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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召片领图案印鱼纹溯源
文/刘德武 云南省佛教协会驻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云南印社理事 摘要 本文以见存的清代至民国时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最高领主（土司）召片领所使用的图案印中重要组成部分“鱼纹”为对象，比较于南诏中兴二年（899）《南诏图传》中大理洱海西洱河河神“金鱼”的形象，探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傣族）图案印中“鱼纹”溯源于南诏大理地区的洱海西洱河河神形象。以期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印章的产生、发展补充新的依据。
关键词 图案印 西双版纳 南诏 鱼纹 溯源
召片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最高领主（土司）的傣语称谓，1950年以前，受中央政权册封为“车里宣慰使”，授“车里宣慰司”印，但其内部使用自有官印，以圆形图案印为主，自成系统，运行不辍。 见存清代至民国时期召片领图案印［1］三方（图1、2、3），傣语称为“纵·豪沙尼罗”，意译即“宇宙柱印”［2］，象征召片领拥有宇宙间无上的权利，这里的天地万物都在其管辖之下。其中，清代两方为象牙质，身纽合一，圆顶束腰柱状（图4）。民国一方为木质四台印身，未见图录，印纽不明。三印印面大小相同，均为圆形，直径4.8厘米。印面图案内容相同，唯民国木印制作较显粗陋，减略上半部两侧装饰卷草纹，并变印面阴刻为阳刻。印面由上至下按“天、地、水”的空间关系渐次雕刻：日、月、山、林、水、石、鱼、圆轮等，印面图案纵轴对称。 ▲图1 清代“ 纵·豪沙尼罗”。“召片领”用印。象牙质，印面直径4.8厘米，印呈圆顶柱状高12.9厘米。用图引自肖明华：《云南古代官印集释》图163，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图2 清代“纵·豪沙尼罗”。“召片领”用印。象牙质，印面直径4.8厘米，印呈圆顶柱状高10.8厘米，一侧刻有星点标识使用方向。用图引自同图1。 ▲图3 民国“纵·豪沙尼罗”。“召片领”用印。木质，印面直径4.8厘米，印呈四台，厚3.5厘米，通高5.9厘米。用图引自同图1。 由于此三印为召片领所用，意喻此间天、地、水中的一切皆为其领有，作为少数民族领主用印，其特殊性此不赘述，本文谨就印中鱼纹做一溯源。 三印所见鱼纹凡三对三式，除因简略原因细部（腮、尾、鳍）有所变化外，形态基本相同，最为殊异处，是每一条鱼身上方，均饰有一圆状物（民国木印增一牙形饰纹，应为填补多余空间之用，无实指饰物），该圆状物为何物？此前均无考释。 《南诏图传》卷末绘洱海图，两蛇相交环绕，中有螺、鱼各一，鱼额上方，有一圆状物（图5），再看此图上方题记六行：“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额上有轮爰毒/蛇遶之居之左右分/为二河也”。由此可知，金鱼为大理洱海西洱河河神之一，白头，额上有“轮”。 ▲图4 清代“纵·豪沙尼罗” 象牙印。用图引自《云南古代官印集释》图版7.5。 ▲图5 《南诏图传》卷末“洱海图”。用图引自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图版，台北“故宫”博物馆1982年版。 比较西双版纳召片领图案印中鱼纹，与《南诏图传》所绘洱海西洱河河神金鱼相似，最大共同点，是鱼上方都有一圆状“轮”。 《南诏图传》成画于南诏（画题记：“中兴二年”，899年），卷末洱海图或补绘于大长和国（901—909年），现本虽或是12至13世纪摹绘，［3］但可以肯定，迟至南诏末年，大理地区的河（海）神已经有了具体而特殊的形象：鱼，额前有轮。 南诏时期，西双版纳地区为统辖之地，虽然民族不同，但受南诏文化影响是直接的，大理地区之河神形象，势必影响包括西双版纳地区在内的南诏疆域，其后朝代更替，而文化相承。傣族于1180年在西双版纳地区建“景龙金殿国”，其政权神圣之象征——印章及其图纹必然是神格化的，而“有轮金鱼”所表征之河神形象，一直作为天、地、水三神之一使用于其图案印章中，直至民国。 西南地区历来民族众多，极具民族个性的文化产物层出不穷，仅以印章为例，早期的“巴蜀图案印”和晚期的“西双版纳傣族图案印”都是重要的文化遗存。限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厘清西南少数民族图案印的产生和发展，但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图案印中“鱼纹”的溯源结果充分说明，区域内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交融十分活跃，文化元素传承的能力和历史深度不容小视，同时也提醒我们，研究方向可以从相互影响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变迁中寻找新的依据。 注释 ［1］肖明华：《云南古代官印集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刘德武：《云南少数民族印章的发育——以西双版纳傣族印章资料为例证》，参见《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3］汪宁生：《〈南诏图传考释〉》，参见《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196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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