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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创作《神灭论》——范文澜《中国通史》

 歆曉未央 2017-01-23



范缜创作《神灭论》——范文澜《中国通史》

 

生和死,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儒家重生不重死,学说着重在怎样做人,怎样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怎样统治人民,儒经所讲不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事(鬼神的有无)置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那里管得死后的事),就是儒家对生和死的态度。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重生轻死的精神,这是儒家学说的切实处。对生死问题,儒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灭论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

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是极端消极腐朽的思想。东晋以后的玄学,与佛教联合,玄学家既要生前享现世的乐,又愿死后享来世的乐,玄与佛不曾发生过斗争,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玄学都相信神不灭,但对不灭的想法却不同。变质的道教以“无死”(肉体常生)为宗,是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还希望带着妻妾奴仆甚至鸡狗全家登天,这就是想用自己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所谓尸解羽化,是后来制造的骗术,原来是想肉体永生的。

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确认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心为死后作打算,借以逃脱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之痛。慧远致刘遗民等信里说,“意谓六斋日(每月有六天斋戒),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庚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失败了。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反复辩论,等到篡位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即位后又废除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宋齐间,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东汉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谬说,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到宋,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极意诬佛,引起两教的大争论。《夷夏论》要旨在于“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

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如《正诬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力,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在这一斗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

神不灭论是佛教的根本依据,只有儒家的古文经学派能够推倒这个根本依据。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但在反对主张有鬼神的学派时,它可以主张无鬼论,战国儒家曾用无鬼论反对墨家学派,就是一个先例。

东汉今文经学派盛行,王充曾主张无鬼论来反对今文经学派。王充的学说,到齐梁间,由于范缜作《神灭论》,得到很大的发扬。范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

宋范晔曾想著无鬼论,说死就是灭,天下决无佛鬼。《后汉书·西域传》说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骗)焉”。这些都是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

范缜是名儒刘瓛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质直,敢于发高论。萧子良招名士萧衍、沈约等人作宾客,范缜也被招请。当时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斗争的最好场所。萧子良崇信佛教,范缜当面反驳。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那末,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树上同时长的许多花,随风飘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粪坑里。贵贱固然不一样,因果究竟在那里?萧子良说不出理由,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作《神灭论》,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论中设有问答凡三十余条,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体(形)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肉体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体是刀口,没有刀口,就不会有犀利。所以,没有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2)物质有多样的种类。譬如木是无知的物质,人是有知的物质。人死了,身体变成象无知的物质,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质的无知。

3)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树木,先是活树,后是枯木,枯木决不能又变活树。犹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决不能再变活人。

4)心脏(那时候不能知道脑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脏有病,思想就错误,可知精神是物质(心)的产品。

5)鬼神是没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敬祖先,不是说真有鬼神来饮食。妖怪也是没有的,古书记怪事,不可凭信。佛教说人死变鬼,鬼又变人,是毫无证据的谎话。

《神灭论》最后指出世人信佛,动机由于自私自利。富贵人不惜竭财破产布施富僧,对贫穷人丝毫不肯救济,因为布施富僧有来世得厚报的希望,救济贫穷得不到一些报酬。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的缘故,归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真实的事业。

《神灭论》发表后,佛教信徒喧哗反对,萧子良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被范缜驳倒,有些人写《难神灭论》,可是他们只能拿些书本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谁也拿不出一个真鬼神来。范缜依据真理,和他们进行论战,确是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

一个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条作武器,想一下子难倒范缜,说,范先生呵!你竞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你的祖先神灵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缜回答说,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自杀去找他们!

萧子良使王融劝范缤,说,象你这样的美才,不怕不迁升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答道,我范缜如果卖论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官。

范缜是这样有骨气的一个思想家,佛教徒束手无策。萧衍做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又给范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广州。僧徒释法云拿着这道敕书,送给王公朝贵们看。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回信,跟着梁武帝来责骂范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压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机。

范缜遭贬斥,儒家的反对并不停止。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荀济也上书痛斥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杀死。张僧繇专画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画毗(音皮)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问张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张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这个答话是有意义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终究压不倒儒学。

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沈约作《均圣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道士陶弘景作《难沈约均圣论》,反对“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足见在佛教极盛的时候,道教徒还是依附儒家,反对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

汉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虽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让自己也可以长生;陈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样盛行,三吴及滨海各地,道教尤为得势。一般人希望从这一宗教的神也从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种好处,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信心,这种思想的本质,依然还是儒家的那个鬼神不可知论。

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用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骗、不饮酒)、十善(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配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整套神道设教,统治者以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为致力。

但是,儒学中的正统派思想家(古文经学派中的王充派),在神灭或不灭的根本问题上,与佛教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这一派论家人数虽少,真理却在这一派方面,范缜《神灭论》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


以道为宗,以天地为依,

以圣人为师,以经文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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