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的总思潮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方面，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 汉文化的独特性 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在艺术领域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与道家的对立统一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一方面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如“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对应着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对应着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 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像，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无论是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还是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都充满了感性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粗精焉。”——《庄子·秋水》 在这些神秘的说法中，却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更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思想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审美与情感、官能有关），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道家强调的是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如果说，前者（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那么，后者（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性恰恰是其审美规律，由此可见道家在漫漫艺术史中的独特地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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