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置顶思考者iThink了吗？ 从一个技术员 到 “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 文 | 道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 原创首发，28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熟悉前苏联科学史或者遗传学发展史的人大体知道，发生于斯大林时期及至赫鲁晓夫时期的李森科事件，给前苏联科学和经济社会带来了的严重后果。这一事件，简单说，就是一个叫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的基层农技人员，将促进农作物增产的经验做法包装和夸大成正统的科学方法，并将科学争论上升为政治斗争，从而借助政治力量排斥异己，借此实现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却给国家民族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科学灾难。 半个多世纪来，各国和各方面对李森科事件进行了不同的总结和反思，比如，政治家如何做到兼听则明，科学家如何处理科研与生产实践的关系，人类该如何处理科学与民主、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以及如何既尊重学术权威、又鼓励学术争鸣，给不同的学派生存发展的空间等等。但是如果对李森科发迹的过程进行回顾和剖析，或许对我们的社会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饥荒下的 苏联与集体失声的生物学家 1917年，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24年，年仅53岁的列宁去世，斯大林打败另外两个政敌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上任后不久，斯大林就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并强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推动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却使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重视，农业生产力极低，不久，由于天灾加上人祸，苏联的乌克兰和哈萨克地区就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一项研究统计，1932—1933年苏联的饥荒死亡人数达700—1000万，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多达290—350万，后来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 民以食为天，这一时期的苏联对面包、对粮食的渴求，对农业增产技术的需要可想而知。然而，尽管国家和社会需求十分迫切，由于条块分割造成的科研与社会脱节，当时苏联很多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和农学家们，却依然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实验室中观察果蝇——当时果蝇研究引发的新遗传学吸引了很多生物学家的兴趣，这一领域几十年后引发了革命性的作物杂交技术，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的前沿基础研究。当然，在当时苏联的政治气候下，有一些科学家是因为不赞成农业集体化运动而不愿意掺和发声，另有一些科学家则是因为十月革命前的“资产阶段”身份而得不到新政府的信任。 无论如何，一流科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们“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一空白给了投机者和野心家李森科难得的机会。 李森科及其春化法 农民出身的李森科，最早是苏联南部阿塞拜疆甘仁斯基农业站的技术员。他发展了一种名为“春化法”的育种方法， 春化法 这种方法主要是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种子的发芽和开花，缩短谷物生长期，使得作物能够在寒冷的冬季来临前就可以收获，从而避免严寒冷冻造成的减产。 据研究，这种方法对于避免作物减产（而不是促进增产）具有一定效果，但未经严格的科学实证，也不是李森科的原创，美国、德国以及园艺领域的农艺师们都曾研究和使用过，由于工序复杂且容易传播真菌和植物病，他们的结论是弊大于利。 然而李森科将这一方法的效果夸大，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增产解决方案提供给当局。 大饥荒蔓延使当时的苏联政府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迫切需要拿出应对措施——不管效果如何，政府毕竟需要做些什么才好向社会交代，而政治成分可靠的李森科积极的建言献策，自然受到了政府的欢迎和信任。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每当党宣布开垦一个新地区或宣布种植一种新谷物时，李森科总是很快提出了如何落实政府计划的具体措施和建议，从谷物的冷处理、麦穗上去掉花粉，到棉花杆上摘叶子、树木成束种植等等，他的这些建议总是紧跟政府的号召，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虽然质疑者和批评者也不在少数，但严格亦步亦趋的实验不可能跟上李森科的步伐，而党和政府及其喉舌也并不喜欢那些动机可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唱反调的声音。 为了强化春化法的传播效果，李森科精心编织了春化法的“框”，并将所有对植物、种子或茎块所做的处理都往里“装”，再经过官方媒体的宣传放大，于是春化法的符号和李森科的名字、贡献就紧紧联系在一起，藉此，得到政府支持的李森科在乌克兰育种和遗传研究所，建立并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从田间地头登堂入室。 用政治包装和武装伪科学 为使春化法在科学理论方面更加站得住脚，李森科还高举“拉马克遗传”的苏联版——“米丘林遗传学”的大旗。 拉马克 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用进废退这种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因此生物可把后天锻练的成果遗传给下一代，如长颈鹿的祖先原本是短颈的，但是为了要吃到高树上的叶子经常伸长脖子和前腿，通过遗传而演化为现在的长颈鹿。 “米丘林遗传学”同样认为后天获得的非基因决定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外部环境改变可以引起遗传性的改变，具体到李森科的春化法，这意味着经过春化处理的种子其高产性状可以留给下一代。 1930年代的李森科（1898~1976） 李森科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多受过正规生物学教育的科学家们的质疑，因为即使是举重冠军的儿子也不可能天生神力。为了打击异己，李森科又想到了借助政治手段。1935年，李森科和擅长意识形态理论的文科生普雷曾特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证其学说符合辩证唯物法、是社会主义的生物学，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则是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这就将科学的争论上升到政治和阶级斗争层面。 彼时的苏联，正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大改造——包括对人的思想，苏联领导层有着强烈的塑造苏维埃新人的想法，而如果人们能够遗传社会革命性变化获得的进步，那么社会对人的改造就会加速，因此，李森科的论点契合了苏联领导人的心愿——沙皇时期的遗老遗少和落后的农民用不了几代人，就可以经过环境变化的遗传加速转为苏维埃新人。 李森科的观点引起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注意。1935年2月，在斯大林参加的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主题发言，他在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这一说法得到了斯大林的称赞。 有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政治力量的庇护，李森科借机清洗了瓦维洛夫等很多正直的科学界领导人，他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该院院长，被称为 “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然而，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却使苏联在生物学、农学等多个领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被称为“三十年浩劫”，俄罗斯在该领域的研究至今未恢复元气。 正如剑桥科学史的点评认为， 然而，伪科学毕竟经不起时间的碾压，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遗传学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关于遗传信息构成和传递途径的“生命之谜”被打开，李森科黯然走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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