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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控制生物的可遗传性状，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承载着基因，而晒黑、吃胖等大部分后天特征是不会遗传的，这是基本上是当代人的常识。如今的高中生物教材也把孟德尔的高矮豌豆杂交实验、摩尔根验证“染色体是基因载体”假说的果蝇实验当作严谨科学思维方法的典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生物考生。 然而，在过去的特定年代特定地域，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不仅被批判为需要肃清的“反动学说”，甚至于坚持这些学说的科学工作者轻则失去工作，重则丢掉性命。如此荒诞之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苏联，距离布鲁诺被迫害至死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 “唯心主义、反动的遗传学”事情要从苏联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一系列改革开始。 20世纪20年代，由于苏联国家工业化建设对于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苏联政权投入了大量资源开设新的研究所、学会，开办新的刊物来推进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但是，由于政府投入是唯一的经费来源，加上苏联严格的出版物审查制度，自然科学研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高校学会的工作章程到发表的论文研究，总是刻意的强调研究内容成果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符合性。比如，1924年成立的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章程中就明确要求研究员“必须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925年底共产主义研究院自然科学部关于达尔文与拉马克进化论观点的研讨会中，每一个报告都指责对方背离了唯物主义，与会者都准备“与活力论、唯心主义思潮和生物学中的各种错误作斗争”。 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在理论上，与达尔文进化论密不可分，进化论恰恰又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前提；在实践上，遗传学则关系到农作物的育种，又关系到苏联迫切的农业发展和证明制度优越性的需求，因此苏联当局对生物学、遗传学给予了特别高度的关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任苏联最高领导人都屡屡对遗传学会议和研究结果亲自过问，但这并非好事，甚至结果是灾难性的。 遗传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孟德尔基于豌豆实验提出的的基因假说已经广为欧美遗传学界所接受，摩尔根基于果蝇眼睛颜色与性别发生连锁的实验更是让这一理论有了可以被显微镜观测验证的途径，摩尔根也因为成功验证基因位于染色体上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然而，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却在苏联国内遭到了抵制，被视为“唯心主义、反动的遗传学”。 综合来看，基因学说在苏联国内遭到抵制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早期苏联国内支持基因学说的科学家大多与德波林哲学学派有密切联系，随着德波林学派在1931年倒台，基因学说的支持者们大多也受到政治风波的剧烈影响，被解除职位甚至是流放，基因学说的话语权随即大幅萎缩； 第二个原因是，基因学说中“生物可遗传性状由基因控制”的表述被当时一知半解的苏联学界错误的理解成“生物只受基因影响、完全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进而认为违背了“事物普遍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比之下，获得性遗传学说“后天环境会改变生物性状进而遗传给子代”的观点被当时“信奉唯物辩证法”的苏联学界人士视为符合辩证法联系观、发展观的“科学真理”。 第三个原因是，基因学说认为，物种内部存在种内斗争，斗争中有利的突变基因帮助个体赢得斗争传递给后代，有利突变不断累积后最终实现物种的进化。这一“种内斗争”的观点不利于当时盲目功利追求扩大生产、密植农业的集体农业政策，进而被偏激的苏联媒体添油加醋：“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借口”“服务于反动资产阶级的学说”“资本家心安理得剥削无产者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大帽子扣上以后，加之国内斯大林等领导权争夺风波刚过，新的政治风暴响雷滚滚，鲜有人再敢为基因学说站台说话。 在这些抵制、攻击基因学说的人之中，最著名的就是李森科。 李森科与米丘林遗传学初露头角的时候，李森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农学院毕业生，在阿塞拜疆育种站从事有关豌豆棉花轮植的研究。《真理报》记者对育种站的采访和对他的特写描绘让他获得了一定的名声。然而，简单的豌豆棉花满足不了李森科。1929年1月，李森科带着记有他“重大发现”的论文参加了全苏遗传选择和动植物育种大会，然而却在研究方法上被与会科学家批的体无完肤，对此李森科牢牢记住了那个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基因学说的大会主席瓦维洛夫。 事后来看，李森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的李森科的大作笔者无从找寻，但是时隔六年李森科逐步发家，他的研究方法还是下图这个水平。 节选自《李森科沉浮记》Z.A.梅德维杰夫著，王济培译 这就是李森科的科研对象——“春化小麦”。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农业生产一般采用春天播种的春小麦，但是李森科另辟蹊径，将温暖地区只能秋冬季播种的冬小麦进行低温浸泡处理（亦即春化处理），发现这些冬小麦在春季播种也能抽穗，甚至“产量还能提高”。 然而，哪怕是在这个实验中，实验样本也只有四株，其中一株还被害虫咬断根枯死了……“明显的差别”是什么也是语焉不详，这个实验也缺乏可重复验证性。这样的实验结果可靠那就有鬼了。后来的实践也说明，春化处理投入生产过程繁杂，极易让种子提前发芽而浪费，春化中泡胀的种子让播种机工作效率大大减少（种子泡胀后，播种机机箱容积有限，每次播种装载的的种子数量减少，降低了单次播种效率），春化处理的成功率也无法保证，在二战之前一线劳动群众就抛弃了春化做法。 作为对比，下图是李森科们所唾弃的孟德尔在进行豌豆杂交实验时的实验对象数量以及“明显的差别”的记载。 图自百度百科'孟德尔豌豆实验'词条 同样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摩尔根的果蝇眼色实验，摩尔根记载的第二代杂交红眼果蝇有3470个，白眼有782个，比例接近3：1，摩尔根据此进一步验证了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比之下，李森驳倒“反动学说”的“铁证”只需三株小麦，想必李森科是充分发扬了“从部分把握整体”的“唯物辩证精神”呢。 然而，研究能力上的短板难不倒长袖善舞的李森科，李森科很快找到了远胜于科学实验的“方便法门”来实现自己的包袱理想，那就是搭政治运动的便车。 首先，李森科借着1928年乌克兰霜降灾害的机会，成功在乌克兰敖德萨育种研究所开展了他的春化防霜降实验工作，随后李森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植物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尽管研究方法受到了同研究方向的同事马克西莫夫的激烈批评，但后来马克西莫夫被当成“资产阶级科学家”随后被流放，并在1934年“主动”承认了自己批评李森科的“错误”，李森科自然借此做高了身份。随后，李森科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央。 20世纪30年代，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因为手段过激、片面相信计划经济遭遇了挫折，加上自然灾害和官僚体系瞒报，造成了乌克兰大饥荒。联共（布）也就是苏联中央政府，迫切的需要能够证明集体农业优越性、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精于话术的李森科抓住机会，把春化处理塑造成集体农庄大生产的法宝，将政策与自己的“科研成果”绑定起来，再顺便踩一脚反对者，给他们扣上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的大帽子。 1935年第二届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宣称： “同志们，事实上，由苏联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学说，在相对来说短短的四、五年内，能够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能够打退现在还为数不少的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在这同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做。同志们，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你们集体农庄的生活中出现。这你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学中他们同样危险，同样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和某些所谓科学家的各种争论中，为了保卫春化学说，为了把这一学说确立起来，我们流了不少的血，在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承受不少的打击。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战线上难道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在集体农庄里，富农和他们的教峻者(不光是他们，包括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着农民的耳朵吹冷风:别搞什么浸种了。会糟踏种子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他们就是这样吹冷风的，富农和破坏分子们就是这样骗人的，不管是在科学领域的里面还是外面，他们不去帮助集体庄员，事破坏勾当。阶级敌人总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没等发言结束，这段慷慨陈词就获得了斯大林的赞赏：“说得对，李森科同志，说得对！” 1935年李森科在斯大林面前发表演讲 有了最高领袖的首肯，李森科便开始平步青云，这一年他当上了敖德萨研究所所长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开始着手加工自己诱人的“伟大理论”。 为了增强可信度，李森科首先给自己的这一套理论命名为“米丘林遗传学”，借用的是苏联著名育种学家米丘林的名号。讽刺的是，米丘林本人是一个实干家，并未成体系的形成遗传学有关理论，而他杂交育种的实践很多时候甚至是以基因学说为理论基础进行的。 李森科还给自己的伟大理论画了张大饼，宣称自己可以解决小麦产量和土豆退化问题。小麦产量就是他百谈不厌的春化理论，而土豆退化，李森科则根据自己的植物发展阶段理论解释为土豆会在炎夏“衰老”，所以要延迟耕种季节。后来科学家发现造成土豆退化的是根本不是夏日高温，而是土豆花叶病毒。 修炼自身的同时，李森科还不忘跟“敌人”坚决斗争。李森科主编的《春化》杂志刊载道： “当我们苏联科学公众已把斗争战线扩大到生命和发展间题上反对形而上学时,当米丘林、李森科以及所有同他们一起前进的人们在重建生物科学的旗帜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时,黑暗势力就出来反对苏联生物学的这个特别有创造性的方向。” 随后，李森科的矛头对准了全苏农业研究院院长，那个曾经让他碰一鼻子灰的会议的主席，基因学说的拥护者瓦维洛夫，在他的带领下，各种抨击瓦维洛夫的文章甚嚣尘上。 然而此时，瓦维洛夫却在忙于做实事。瓦维洛夫自20年代起就开始了一项整理苏联全境植物资源的计划，他坚信祖国发展继续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只能靠基于基因学说的杂交选育而非李森科们可笑的种子摧残法。1937年瓦维洛夫已经进行了逾200次资源调查，收集了15万以上的植物种系。然而，李森科也在疯狂怂恿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差点让党组织作出了以瓦维洛夫“团结反达尔文主义者”为由撤销瓦维洛夫职务的决议。 终于，在1940年8月，苏联大清洗政治运动的高潮，瓦维洛夫被逮捕押送到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极刑，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延缓了他的死刑执行日期，1943年1月瓦维洛夫冤死狱中。自此“米丘林遗传学”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无可争议的“真理”。 由于纳粹德国的入侵，苏联加入了二战，生物学界暂时停摆。战后，李森科在各地的春化实验、品种培育试点都遭遇了严重挫折，国内批评李森科的声音越来越多。然而，李森科还是敏锐地抓住1948年美苏关系恶化、冷战前的紧张局势，利用斯大林的支持，在全苏农学院的八月会议上将反对者全部打倒。 “我们并不想和摩尔根主义者进行辩论,而是要继续揭露他们作为从国外输入的、有害的、思想上带有异味、本质上是伪科学的倾向的代表们的反动面目。” 借此机会，李森科还进一步“扩展”了“米丘林遗传学”，进一步全盘否认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种内部存在种内斗争”的观点，为自己的崭新成就“丛播法”开路——这是一种将大量种子播种在同一个种坑中的做法，按照李森科的理论，种子们互相没有斗争，会一致团结地抵抗杂草而光荣牺牲，最后一颗种子在它们对外斗争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这一理论传播到中国后，也为日后的大跃进中的密植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八月会议的结果就是，更多不同意见的教授、研究院被免职，不赞同“米丘临遗传学”的教材被销毁，大量发育遗传学实验室、植物细胞学实验室被视为“摩尔根主义温床”而撤销。恶劣的影响下，苏联科学院的几乎全部外国院士和通讯院士公开宣布辞职。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室里利用X光衍射成像分析出了染色体中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此后欧美学界中，分子遗传学一日千里，“染色体上的DNA分子上的碱基对片段就是基因，基因决定蛋白质的表达和结构”这些知识不光得到了验证，还投入了实践运用。而苏联遗传学，仍然在李森科语焉不详的“均质遗传物质”理论中瞎撞。 1962年，苏联科学工作者已经无法忍受“米丘林生物学”和李森科专断的领导风格了，斯大林已死，苏联科学院的有识之士们召集了分子生物学的组织会议，起草了一个跟上时代、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草案，其中包括严厉检查李森科研究所工作状况、谴责其工作水平的内容。然而，令人智熄的是，李森科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靠山，这次是赫鲁晓夫。 有着“玉米”外号的赫鲁晓夫对农业发展一窍不通，却与李森科屡试不爽的“美妙计划”一拍即合，赫鲁晓夫在分子生物学组织会议作出谴责李森科决议的第二天闪电般的访问了李森科的研究所，赞扬道：“米邱林主义生物学的成就是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所作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结果。这些实际成就有助于创造丰富的农产品和解决在我国土地上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随后，苏联科学院弹劾李森科的组织会议被解散，李森科依然屹立不倒。 然而，此时的苏联科学院已经无法在忍耐李森科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欧美成功的分子遗传学实验已经多如牛毛，而苏联仍然像婴儿抱奶瓶一样抱着春化育种不松手，继续要求科学家们信奉“米丘林生物学”无异于侮辱他们的智商和人格。科学院与李森科全苏农业研究院屡屡爆发矛盾，连赫鲁晓夫的面子都不给。1964年，李森科党羽纳日丁参选苏联科学院院士，却被科学院否决，赫鲁晓夫大发雷霆要求科学院作出解释，没想到却收到了科学院措辞尖锐的备忘录，气的赫鲁晓夫大骂科学院“干预了政治”，何其讽刺！ 终于，1964年10月13日，苏共权力高层发生剧变，赫鲁晓夫被免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然而，苏联已经连续两年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来应对国内危机了，在以往的任何年代，苏联都未曾需要进口粮食。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科学院遗传所所长职务。此时的苏联学界，对分子遗传学、RNA转录、基因片段等前沿遗传学领域一无所知，而柏林墙那头，欧美科学家已经基本破译了DNA序列中所有氨基酸对应的遗传编码，基因工程指日可待。 “米丘林遗传学”在我国建国初期，我国尚处于跟苏联的“蜜月”之中，制度、思想等都大量照搬自苏联老大哥，生物遗传学也不例外。 1949年开始，就不断有苏联科学家来华传播、教授“米丘林遗传学”，首先来华的就是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斯托列夫（此时李森科是所长），1949年12月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和中苏友好总会生物农业组发表演讲，内容就是介绍“米丘林遗传学”以及苏联科学界八月会议的“全面胜利”。第二位是努日金，一个曾经支持瓦维洛夫和基因学说但是1941年“改邪归正”的“米丘林遗传学家”，他在两个多月里走遍中国各大城市开了76次演讲，力图让全中国学界皈依“米丘林”遗传学。在上海，努日金碰到了谈家桢。 谈家桢与摩尔根 谈家桢何许人也？ 1934年谈家桢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加州理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他的导师正是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45年，由于发现瓢虫鞘翅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谈家桢被聘请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谈家桢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修正了当时的基因学说，当今中学生物教材上所讲的果蝇染色体易位、倒位现象正是他发现的。1948年，谈家桢毅然回国，面对恩师杜布赞斯基的挽留，谈家桢带着歉意说：“我不能一昧呆在果蝇遗传领域里，中国迫切的需要一大批遗传学人才。” 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谈家桢不会轻易放过努日金这位满嘴都是“生物学阶级立场”、大肆鞭挞自己的恩师的神棍。然而，努日金却始终没在谈话中进行具体的科学研讨，反而不断强调生物遗传学的立场问题。谈家桢疑惑的问：“我还是不明白，科学与立场有什么关系呢？” 在美国天天埋头蹲实验的谈家桢当然不知道他的苏联“同事”们都是怎么样进行“科学验证”的，不过，努日金却成功的把苏联模式搬到了中国。谈家桢在浙江大学开设的遗传学课程无人问津，还反复成为批评、改造的对象。 1952年，《人民日报》分别在6月、12月发表了《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和《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前一篇文章尚且有所保留的说米丘林遗传学不能成为教条，后一篇文章则是字里行间直指谈家桢： 但是也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于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针对这门课程不同的内容，他们散布着各种不同的带着恶意的流言，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有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应该承认，米丘林遗传学服务于农业实践，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揭穿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伪科学的虚妄。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不是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所指导着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科学家，不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着的。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1952年）》 随后，谈家桢、戴松恩等一批至此基因学说的科学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作出了自我检讨，谈家桢在《科学通报》中发表了《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学的错误看法》，全文令人扼腕。以下摘选部分： “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我只觉得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硬凑唯物论的一个学说……” 二十载所学全被贴上“反动”标签成为异端邪说，自己在闻名国际的研究成果被当成粪土，有知遇之恩的导师被当作政治敌人的帮凶，还要被迫在科学期刊上跟“自我检讨，划清界限，弃暗投明”。 同时代被“米丘林遗传学”压制的科学家不止谈家桢一个，康奈尔大学的归国博士李竞雄，本在国外收集了大量优良品种玉米自交系种子准备回国开展自交系实验，但是由于基因学说支持的杂交自交工作被“米丘林遗传学”视为“无用的摧残植物”“摩尔根遗传学碰运气的方法”、，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出现了多起毁坏育种材料的事件，李竞雄被迫只能在私下里进行玉米自交系育种工作。 “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大放卫星”的许多做法在现在看来荒诞不经，比如“密植法”：“ 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田间的稻谷密的可以坐人”（天津日报）。这在当时没有被广泛质疑，甚至获得了大众的信任，正是因为统治地位的“米丘林生物学”否认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会竞争养料、阳光和水，李森科自己在苏联推广的“丛播法”就是一个种植坑内撒300颗橡胶草种子！ 1956年，事情出现了转机。“百家争鸣”的科学方针指导下，遗传学大会在青岛召开，谈家桢在会上把心里话倒得一干二净，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对他保护有加：“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不久之后，因为毛泽东亲自调停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争夺谈家桢的“抢人大战”，毛泽东便亲自接见了谈家桢，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谈家桢便可以放开手脚的参加遗传学大辩论，并且多次撰文介绍国际前沿的分子生物学发展成果。 谈家桢以及中国遗传学的转机实际上不无时代因素——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成就，对我国造成了深重的影响，政界、文艺界、科学界都开始反思照搬苏联的正确性，同时，李森科在苏联国内也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在这个背景下，谈家桢在众多场合直言不讳遗传学全盘苏化的弊端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7年大鸣大放的 反 右 运动进入高潮，主持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已经将谈家桢达打成“内定右派”，但是随后毛泽东就在上海接见谈家桢，会见说到：“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于是谈家桢在整个运动中安然无恙。 在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赏识让李森科一手遮天，在中国，毛泽东的赏识保护了遗传学。对照试验、重复验证和归纳演绎法不如一把手的点头首肯来的实在。只能说，历史是最生动的剧场。 后来的十年动乱，谈家桢也未能逃脱动荡的影响，期间谈家桢的经历令人不忍卒读，因为某些原因，在此只放出《谈家桢人事录》的截图： 文 革 结束后，谈家桢忍住夫人冤死的巨大悲痛，重新抖擞精神，踏上了重振中国遗传学的道路。1979年，谈家桢参加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建立生物系50周年的纪念会，成了文革后中国最早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谈家桢借用这个机会邀请国外前沿生物学家访华担任客座教授、为复旦大学以优惠价格引进了贝克曼仪器公司的先进仪器，促进中外高校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尽力弥补动荡时期中断的学科发展。自此，中国遗传学回到正轨。 1983年，加州理工大学授予谈家桢杰出校友荣誉，银质奖章上镌刻着： “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 自然科学问题是事实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农作物听不见阶级和哲学的说教，病毒也不会理会政治、立场和大局，它们只会严格的遵从自己体内基因的密码，与环境互动，生长，茁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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