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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佳文 明代，新昌县隶属于绍兴府管辖。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新昌县令上绍兴府开会，常常坐墙角末位椅子，而且因路途遥远迟到而挨训斥。县令心里虽然懊恼，却也无可奈何。老爷的心事，幕僚看在眼里，便向老爷建议：下次府衙开会，你早点去。趁着别的县老爷没到，你就坐在知府老爷旁边的显要交椅，如有人说三道四，你就如此这般。没多久，新昌县老爷如约上知府衙门聚会。这次，他早早就到，大大方方地坐在显要的位置，念念有词地说：小县虽少人物，却也有“隔壁两尚书，十里两都堂”。知府和邻县的老爷听到后，心悦诚服都不吭声了。 先说说“十里两都堂”。在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御史是朝廷派往各地，代表皇帝检察地方官员是否廉洁、勤能的人。“都堂”是都御史的简称，是监察御史的头，一般在朝堂监督百官，或者被皇帝授权，处理重大事务。凡担任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的人均可称“都堂”。“十里两都堂”指的是丁川和杨信民，担任的职务都是佥都御史，又都是南乡彩烟人。丁川的家下园与杨信民的家下宅相距刚好是十里。 丁都堂——代天郊祭 丁川，字大容，号东陵，最高的官阶是佥都御史，为正四品。民间传说，丁都堂代了三天皇帝。按理，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把最高权力交给四品官。据丁川的后人说，丁川代皇原来是代表皇帝去皇城郊外行祭祀礼。在封建社会，春秋两季，皇帝都要亲自到皇城郊外，祭山川神灵，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一次预定郊祭的日子，皇帝正好有要事不能脱身，就临时派遣丁川代行祭祀礼。这就成了“丁都堂代皇”的传说。由此，在《新昌丁氏宗谱》的川公像赞里说：“郊社礼仪命我行，天子銮舆命我坐。”其实，天子銮舆是不可能让四品官坐的，显然过分夸张了。 明代的《宪宗实录》说，丁川是天顺甲申（1464）中的进士，授官监察御史。后来，在顺天府丞任上，向朝廷上奏章，提出如何处理荒政十五条，大多被采纳。不久，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地区。丁川在短短的15年，就从七品监察御史升到正四品佥都御史。史家对他的评价是“有才名，善于趋时，故骤致通显”，就是说他有才气名望，善于跟形势，自然提拔得快，官也做得大。民间有传说，当时，有位姓丁的妃子，因为娘家没人在朝为官，觉得很没面子，就认丁川为自己的亲戚。为此，丁川的官位来了个“三级跳”。然而，真实的丁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成化年间，他向皇帝反映会昌侯孙继宗父子掌握的权力过重，不宜江山社稷，建议裁减。他看到皇帝宠爱的万贵妃干预地方政治，又一本参奏。他在巡视延绥地区时，向朝廷提出了“安边”的十条建议，都得到批准实施。成化十四年（1478），因老母亡故，回家守丧。由于伤心过度，在这年的六月也追随他母亲去了，年仅四十八岁。可见，丁川是个大孝子。朝廷接到讣告后，命令按规定祭祀。 丁川的墓地在今天的梅渚镇铁牛山麓，已被毁坏，无从寻觅。 杨都堂——魂留广州 杨信民的官职与丁川一样，也是佥都御史，但其历史地位、政治影响比同乡丁川大得多。 杨信民，名诚，《明史》有传。他是永乐年间中的举人。宣德年间，提升为工科给事中。正统年间，升为广东左参议。他曾经连续弹劾两位按察使贪赃枉法的罪行，朝廷罢了他们的官。因此，也遭到别有用心的人陷害，被押解到京城，接受审查。广东人觉得杨信民好冤，有军人和老百姓数千人自费到京城，替杨信民诉冤，上奏章向皇帝反映杨信民是位公正、勤奋、廉洁、能干的好官，请求把他留在广东，安定民心。因此，朝廷恢复了杨信民的官职，叫他去守长城白羊口关隘。当时，南海的盐民造反，朝廷就提拔杨信民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官阶为正四品，派遣他赴广东，安抚盐民，招抚反叛。杨信民快马加鞭，到达广州，城门已经关闭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居民不能出城砍樵，城外的百姓不能进城贸易。杨信民下令打开城门，并特制木牌，作为城民出入的依据。同时，四处张贴布告，招抚胁从造反的百姓回家从业；要求造反的首领以百姓生命为重，放弃造反，归顺朝廷。那些参加造反的人说：“我们是被迫造反的，杨都堂的话我们信，只要杨都堂作主，我们就有活命的可能了。”由此，被招抚的人达到数万。杨信民单枪匹马进入造反大本营，造反首领黄萧养对杨信民很恭敬，表示愿意接受招抚，并送杨一条大鱼，杨欣然接受。正在这时，董兴率领的军队到达广州，而杨信民忽然腹部剧烈疼痛，中毒而亡。死之日，广州城的百姓手拿供香和吊唁的器具，自发到杨信民灵前祭拜。被迫造反的盐民听到这个消息，痛哭流涕，说：“杨大人死了，我们没有活路了。”结果，参加造反的农民被屠杀殆尽。杨信民殉职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派遣官员祭祀，办理葬事。广东的耆老相约到京，向朝廷请求为杨信民建造祠庙，得到允许。据《广东通志》记载，杨公祠就建在广州城隍庙边。杨信民的遗体运回新昌，安葬在彩烟山。成化年间，朝廷赐予谥号叫“恭惠”。 “隔壁两尚书”又是谁？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实际负责人，中央政府分为六部：吏、户、兵、礼、刑、工。尚书是六部的首长。“隔壁两尚书”，指的是何鉴和吕光洵，他们都担任过兵部尚书，又同是新昌城里人。 何尚书——功在社稷 何鉴，字世光，号五山，《明史》有传。他是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中的进士，起初授江苏宜兴知县。后来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等地。他奏本弹劾巡抚郑宁以下不称职的官吏数十人。在巡太仓时，总督太监的士卒犯法，何鉴下令逮捕并治罪，自己也被诬陷，被关押在锦衣卫的监狱里。没多久，被释放，官复原职，再次巡察江北。凤阳有明朝先皇的陵墓，按律法，百姓伐取皇陵附近的草木，就犯死罪。守陵军士依仗禁律虐待老百姓，何鉴奏请朝廷，划定禁采区域以皇陵所在的山麓为界，其他地方让老百姓砍柴，不再禁采，并作为定例。成化十七年（1481），何鉴出任河南知府。当地连年灾荒，何鉴开仓赈济，向朝廷建议实施救荒的十条政策。二十三年（1487），升为山东左参政，随后转任四川右、左布政使。 孝宗弘治六年（1493），何鉴巡抚江南，同时办理杭、嘉、湖三个府的税粮。遇到苏淞遭遇水灾，何鉴发放十五万石漕米赈济灾民。他和侍郎徐贯一起，疏通吴淞、白茆等排水渠，排泄洪水入海，消除水患。接着巡抚山东，升为刑部侍郎。弘治十八年（1505），被派往河南、湖广、陕西等省巡视户口核实事宜，并向朝廷提出如何加强军民户口管理的十条建议。 武宗正德二年（1507），就任南京兵部尚书。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认为何鉴不投靠自己，罗织罪状，罚何鉴交米。何鉴贫困，交不出罚米，向朝廷奏明情况，才获得免罚。正德六年（1511），何鉴被任命为刑部尚书。 当时，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各地出现农民造反。刘宠、刘宸、杨虎、刘惠、齐彦名、朱谅等为首的造反武装在京城附近活动；方四、曹甫、蓝廷瑞、鄢本恕等人在四川起事；汪澄二、罗光权、王浩八、王钰五等人在江西拉起队伍，各自称王。各地告急的文书每天报送朝廷。而兵部尚书王敞束手无策，镇压不力，朝廷任命何鉴为兵部尚书。何鉴挑选将领，训练士兵，录用民间武士，命令乡间村里树立护栅，疏浚壕沟，实行村落间联防互救。何鉴部署河南、山西两省的兵力坚守黄河，切断太行山通道，京都周边军队加强操练，坚守所在城池。他规定，每艘漕运船配备一名兵士护航，航道两侧派兵驻扎，保证航运畅通。派往各地的文武大员中有散布农民造反武装势力强大的，请求朝廷严加谴责，而对能率军士迎击农民造反武装的县令给以褒奖。他保奏陆完代替马中锡率军镇压农民造反，并调动镇守边关的将领协助他。由于调度得当，奉调的边关将领连连击败造反武装。造反首领探知太监谷大用、伏羌伯毛锐率军移驻临清，京城空虚，密谋在十二月初一，乘皇帝到京城南郊祭祀的时候，搞突然袭击，并于前一日攻占霸州。何鉴得到消息，立刻报告皇帝，连夜调动军队防备。天刚亮，皇帝问何鉴怎么办？何鉴建议皇帝按原计划祭神，及早出城，以安定人心，从而顺利地完成祭祀，返回皇城。造反者得知朝廷已有防备，不敢轻举妄动，只扫掠保定等州县向西退却。 第二年正月，农民造反武装突占霸州，京城戒严。何鉴命令边兵急速打击造反武装。造反武装败走，首领杨虎、朱谅死亡，部下分别到山东、河南活动。何鉴把讨平山东刘宠、刘宸、齐彦名等造反武装的责任交给边将许泰、郤永、刘晖；把讨平河南刘惠、赵鐩、刑老虎等造反武装的责任交给边将冯祯、时源、神周、金辅。没多久，伏羌伯毛锐战败，和太监谷大用一起被召回。何鉴推荐起用彭泽，命他和仇钺一起对付河南的造反武装，把镇压山东的造反武装的责任全部委派给陆完。五月，河南造反遭平息。七月，山东遗留的造反武装被镇压。陈金、洪钟相继扫平江西、四川的造反武装。由此，皇帝大喜，加封何鉴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让他的儿子荫袭锦衣百户。何鉴乘机向皇帝建议：“各地的造反虽然被镇压，但老百姓受兵灾时间太久，请求适当减免田租，并采取各种方式赈济灾民。要废黜贪污、对老百姓残暴的官吏，停止不急需的工程。让老百姓归还原来的行业，贷给耕牛和种子，让他们在三年内重建家园，如果有重新挑起事端的，应依法处理。”对何鉴的建议，皇帝都批准照办。 何鉴在做官期间，曾经因父母亡故，两次回新昌守丧。期间，他十分关心地方事业，先后支持修筑防洪堤，丈量田亩，减免军需，革汰冗员，改进运输，免除徭役，减少图里，救灾赈荒，迁建仓储，修筑道路，添置官民设施，减轻农民负担，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新昌的老百姓赞颂他的德行，建祠庙纪念他，称呼他为“十德公”。 吕尚书——定边有方 吕光洵，字信卿，号沃洲，《明史》也有传。他从小立有大志，以为全天下老百姓办事为己任。嘉靖十年（1531），通过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官翰林院庶吉士。不久，任福建省崇安县令。因母亲亡故，回乡守丧。三年守丧期满，转官江苏省溧阳县令。在溧阳期间，他重视教育，亲自向生员讲学；劝导农民勤奋劳作；通过丈量田亩，清理赋税，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次，朝廷派遣的御史巡视溧阳，用餐时发现饭菜里有黑乎乎的东西，认为有毒，要严惩负责接待的吏员和差役。吕光洵听说，立即赶赴现场，拿了饭菜就吃，御史见了，感觉有愧，不再追究吏员和差役。由此，吏员和差役很是感激，更加尊重这位年轻的县太爷。嘉靖十九年（1540），吕光洵提升为河南监察御史。经过实地调查，他向朝廷提交了关于加强边防守卫的考察报告。接着，他又奉命巡视陕西、甘肃等地。在巡按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府的时候，他经过实地考察，针对这四府低洼，常闹水灾，老百姓深受水患之苦，向朝廷提呈题为《修（江南）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的奏章，提出了防治吴松水患的五条建议：一是广疏浚，以备储泄；二是修圩岸，以固横流；三是复板闸，以防淤淀；四是量缓急，以处工费；五是专委任，以责成功。同时，绘制了《三吴水利图》，督促府、县修筑堤岸，疏浚水道，使水患得到治理。对吕光洵治理吴松水患的做法，明世宗很是赏识，以金银、罗绮作为奖励。吕光洵又向朝廷奏本，四府因遭受特大旱灾，要求减免租税六十万石。 当时，东南沿海一带，经常遭到倭寇的骚扰。吕光洵率领水师，将来犯倭寇全部歼灭。因而，他的俸禄连升了二级。他属下有个县，二十多名罪犯越狱潜逃，县官兴师动众追捕，数十个家庭受到株连。吕光洵认为追捕不应当如此惊动和骚扰无辜的平民，下令细作周密侦查，然后依次捕获，把越狱的囚徒统统抓了回来。老百姓也得到安宁。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族俺答汗侵犯北古口，直逼京城。吕光洵一天接连上了十三道奏章，尽力陈述“只能迎战，不可求和；只能前进，不可退却”的策略。不久，吕光洵升为光禄寺少卿。因父亲病故，返乡守丧。三年丧服期满，改任太仆寺少卿，又先后转任大理寺少卿、南京光禄寺卿和应天府尹。 那时候，由于河南连续用兵，粮饷不足，引发军士哗变，杀死南京兵部侍郎。朝廷任命吕光洵为都察院副都御史，负责督办粮饷。吕光洵圆满完成了使命，兵变得到了平息。接着，他改任南京工部侍郎，负责监督泸沟桥的修理。不到一年时间，顺利竣工。由此，俸禄加为正二品。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云南省李向阳、王应朝率众叛乱。朝廷封吕光洵为右都御史，巡抚云南。吕光洵派遣军队据险关，追捕凶犯，通缉首要，平息了叛乱。由此，进阶兵部尚书。武定府土官凤继祖挟持民众数万人，占地千余里，据武定府城叛乱。吕光洵向朝廷奏本，经过准许，调动四川、贵州等地的军队，并与兵备副使张天复同心协力，只几个月就平定了叛乱。同时，改土著自治为朝廷派员管理，兴办学校，推崇儒学，改良风俗。有个云南人写了《平黔记》，表述吕光洵平叛的事。还为他建祠堂纪念。吕光洵功虽伟，也因此得罪了云南黔国公沐氏家族，被降职为南京工部尚书。他向朝廷请求退休，经批准，回家乡养老。 回到新昌后，他勤奋写作，著有《元史正要》、《诗易笺》、《三巡奏议》、《皆山堂稿》、《可园诗钞》等；支持家乡建设，购置义田，好善乐施，资助贫困。万历八年（1580），走完了人生的旅途。他的墓地在今天的儒岙镇里桥村。墓毁于上世纪中叶，墓前翁仲和石像生移存于大佛寺景区的城隍庙内。他写的《修（江南）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全文收录于《明史·河渠志》。 吕光洵从小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而他的父亲有时表现不佳，曾受县令曹祥的训斥和鞭杖，改除顽习，成为善良。后来吕光洵做了御史，巡视经过太仓，专程去拜谒早已退休在家的曹祥。对吕光洵的到访，曹祥感到欣喜，也很诧异。吕光洵说出了原委，衷心感谢曹祥教育他父亲。那天吕光洵留宿曹家，与幼年时期的父母官彻夜长谈。 当然，新昌人在明朝做官的远不止上述几位，有号称“清官第一”的河南布政使甄完，有贵州思南府知府求琰、陕西按察司使吕昌、云南布政俞铎、广东惠州知府吕大川、太平府守刘忠器和被谥号“节愍”的御史俞志虞，等等，均为乡邦贤俊，名留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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