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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是读懂中国文明的辞海，“晋”是诠释山西历史的字眼。然唐根植何处，晋又源自哪里?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记载殊异，“一代良史，班马并称”，后世学者各有所祖，争论不休，成为久悬不决的历史疑案。尤其是晋国的源头，古代多半地理学专著皆祖《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下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之论，故而“晋阳（太原）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自顾炎武《日知录》“翼城说”问世后，两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尚争论不下。随着天马（翼城）——曲村（曲沃）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翼城说”已在史学界形成广泛的认同，但仍有个别学者对此颇有微词。为澄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晋国的源头在翼城”这一本应尘埃落定的结论再做一番考辩。 晋国是在夏商时期遗留下的古唐国废墟上建立起的屏藩周室的军事藩国，其源头可追溯至帝尧时代。也就是说，叔虞所封的的唐国与帝尧时代的唐国属于同一地理方位的历史延续。唐是晋的前身，晋的早期都城称“翼”，燮父改晋是因古唐国范围内的“晋水”之故。所以探讨晋国的源头首要问题是必须搞清楚尧受封唐侯的“唐”和早期都城“翼”以及燮父改晋所因之的“晋水”的地望所在。然这一问题单纯依据文献记载和当地的一些遗迹、传说去探究只能是山重水复，必须结合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才能柳暗花明。 “古唐国”的地望 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但证明帝尧陶唐氏的活动区域在临汾盆地的崇山（塔儿山）一带，而且为尧始封、夏商因之、周成王灭之封其弟叔虞的“唐”的政治中心在翼城提供了标界。 唐尧亦称陶唐氏。陶和唐均为地名。史书上关于尧受封的陶地和唐地传统上多半认为在山东定陶和河北唐县。 1978年，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就其文化特征、地望和年代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致认为这一遗存是帝尧时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彩绘蟠龙纹陶盘的出现，学者们认为是帝尧陶唐氏时代的实物。再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崇山一带发现的翼城南石——方城遗址、曲沃东许和临汾下靳等与陶唐氏部族相当的文化遗存，证明陶寺遗址不仅是尧居的陶地，而且就是尧即天子位定都的平阳，崇山一带当为帝尧陶唐氏及其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 尧初封的“陶”已有定论，徙居的“唐”又在哪里？ 据考，位处于临汾盆地的崇山在夏朝以前曾名“唐山”，《山海经》载：“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一曰汤山。”郭璞注：“狄山即崇山，汤山即唐山，亦今之崇山。”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把视线投到崇山脚下的翼城县里砦镇唐城村。唐城西距天马——曲村遗址2.5公里，北距南石龙山文化遗址3.5公里，隔崇山与襄汾陶寺相邻，相传为尧子丹朱封唐侯时所都。正如《都城记》、《括地志》所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1989年，唐城村曾出土“古都唐城”、“陶唐遗风”城门额刻石，近年又发现了篆刻“守唐风”门额。 其实，翼城以“唐”冠名的村落很多，这是在临近其它县（市）所没有的。今南唐乡有一条长达20余里横贯南北的土岭，相传为丹朱避舜处，因丹朱陵在其上，被称为“古房陵”，上有“五唐村”，即今之南唐、北唐、龙唐（后讹为云唐）、东唐、中唐（已消亡）五村。据旧志载： “……凡五村，皆近故唐城，盖丹朱时所封其同姓者。叔虞时为‘五正’所居……。”至今房陵上的南唐乡北史村仍遗有丹朱墓，墓高两丈，周围一百六十步，俗称“金井”、“西老墓”。清江苏太仓人王愫《故唐城吊丹朱》诗云：“迢递房陵下，宾虞旧国荒。当年曾祠帝，次日尚名唐。古庙唯秋草，孤村伴夕阳。人今称不肖，怀古恨偏长。”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尧初居之陶在襄汾陶寺一带，尧徙居之唐在翼城唐城一带，形成了由陶国和唐国组成的陶唐氏联盟国家，地域在今襄汾、曲沃、翼城的汾浍之间，循着崇山、桥山、翔山之阳分布。尧最终将陶寺作为国都，经过不断的扩建完善，营造成了最早的“平阳”，而古唐国作为陶唐氏族系的延续在以翼城为中心的汾浍之间沿袭了1300余年，直到周公灭唐封叔虞于此建立起屏藩周室的“新唐”政权，古唐国的历史才告结束。 中国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张永山先生发表在<殷都学刊》中的“卜辞中的唐与唐尧故地”一文中按照卜辞中有作邑于唐和商王关心唐地吉凶的记录，也认为唐与商为臣属关系，地在晋南翼城，尧都平阳，为尧的活动重心，后因尧族退出政治舞台，继之者舜或禹封其后于唐，平阳与唐才不在联在一起。 我们无需引录历代《翼城县志》的记载，南宋史学家郑樵所著《通志》中载：“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十有六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建置沿革》翼城县条下云：“古尧始封国。虞封尧子于此。夏商因之。周唐乱，周公灭之，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此，是为唐叔。”其实，读者翻阅一下国内大型权威辞书都认为今翼城县西的古唐城是古唐国的中心，后为周成王所灭，作为其弟叔虞的封地。 晋都“翼”的地望 天马——曲村、苇沟——北寿城、南梁故城三处晋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但揭开了晋都“绛”的神秘外纱，也为寻找晋国早期都城“翼”提供了物证。 “翼”是文献记载晋国最早的都城。先前，大多学者认为“绛”与“翼”是一地的异称。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北赵晋侯墓地的问世，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初步断定墓主是从晋武侯至晋文侯8位前后相继的晋侯及其夫人，历时约250余年，绛都当在其附近。而翼城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曾出土一红陶鬴，上有“降亭”二字，“降”应是“绛”的同音字，显然是地名。且天马——曲村遗址、苇沟——北寿城遗址与侯马晋国遗址从出土的器物上有首尾相衔的关系，侯马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绛”已被考古所证实，那么，天马——曲村遗址、韦沟——北寿城遗址一带一定是故绛所在地了。 “翼”早于“绛”都，唐叔虞和其子燮父应都于“翼”。翼的地望在哪里？历代《翼城县志·城邑》载“故翼城，周叔虞所都，在邑东南十五里故城村，即《括地志》所云：‘绛邑县东翼城者’。绛邑县即今翼治，而翼城即故城也。至子燮更国号曰‘晋’，又名晋城焉。方伯陈翼咏以诗。”这里的故翼城即今南梁镇的故城村。村东的翔翱山如鸟舒翼，其西与绛山相连，是翼城的东南屏障。故城村得名“翼”赖乎此山。宋司马光、清顾炎武等大学者都曾游历此地。1958年，兴修农田水利时，在这一带出土了一批较完整的春秋时期的器物和夯土墙，中科院著名考古学家裴文忠、贾兰坡先生，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著名考古学者张颔、王泽义等先生，先后来这里考察。张颔先生认为这是一座故城，是诸侯领地域。1979年北大考古专业邹衡教授曾到此考察，对这一遗址的晋文化研究给予充分肯定。1982年，北大考古专业的王占奎、张辛按照邹衡教授的安排对故城遗址进行了局部试掘，在其所撰写的《山西翼城县故城遗址调查报告》中认为这里是晋国早期都城“翼”的可能性很大。 在故城村有一座小城叫“桐城堡”，在桐城堡与古城之间有唐叔虞祠，系天圣初年赵宋王朝敕建。抗日战争前，这座古祠堂还在，殿上悬有“剪桐开国”的匾额。旧时，翼城设有四坊，城之西北有唐城坊，是丹朱叔虞之旧号也；东南有剪桐坊，取成王戏剪桐叶封其弟也；东北叫同颖坊，是嘉禾所由献也；西南叫兴贤坊，意即文事兴盛，贤士迭出。 山西师大晋国史研究室主任李孟存先生在其所著《.晋国史》中谈到“叔虞封唐”时说：“……经考古工作者调查，在今翼城县东南7.5公里处的故城村，发现有夯筑的古城墙暴露于田间，夯土层中包含有丰富的文化遗存。……这很值得注意，唐叔虞始封地唐，很可能就在这里。至于长期以来流传的叔虞封于太原之说及后来出现的永济、虞乡、安邑、赵康、永安、平阳之说断不可能。” “晋水”的地望 晋国得名实缘于古唐国范围的晋水。晋国始封的中心地带，据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估计：“在翼城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水以东，浍水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一带，东西长约三十，南北广约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燮父时期的疆域仍当保持此水平。一些文献曾记载“尧墟南有晋水”此范围正在尧墟南，即“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 旧说晋之得名源于其地有晋水，而这晋水在太原。因太原的“晋水”与叔虞封唐的地望差之千里，绝然不是燮父改晋因之的晋水。由于在地处晋南一带的古唐国范围内找不到晋水，许多专家学者将“晋”字与唐叔虞的武功和政绩以及当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衍生出诸多晋国得名说。如“善射说”、“献嘉禾说”，甚至还有“族徽说”、“图腾说”和“晋地卦说”。 其实，笔者认为班固所说的“晋水说”较为妥当，只是地望与古唐国不符。太原的晋祠、晋水，皆以子晋得名，这里的“子晋”即周灵王所封的太子晋，也名王子晋。有人说，今平水即晋水，而《水经注·汾水》认为平水“经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非也。”否认了平水即晋水之论，且当时古唐国地望在今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侯马之间，而其政治中心在翼，平水的方位与这一地望也不甚相合；也有人认为浍河即晋水，如刘泽民等主编的《山西通史》卷一《晋的来历》说：“晋国实缘于晋水，但这里所说的‘晋水’绝不是太原西南之晋水，而是地处古唐国范围的晋水。一些文献中曾记载在尧墟南面有晋水。唐尧之墟在考古上已证实即今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如果考虑到唐尧部落的活动范围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河谷地带的话，那么，翼城及其西北，包括曲村遗址在内，都属于尧墟范围，尧墟南侧的大河也只有浍河，所以可能浍河就是晋水。”也有人说晋水即指今翼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附近的滏河，疑其古名晋水，据考今天马一曲村一带当为晋都“绛”。但也有学者认为燮父继位后，嫌“翼”都交通闭塞，曾营建绛都，因其规模逾制，“康王使让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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