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写作还是“带”写作？该不该“带”？

 

写作能不能教？技术可以教，但技术不是很重要。“文无定法”，所谓能够作为硬件的技术，不过是谴词造句。而即使是这个，也各有标准。什么是好的词句？修辞需要不需要？简洁好还是拉杂好？我就认为莫言语言的拉杂挺好。什么叫通顺？我就觉得鲁迅的文句改通顺了会失去其崎岖的力量。至于内容如何剪裁，线索如何设置，结构如何布局，只能依作者表达需要而定。我说的是表达需要，而不是内容需要，也就是说，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几乎没有标准。

但即使这些能教，也仍是次要的，一个作品好还是一般，拼的是境界，境界是绝对不能教的。某种意义上说，写作靠天生才华，后天补拙是补不出好作家的；而一个天生是好作家的人，即使打压他，不让他写作，他也会因写作而疯的。一个天生的写作者，他有着无法改变的语言风格、设计偏好、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洞察力、感受力和思维力，让他换一种方式，他可能十分低能，十分蹩脚。从这点上说，作家天生的素质就像科学一样，是可以证伪的。不能证伪的，什么都能操弄的，肯定不是好作家。

当然创意写作可以录取有慧根的学生来教，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教？“教”是需要系统的，逻辑自洽的，很难想象教学者在讲台上讲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要不自相矛盾，要不支离破碎，就必须敷衍出一个圆来。而写作者应该相信世界是复杂而丰富的，写作者应该相信自己并没有穷尽所写的物事。另一方面，写作是无拘无束的，甚至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必须是疯狂的。那么，一切的自圆其说都是非文学的，一切的教育都是束缚。如果一定要培养写作者，那么也只能是“带”。“带”与“教”不同，“带”是即时点拨，像孔子教学，学生则像《歌德谈话录》的记录者爱克曼那样，听取片断（当然爱克曼并无心成为作家）。写作和教写作的人应该都熟悉福楼拜教莫泊桑写作的故事，但那其实是“带”。 　“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己店门前的杂货商面前，走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面前时，请你给我描绘一下这个杂货商和这个守门人，他们的姿态，他们整个的身体外貌，要用画家那样的手腕传达出他们全部的精神本质，使我不至于把他们同任何别的杂货商人、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教法，只是指点，显然不成系统。

还有个更极端的例子：据说陈寅恪教诗，就是把诗吟一遍，又吟一遍，再吟一遍，结束。看似荒谬，实为正确。虽然这不是教写作，但对诗的讲解尚且如此不能，何况教写诗？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培养的是艺术创作硕士。我实在想不出“创作”跟“硕士”在价值取向上怎么统一起来？“硕士”“博士”的养成是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系统工程（混硕士博士的除外），我想只要读过硕士博士的都应该有所体会。我本人读博时，就深切感受到其与写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甚至互相冲突。“创作”而“硕士”是个莫名其妙的怪物，明白说，“创作硕士”是个伪概念。

接着讲“带”。“带”的人甚至可以只是处在顿悟状态，他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意见，他只是让学生感受到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是瞬间思想闪现。很多时候，“带”的人成了反例，成为靶子，当然，“带”的人也可以反击。这样，到头来培养者和被培养的关系倒成了“泡”的关系。学写作，就是跟大作家“泡”。你如果有更高的领悟，那么你可以爬到大作家肩膀上，践踏上位。

有人也许会说，我也不求当大作家。但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我还可以承认：创意写作课程能教，且一定会教出老鼠。

有人会说，国外不少作家在大学教创意写作。这样说的人，多少有“挟洋自重”的意思。搞“挟洋自重”，我们只客观探讨，作家在大学教创意，一，究竟是教创意，还是当“天鹅”？我记得王蒙曾经有个很妙的比喻：驻校作家就好比大学校园里养了只天鹅。天鹅好看，但只能用来观赏。二，即使教创意，是否有成果？培养出作家或者写作人才了没有？三，即使有这人才，有多少程度是教出来的？

所谓“带”，还包括人格的潜移默化，归根结底，写作写的就是人格。而文学人格的形成，是要经过磨难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而且是更重要的问题：文学的伦理。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重要，但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是在谈文学的培养，但文学不是技术，作家不是作匠。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这里谈的是教学，但教学恰恰是最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那么，我们的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成为常态人，而文学写作会使人狷介乃至疯狂。从这点上说，文学教育是否必要都是问题。如果“文”只是“纹”，那没问题，还可以让人“诗意栖居”。问题在于文学写作者到头来并不满足于“纹”，形式会冲进内容，修辞最终酿成思想，而对普通人来说，思想就是苦难的根源。

有一句话：作家就是殉道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稚嫩的学生、别人家的孩子“带”到殉道的火坑里？哪怕是孩子不懂事，作为教师，也应该为孩子的幸福着想，担当起父母的责任来，阻止他们。钱理群先生反思他自己毕生热衷的“启蒙”事业时，引了鲁迅一句话：自己做不到的牺牲，就绝不鼓励别人牺牲。但钱先生还反思得不够，如果自己做得到的牺牲呢？我觉得就是自己做得到牺牲，也不能绑架别人去牺牲。前者是虚伪，后者是不负责任。我就对我的学生们说：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是作为你们老师的，我应当尽老师的职责。我甚至可以将你们当作我的儿子，但我深知我也并没这个资格。我没有给你们喂一口饭、擦一次屁股，我没有养你们一天，我凭什么鼓动你们去当牺牲者？哪怕是我所给予生命的儿子，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我至今庆幸我的儿子不爱文学，压根就没写作这根筋。

不仅如此，写作有害还因为，写作者连殉道者都可能当不成。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指的是真正的作家。巴尔扎克手杖里还铭刻着“我能粉碎一切障碍”，到了卡夫卡，成了“一切障碍能粉碎我”。这样的人自然担当不了重任，而且还会成为“现世宝”，这是上帝恶意安排，同时也是善意的安排，有了这些“现世宝”，其他人才能得以在对“现世宝”的笑声中正常生活。

        （照片为学生抓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