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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在一场有关“集体农庄”的重要会议上推广自己的“春化处理”技术，他巧妙地将自己这套理论的推广归功为大领导们的英明决策。换言之，谁敢反对它，就是在质疑大领导的决策。 不仅如此，李森科还别出心裁地将苏联学界内针对他的攻击定性为“阶级矛盾”，他仗着斯大林的青睐，将针对对他的一切批评，污蔑为“阶级敌人试图阻挠苏联的发展”，还大放厥词说“无论是不是在学术界，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 本文转自众说 科研工作者是一个国家宝贵的财富，但谁能想象，苏联曾被一位“专家”搅和得天翻地覆，甚至凭他一己之力让苏联自废武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后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种被称为“春化处理”的农耕技术曾一度盛行于苏联。简言之，所谓的“春化”就是把农作物的种子放在寒冷而湿润的环境下，等到春季气候适宜时再播种，这样一来，作物往往可以提前一些时间成熟，坏种率也会大大降低。乍看，这不过是个单纯的农业问题，然而，一个名叫李森科的小角色却因此发迹，被苏联高层树立在显赫的位置上。
李森科 众所周知，想在苏联的政治场上混得好，有两件事不能少：找一个权势够硬的后台，同时脑子还得机灵，要审时度势能屈能伸。李森科在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此人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从基辅的农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育种站工作，属于那种扔进水里也激不起多大点水花的小角色。 1929年，李森科在协同父亲务农时意外发现了所谓的“春化技术”，巧的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派了任务，育种站的领导们正为如何提升粮食产量而发愁呢。站在如今农业科技的角度来看，李森科的“新发现”压根就没多少科技含量，然而，病急乱投医的领导们当即围绕李森科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成果。事实上，李森科宣扬自己的“春化技术”，目的本身就不单纯。这套技术确实有一些实用价值，但他却夸大其词，极力鼓吹“春化处理”对提升单位产量的作用。 在一次次的实验中，李森科获得的数据完全不能证明自己当初的论断，然而，他却伪造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交了上去。当假数据被呈送给上级后，领导们也只顾着拿着它向莫斯科邀功请赏，根本不去鉴别真伪。但李森科却靠着作假，得到提拔，获得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人要是站在风口上，想不飞起来都难，这李森科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被一个天大的机会砸中了。 20世纪30年代，国际生物学界刚刚就一个问题定了调，西方学者们终于证明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才是“真理”。简言之，这个学派承认偶然因素在生物遗传中的关键作用，而历史也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然而苏联官方却对此嗤之以鼻。按照苏联高层尊奉的唯物主义理论，世间万物都可以也应当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是科学，突然冒出个不好解释的“意外”，那怎么能行？ 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苏联当局的态度：一切都可以被解释、被掌控，超乎意料的状况是不允许存在的。既然孟德尔的这套理论不符合当局期待，况且它又已经被西方国家追捧，我们苏联也得搞一套自己的主张不是？也是巧了，当时生物学界还有另一个与之对立的学派，即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此前，这套理论曾一度十分盛行，它主张“用进废退”，否定物种延续过程中的偶然因素。这套学说非常贴合苏联当局的心意，因此，在这场学术讨论几近尘埃落定的情况下，苏联官方依旧高举“拉马克-米丘林”大旗，不但要把“唯物”（当然，不是咱们所熟知的辩证的唯物）进行到底，更是要跟西方国家对着干。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米丘林的学说漏洞百出，已被证明存在谬误。而且1930年代前半段的苏联那可是百花齐放，各种学术大佬辈出，当官的要把狗屎奉为圭臬，这些搞技术的哪肯答应？当局的奇葩操作在苏联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此时，有一小撮人却迎合官方，明知是错的也要大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李森科。
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苏联农业专家中，李森科要算是牌面最大的一位，因此被当局有意识地摆在了较为显眼的位置上。这下正好，李森科一下就成了其他人的靶子：之前你搞的那套什么“春化处理”，一看就是堆废话，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眼下你又非要指黑为白倒行逆施，你小子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脸搁哪去了？一时间，针对李森科的指责和批评一浪高过一浪，殊不知这反而替李森科作了宣传，让他成了当时苏联学界的关注焦点，使其在高层眼中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让他从一个学者变成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中的一张牌。 要说这李森科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非常善于借力打力。起初，其他科研工作者针对他的攻击强度非常大，有人质疑他作为学者的职业操守，有人干脆诟病他故意把错的说成对的，纯属居心叵测。敌众我寡，看起来处境极其不利，但李森科却吃准了斯大林是支持他的，于是想方设法把射向自己的箭引到斯大林身上。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在一场有关“集体农庄”的重要会议上推广自己的“春化处理”技术，他巧妙地将自己这套理论的推广归功为大领导们的英明决策。换言之，谁敢反对它，就是在质疑大领导的决策。 不仅如此，李森科还别出心裁地将苏联学界内针对他的攻击定性为“阶级矛盾”，他仗着斯大林的青睐，将针对对他的一切批评，污蔑为“阶级敌人试图阻挠苏联的发展”，还大放厥词说“无论是不是在学术界，阶级敌人总是阶级敌人”。 这一次，李森科又押对宝了。当时，恰逢1935年这个时间节点，苏联国内局势非常复杂，为此高层发动了日后那场巨大的灾难以稳定局势。而在文化界和学术界，斯大林正需要一些办法来甄别“敌人”和“朋友”，李森科的做法令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场会议后，李森科正式进入最高领导人法眼，高层也加速了对这位“卓越科研工作者”的包装。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文集《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郑先生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问题研究。苏联与我们有许多的共同点，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已经死掉的国家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它看成一段鲜活的历史与历史经验。 此后，“春化技术”在苏联各农庄得到推广，但全国粮食产量并没有得到提升。更糟糕的是，一些地区，例如我们熟悉的乌克兰，因为过分强调指标，导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反而大幅缩水，引发了严重的饥荒。本来，这些都是李森科造成的错误，但在高层包庇之下，各种严重的问题都被指控为“西方和内部敌人的阴谋”。 因为坚持反对错误理论，声名卓著的苏联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因此遭到逮捕。而李森科却毫发无损，在国内的地位不降反升。 1936年，李森科加封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称号，春风得意的他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同反对派的斗争如同当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其中利害不言而喻。高层深以为然，从当年晚些时候便开始对学术界下手，大量反对李森科的科研工作者被捕，所有对手均被荡平，其他人则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转而为李森科高唱赞歌。至此，李森科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苏联学术界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当局把李森科捧得越高，就越不能承认其中的错误；而李森科为了进一步宣扬自己“正确”的理论和主张，又会对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 进入40年代后，苏联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二战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状况，但到了1948年，它的恶果终于集中爆发了。 当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李森科作了题为《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不但重申了拉马克和米丘林的生物学是完全正确的，更按照上层的意思，将其定义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声称要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彻底消灭”。随后，苏联科学界就遭受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摧残，超过3000名专家被撤职，数十家科研机构被取缔，大批先进项目被叫停。 李森科对苏联科学界的摧残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终结，虽然赫鲁晓夫上位后放开言路，李森科一度慑于压力而被迫辞职，但仅仅3年后，李森科再次被任命为农业科学院院长。这一次，他干脆彻底摧毁了此前苏联几代生物学家所有的科研成果，这导致苏联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原地倒退了几十年，彻底落后于西方国家。 要命的是，同一时期，西方学者发现了DNA碱基排列顺序，将生物学遗传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此时的苏联，在李森科的“英明领导”下，竟然还在倒腾19世纪的玩意儿。他对苏联造成破坏是自上而下的，不仅苏联失去了同西方国家同台竞争的机会，而且在诸多错误理念的引导下，苏联的农业生产陷入了极其糟糕的状态中——虽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耕地面积，数量可观的先进农用机械，但苏联的粮食年产量却在不断下降，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粮食。 到了最后，他自己如愿成为了“苏联科学界的红衣主教”，整个学界却被他糟蹋得沆瀣不堪。虽然赫鲁晓夫的“玉米”梗总是被反复提及，但苏联的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李森科才是其中真正的罪魁祸首。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文集《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郑先生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问题研究。苏联与我们有许多的共同点，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已经死掉的国家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它看成一段鲜活的历史与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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