、右说说，貌似天衣无缝，其实是没有方向和重点，谁都不得罪而已。 创新性的突破，需要打破低水准的平衡，打破小格局的平衡，在实现高水准的平衡之前，必然会有一个失衡的阶段，这就好比汽车启动时人们会后仰、刹车时会前倾一样，突破之时各个方向的力必然是不平衡的，必然要有一个方向的力强大。 孔子绝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千辛万苦地周游列国了。孔子把“和稀泥”的人称为“乡愿”，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在真正的儒家看来，当正义的天平严重倾斜的时候，矫枉过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当速度太慢、趋向落后的时候，当仁不让、奋力拼搏、激流勇进，都是中庸的表现。 创新，需要“一根筋”，需要“一条道走到黑”的“缺心眼”精神。在小平衡思维模式下，人们只会原地转圈圈，不可能超一个方向突破，不可能勇往直前。因此，毛主席当年反复讲“砸烂坛坛罐罐”“不破不立”。而打破低水准的小平衡，需要魄力和勇气！谨小慎微，担心任何失控，就好比小脚女人，是难以形成创新局面的。 六、国内思维多，国际思维少 相对于我们的信息传递和交通而言，世界越来越小。要创新，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必须要在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要容纳全球的智慧并接受全球智慧的检验。按照过去的习惯，我们是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今天确有必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睁眼看世界了，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十分模糊，对世界发展茫然无知。因此，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不能正确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很多人没来由地盲目自卑，因为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还有很多人想当然地骄傲自大，动辄夸耀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多么牛，而不知道别人的爷爷，譬如说今天七国集团（G7）的爷爷的爷爷也非常牛。 七、归纳型思维多，演绎展开型思维少 听国内诸多领导的总结讲话，会被他们言简意赅、掷地有声、气势磅礴的归纳所折服。但是，几句“高大上”的空话，表面上很有气势，实际上于民生进步补益不大。归纳的好处是便于快速抓住事理的本质，但是，必须认识到归纳方法有其局限性。 归纳的局限性在于：本质无法代替“实相”，概念不能代替实物，民生更多需要的是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商品，而不仅是“商品”这个概念和对这个概念本质的把握。正如“花”的概念，不能代替五彩斑斓的真实的花；我们是有个性的大活人，而不仅是抽象的“人”之概念。就现实世界而言，不是“诸法空相”，而是“诸法实相”。世界因差异而精彩，如果只知道把万紫千红、各不相同的花，简单地归结为“花”，再把“花”武断地归结为植物，把“植物”归结为生命，把“生命”归结为物质……，世界将复归于死寂。  诺贝尔（Phrad Benhard Nobel 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军工装备制造商，炸药的发明者） 本和末二者不能替代，本不能代表末，本质不能代表形式和表象。不仅要抓本质，追求原理突破带来的群发性创新，也要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在形式、表象和功能上认真做文章。有句话叫做“大道至简”“至道不繁”，这本是正确的，这就好比牛顿的三大定律，非常简单，却用来解释整个世界。但是，“大道至简”往往成为生活中懒人“懒省事儿”的理由，成为不学无术者、逃避思考者和不能推演者开脱自己的理由，成为经典通俗化的开始，成为滥竽充数者的托辞。必须清楚“道可简，术不可简”。在牛顿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必须演绎出众多具体的技术，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不能只主张“为道日损”，而忘了“为学日益”。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发明家、企业家，一生有两千多项发明，一千多项专利） 抓住本质是一种能力，化生万物是一种更高的能力。“生”，是《道德经》中最伟大的动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个是演绎展开的过程，是一个比归纳总结更加伟大的过程。 以上七种思维模式，不是中华民族青春期的思维，仿佛是暮年的思维。思维迟暮，则民族迟暮；思维年轻，民族才会青春焕发。创新需要青少年思维，如果我们抱守这些暮年思维模式，中华民族将沦落为不善创新的民族！ 邱海洋，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著名的武术科学、武术国学研究者，武术科学化、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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