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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下江领导第3军4师战斗的金策几个月后才看到了李兆麟的意见书和张兰生、李兆麟的联名信。他非常着急，担心北满党和军队的分裂，因此在宝清县密营里奋笔写就了自己的意见书，提出：“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和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寿篯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主义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寿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对于赵尚志的问题，有的错误“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 可以看出，金策明确不同意李兆麟这种北后下刀子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时，金策表示李兆麟意见书中有的事实也是不能抹杀的，对于东北抗日运动是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因此，金策赞成“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地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显然，金策之意见的重点在于斗争方法问题，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去进行斗争。 1938年8月下旬，金策拖着在战斗中受伤未愈的腿动身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到汤旺河谷找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金策与张兰生、李兆麟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北满临时省委在充分听取了金策的意见后，公开发表了金策的意见书，并加上了按语：“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对于李兆麟来说，当初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后的“调和主义”也确实成了他的心病。为了争取主动，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后，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检讨，即《张寿篯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在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李兆麟在检讨的同时还把吉东代表（即指周保中）也拉进去了，意思是既然大家在赵尚志面前都“调和”，那我也不得不“调和”。这就难怪周保中前边会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对他的不满和不屑。 进入1938年后，日军对东北抗联加紧了全面封锁和“讨伐”，战斗接连不断，斗争环境日益残酷。赵尚志过境被扣后，抗联第3军连遭挫折，部队伤亡、逃亡、叛变严重。赵尚志走的时候第3军已发展到10个师6000余人，其中基本队伍1500余人。短短半年时间，就已减员达三分之二，不得不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危急关头，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3、6、9、11军分批向西北部的黑嫩平原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7月至8月间，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冯治刚、张传福、王钧、王明贵、陈雷、金策等主要将领分别率领部队陆续西征。为配合主力西征，李兆麟率领第6军司令部仍在下江地区活动，牵制敌人及接应被打散的部队。这次西征非常壮烈，牺牲了不少优秀干部，但在敌人薄弱处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游击范围，使北满部队赢得了与优势敌人周旋的更广阔的空间。不能不说，此前赵尚志亲自指挥的数次西征也正是着眼于此，显示了其过人的战略眼光。如果他不是过境被扣，北满党和军队不是陷于内部斗争中，而是抓住1938年上半年敌人加强封锁和“讨伐”前的空间再次以主力西征，应能早些打开局面，部队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由于金策等人的意见，加上周保中也提出“纠正错误不能陷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等意见，1939年1月，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李兆麟的意见书起到了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会上李兆麟、张兰生对自己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作了检查。此后，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也陆续随部队西征。4月中旬，在通河召开了北满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会上通过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决议，并给予李兆麟和张兰生处分，张兰生被免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一职。同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北满省委员会，不要“临时”了，选举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组织新省委常委会，金策担任省委书记，李兆麟担任组织部长，冯仲云担任宣传部长。直到此时，这场延续了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 这次全会还决定取消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第3、6、9、11军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设立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许亨植为总参谋长。另由许亨植兼任第3军军长，张兰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任第6军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金策、冯仲云、许亨植等领导下纵横黑嫩平原，在西荒大地上搞得热火朝天，成为了已全面进入低潮的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个难得亮点。 就在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会第二次全会之后，赵尚志等人被放出来了。由于苏联和日本间爆发了诺门罕冲突，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变化，转而对东北抗联采取扶持政策，希望他们能牵制东北日军，减轻苏联的压力。赵尚志等人获释后，苏方解释这纯属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双方今后继续保持联系，苏方将给予大力援助。离开东北16个月，无法了解那边的斗争情况，给苏方写了多少信也没回音，赵尚志都快急疯了，早已归心似箭。赵尚志将在苏联的抗联人员100多人组织起来，编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1939年6月底，赵尚志和戴鸿宾、祁致中率队越境回国。 赵尚志首先指挥队伍攻占了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不少物质。然而由于祁致中在战斗中表现不好，不服从命令，转移途中还说怪话，情况陆续都被反映了上去。赵尚志等人觉得问题严重，就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李在德、韩相根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认为对出身于山林队的祁致中不摸底，他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很危险。当时抗联部队叛变严重，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如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和全部7名师长，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第3军2师师长兰志渊，第9军参谋长洪喜波、1师师长郭成（不久还有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转过头来就开始害自己人，那是血淋淋般残酷！因为上述对敌斗争原因，加上没有环境对祁致中进行冷处理搞清问题，故经过支委会讨论后，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并开除他的党籍。就这样，第11军军长祁致中遭到了错误杀害。在这件事情上，赵尚志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但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祁致中之死竟然成为了赵尚志噩运的导火索。 赵尚志率队一路南行展开小规模游击战，到了9月时到达汤原县马把头地区。在此期间他已了解到了一些自己过境后北满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懑和不解。于是赵尚志把司令部建在了这里，分兵把人都撒出去作战和侦察，并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北满各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金策接到赵尚志的信后很高兴，由于当时冯仲云已越境去苏联寻求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沟通情况并打探赵尚志的消息，金策便对省委其他领导人展开了说服推动。李兆麟是前次倒赵的主要当事人，有一定思想包袱。但在金策的说服下，也转变态度拥护中央（他们认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也必定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对赵尚志的任命，拥护赵尚志的领导。这样，北满党委和第三路军总部便都表态拥护赵尚志。就在北满省委领导人准备动身去赵尚志处开会之际，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整个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来的人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戴鸿宾奉赵尚志的命令带部队出去袭击敌人，打了败仗，队伍散了，他也在战斗中负伤，只好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养伤。而陈绍宾知道赵尚志回来后很惊慌，他心中有鬼，就带人想去抓赵尚志并缴其手下的械。由于赵尚志派于保合、李在德、陈雷等人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得力应对，未能得逞。陈绍宾又密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赵尚志的情况，还到处散布消息说赵尚志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后来陈绍宾找到了戴鸿宾，正巧戴鸿宾因为队伍垮了，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怕成第二个祁致中，于是在陈绍宾的撺掇下就一同率队找到设于乌马河南部锅盔顶密营的北满省委驻地汇报。 陈戴二人一左一右对赵尚志进行了大肆攻击诬陷。戴鸿宾的陈述很关键，什么赵尚志擅杀祁致中，对戴鸿宾也怀有成见，在苏联被押期间就曾散布对北满党领导同志的谣言，如金策“有奸细可疑”，冯仲云“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中）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等。更有甚者，戴鸿宾透露了赵尚志给他的一封密信，其中频繁强调“奸细作用”，并有两段很关键的话：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兰生）、冯（仲云）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他要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原名鲍巨魁）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须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察之。” 上述两段话就是赵尚志企图以开会为名“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主要证据。虽然赵尚志后来平反了，但党史界对这两段话也不是没有争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赵尚志把人马都撒出去了，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要想“捕杀”众多北满党军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赵尚志的行为一点都不掩饰，让陈绍宾这样的人都传得满天飞，早已打草惊蛇，这是要谋如此机密大事的样子吗？就连金策本人都不太相信，他在后来给戴鸿宾的信中说：“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陈绍宾的地位远没有戴鸿宾那样关键，他的说法无非就是赵尚志“左倾”路线不改，变本加厉威胁、屠杀反日将士等。不过陈绍宾提供了一个重量级证据，就是跟随赵尚志一同回国的政治秘书尚连生的供词，说他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要把冯仲云骗来，“逮捕割头”。因为工作犯了错误，怕回去被赵所杀，所以索性将事情报告给陈绍宾。 由于戴鸿宾、尚连生都是地位关键的证人，还有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祁致中被杀的事实，加上众所周知的赵尚志的性格，他过境被扣后遭到批判斗争的敏感历史，不由得金策、李兆麟他们疑窦丛生，噤若寒蝉。自然，北满的人也不敢去参加赵尚志的会了，真的怕老赵动手呀！而赵尚志此时则光焰尽褪，成为了要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重要嫌疑人。 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完成了对赵尚志的致命一击，他们的历史作用便结束了。后来戴鸿宾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私吞了部队的一笔经费跑到沈阳郊区“迷”起来了。陈绍宾、尚连生日后则被查明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奸细。老天不公的是，戴鸿宾、陈绍宾都活到了解放后，镇反、肃反都没伤到。尚连生则不知所踪。 就赵尚志来说，虽然他并无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实际意图，但有些事情也做得很不妥。祁致中之死前边说过了，事出有因，责任不完全在赵尚志。然而赵尚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马把头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一连发出十几封命令信。除要求北满党军领导人来开会，反奸细斗争，通缉投敌分子谢文东等人外，还命令撤销第三路军，由戴鸿宾取代李兆麟任第6军军长，李兆麟则调来总部另有任用等。赵尚志在没有与北满党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不请示北满省委，不与其他正在与敌人斗争的军事领导人商量，就决定撤销原有部队建制，更换部队领导人，已明显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人为制造和加剧了内部矛盾，颇有意气用事之嫌，这种轻率行为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或许在赵尚志看来，金策、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人在他走后批判斗争他，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致使北满抗日斗争陷入低潮，其难脱奸细嫌疑。而周保中之为奸细的证据更为明显：我赵尚志过境去苏联被扣了，你周保中怎么来去没事？和谁串通好的？赵尚志的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在没有进行面对面沟通之前，仍然是缺乏佐证效力的。也因此，赵尚志才急于召开一次有北满主要党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把事情说清楚，澄清误会，一致对敌。 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一堆奸细之称主要是出自戴鸿宾的陈述，属于一面之辞。但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却是白纸黑字，周保中、张兰生、冯仲云都在上面，要不就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要不就是“嫌疑最大”，搁谁看了不心惊肉跳？赵尚志蒙冤固然可惜可叹，但也要看到他在此中应负有的责任。 赵尚志在马把头左等右等，不但北满的人没来，连撒出去的几路人马也都没回来（实际都已遭敌袭击而溃散）。等到1939年底，无奈之下，赵尚志只得带着身边剩下的20多人返回了苏联。这时周保中也已越境，与先期到达苏联的冯仲云会合。于是，赵尚志到伯力与冯、周见面，三人代表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二阶段还有苏方人员参加。这次会议的成果很大，澄清了两个省委间的许多误会，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并选举冯仲云为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苏方也指定王新林（即瓦西里的谐音）为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如抗联部队作战失利或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苏方将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会议开过之后，却从国内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共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上作出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常委金策、李兆麟，执行委员许亨植、于天放列席。会议最终采信了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等人的造谣、挑拨，作出了错误判断，也铸成了赵尚志的人生悲剧。应该说，对通过这一决议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金策和李兆麟。从二人以前对赵尚志的态度上看，金策向来有话当面说，并无背后下手的记录。而李兆麟则不然。如果没有李兆麟的重要态度，金策会力主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吗？可惜历史没有留下会议讨论记录。另外，从组织原则上说，在北满省委三名常委一人缺席，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原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同样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党委开除同级的决议，是违背党章的。因此，后来中共中央曾郑重表示：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籍，那是当时的省委作出的错误决定。 消息传来，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都非常愕然。周保中和冯仲云为此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对赵尚志的处分。而赵尚志这时也冷静下来了，通过对以前教训的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态度变得非常诚恳，也才有了由冯仲云转给北满省委的一封《请求书》。赵尚志在《请求书》中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对北满党的领导人存有怀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分）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对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赵尚志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到了1940年5月底，赵尚志再一次向北满省委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望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对于赵尚志的一再请求，北满省委在经过重新讨论后，由金策于6月20日给赵尚志写了答复信，表示“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 金策的答复信中已不再提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罪名，开除其党籍的主要依据是赵“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不能改变，也只能取消其中的“永远”二字。赵尚志对此不能接受，又接连写了申诉信，但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此时周保中伸出了手，请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并征得了北满省委的同意。然而赵尚志心中悲愤难消，回国后向周保中提出要求带一支队伍向关内打，要去找党中央。对此周保中没有同意，实际上这在当时也难以做到。出于在性格上的缺点，赵尚志在第二路军工作期间工作方法欠妥，发了不少牢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第二路军是周保中带出来的，不是赵尚志的老三军，不吃赵尚志这一套。结果在1940年11月召开了第二路军直属队党员大会，对赵尚志进行了批判。周保中对赵尚志的行为也很恼火，但鉴于赵尚志在东北抗联中的影响，不好严厉处置，最后决定要求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部队，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同时撤回当初周保中在写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至此，赵尚志也与周保中彻底闹崩。 赵尚志再次来到苏联，无党籍，无工作可作，在一个被称为“工作房子”的地方过了10个月半与世隔绝的生活。1940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伯力会议（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及与苏联方面的协商，东北境内剩下的小股抗联部队于1941年后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境内休整。李兆麟与周保中、冯仲云、金策、柴世荣、金日成、崔石泉、姜信泰、王明贵等幸存的抗联主要将领也先后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于1942年8月成立了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步兵独立第88特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赵尚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生困境。这一时期，李兆麟和周保中都不愿意让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地北野营去，还要求苏方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去接受一年以上群众教育，尔后再接受一年以上党的教育。在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的当年，这一要求实际上已将赵尚志作为阶级敌人看待了，因为当时以如此借口被带走的人通常是送到集中营关押或者杀掉了。后来抗联第5军军长、第88特别旅步兵4营营长柴世荣，就是这样一去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后一般史料记载为牺牲）。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苏方一改3年前扣押赵尚志时的冷漠态度，而是对他非常关照。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或当面提出，或写信，或发电报，多次向北满、吉东党委领导人要求恢复赵尚志的党籍。对于周保中等人提出送赵尚志到农庄或工厂去“劳动改造”的要求，也予以拒绝。周保中随后又提出警告，让苏联同志注意赵尚志，不能让他再用中共名义进行活动。王新林则表示：你们即已开除了赵，我们也没有办法。对赵尚志的生活，苏方非常给予照顾，好吃好喝，保障需要。 然而赵尚志是何等英雄，怎会安于在金丝笼中享福！他不止一次向同志们表达了心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在苏联的10个月期间，赵尚志除给北满省委写申诉材料外，还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等文章，足足装了一书包。赵尚志多次向苏方提出，要回国去战斗。苏联人知道此时的东北抗日运动陷入了深深低谷，满洲已成绝地。出于对这位抗日英雄的敬重，他们劝赵尚志不要回去，就留在苏联休养学习几年。但是赵尚志决心已定，誓不回头。最后，苏方同意了赵尚志的请求，允许他带领小分队回国活动，同时规定，3个月后他们必须返回苏联。于是，1941年10月，赵尚志背着一书包材料，带着姜立新、张凤歧等4人，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秘密过江返回了祖国。 对于苏联方面对待赵尚志的态度，周保中非常不满。他在赵尚志回国后写了一篇日记，留下了令人吃惊的文字： “余又向王新林同志提陈，根据于天放经由汤原靴北山中侦知，被党开除而有反革命叛徒行为之赵尚志，今秋似由苏军派出特别工作。余坚决反对此种违背原则性之工作派遣，王新林同志说明，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余指出赵之反革命阴谋事实甚多，若在东北人民面前，赵早应就显戮。王新林同志又说明，派赵只限于特殊简单之小范围不于（与）游击队及地方群众有任何涉及……为工作要求必须利用一切……余坚持反对，并说明赵去东北实系恶贯满盈，且其人乃鼠装猫样毫无作用。之历史社会的蛆虫废物，过去因我党北满珠河组织之不健全，至使此种坏分子，得蒙混而入。革命顺利年头，侥幸徇名，使共产党污辱透致，受害匪浅。 余再三向王新林绝对声明，一九三九年C方误用赵矣，今若再加所谓利用，则危害不免。东北中共党及东北游击队绝不苟同。务请王新林同志抛弃有害无利之举措。王新林同志初不以为然，最后乃示我以考虑后必有确当之答复。”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已经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除了要和敌人战斗外，他还有相机进关内去延安的打算。他要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要申辩自己的委屈。那么一书包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只有自己背，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年来痛苦煎熬的心声！ 没有机会了。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血洒梧桐河畔，将34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深深挚爱的祖国大地上。他牺牲后，残暴的日寇切下了其头颅，并将尸身扔进了松花江。此后赵尚志将军的遗首长期不知下落。 赵尚志牺牲后的遗容 1982年，在赵尚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黑龙江省委做出决定，为赵尚志烈士恢复党籍，彻底恢复名誉。对其他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 2004年5月31日，赵尚志将军失踪62年的遗首颅骨在吉林省长春市护国般若寺出土，尔后于6月2日在长春市净月潭公园被其亲属及友人迎回。经过国家公安部进行法医鉴定，予以确认，终于重见天日。 2008年10月25日，赵尚志将军的遗首颅骨归葬辽宁省朝阳市，一代抗日英雄终于魂归故里。 以上就是赵尚志蒙冤悲剧的全过程。在这一事件中，李兆麟作为与赵尚志共同战斗多年的同志战友，却捏造事实，妄信人言，不遗余力地倒赵，既是事件的发轫者，也是后果的决策者之一，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重要作用，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按照戴鸿宾的揭发，赵尚志曾怀疑很多人是奸细。如怀疑金策，但赵尚志却与金策在书信往来中恳切交流，并称其为“亲爱的金策同志”，为金策在艰苦斗争环境中“还存在”而感到欢庆；如怀疑冯仲云和周保中，但赵尚志与冯、周当面恳谈，释清了误会；他也怀疑李兆麟，却没有与李兆麟进行过深切交流的记录，更多的是怀有警惕和敬而远之。在东北抗联高级将领中，与赵尚志共同战斗时间最长的就是李兆麟，说李兆麟不了解赵尚志那是胡扯。可偏偏就是李兆麟，在赵尚志落难期间，最知道事情真相的他却诬指赵尚志为“反共产党的阴谋家”，过苏联是“逃跑”，“（赵尚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等等，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吗？相信读了上述长文的读者，都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 回过头来说，李兆麟将军的一生也是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者奴役而壮烈奋斗的一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值得后世子孙永远歌颂与纪念。他和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人一样，虽然有性格及工作方法上的缺点，但对党和民族忠诚，杀敌英勇，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他的功绩是主要的，是不能磨灭的。同时，对于李兆麟在历史上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不能回避，而是应该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谈得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后周保中对赵尚志的态度。1960年5月30日，周保中在谈话中说： “赵尚志这个人坏透了。冯仲云同志说他是‘东北的张国焘’，冯本人好险被他杀害。冯同志一般讲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诚，为党勤恳工作，立场也是坚定的。但在某些问题上，直到高岗时期，牵扯到个人问题时就站不稳，摇摇摆摆。‘尚志县’和‘尚志街’是冯同意的，高岗主持的，高岗是企图拉拢抗联的某些同志，拉死的打活的，拉活的打活的，拉拉扯扯，实现个人野心。我向高岗问过这件事，并认为以赵尚志这个名字立县，立街不合适。高说：战争时期，先不谈这个，这是历史问题，而且已既成事实，不好更改。 赵尚志是阶级异已分子。当然他最后是死在奸细手中(但究竟是否好细，真伪待查)，他的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完全出于异想天开的个人野心。” 周保中何来如此的仇恨，在赵尚志牺牲多年后仍然怒意难平？仅是因为吉东和北满间的一些书信官司吗？那些在第一次伯力会议期间不是已经说开了吗？要不就是后来在第二路军共事期间发生的矛盾？恐怕这一原因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东北抗联史研究者史义军还提供了一个说法，不妨作为一家之言： “东北抗联不团结，其实根源就在周保中那里，周保中非常善于拉一派打一派，为了搞掉赵尚志，一开始拉拢张寿篯，以反左为名搞赵尚志，当张寿篯开始搞赵尚志时，他又说张寿篯搞过火了。 冯仲云1939年9月到苏联后，在他的努力下第一次伯力会议召开了，那时周保中兜里揣着两封信（电报），一封是‘北满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另一封是说‘冯仲云不是北满省委代表’的信，这封信显然是张寿篯写给周保中的。周保中为了顾全第一次伯力会议所谓的‘大局’，只是在最后拿出了‘北满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那封信，如果早早拿出这两封信，会议还能开成吗？周保中确实很有手腕，这里似乎是周保中维护了第一次伯力会议的成果，实际上他达到了控制赵尚志的目的。 周保中是从哪里得到的那两封信（电报）呢？说白了他始终是和张寿篯串通在一起的。周保中的五军并不是东北抗联的劲旅，但周保中非常善于利用部队与部队之间的矛盾挖其他部队的墙角，甚至霸着二军一部长期不归还。他还善于往其他部队掺沙子，连张寿篯的老婆金伯文其实都是五军派过去的，三路军军部的报务员陈玉华也是五军派过去的。他甚至想控制杨靖宇，无奈杨根本不理他。 他控制了赵尚志，以为就控制住了东北抗联。可没想到事与愿违，后院又起火了。从此以后，他恨死了赵尚志。” 至于周保中声称的骂赵尚志是“东北的张国焘”的冯仲云，对赵尚志则是截然不同的评价。东北光复后，冯仲云曾先后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等职务。文革中，冯仲云遭到残酷迫害而死。他在受难时写下的回忆录中是如此说的： “在东北抗战中，应该说赵尚志是英勇顽强最出名的英雄，也是领导游击队作战最多，获得胜利最多，他的威名最使敌人胆战心惊。他对敌人是无情的。”“至于周保中和李延禄……他们的部队很少有积极主动、英勇的军事行动，因此部队在数量上是较少的，发展也不迅速。” “我去苏联本来是为了找中共中央关系，但是没有找到，也不许与中央联系。由于我的请求，周保中同志去苏。我和周保中、赵尚志以及苏联一些同志参加下，开了几个月的会。会议结束时，北满省委听信陈绍宾、尚连生等叛徒、奸细的造谣，并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也没有听取本人的亲自或书面的申辩，没有听取我（北满省委代表）在苏方讨论结果的汇报，就突然地在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议上通过了永远开除北满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东北总司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开除的理由主要是赵尚志污蔑金策、冯仲云等都是奸细，是反党活动。而戴、陈、李、于是赵尚志的追随者。这个开除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是没有经过执委会的。是根据谎言做出的，是毫无理由的。” 冯仲云也曾受到过赵尚志的过火责难，但他党性坚强，品质优秀，是与人为善的好同志，不愧受到同志们的衷心爱戴和怀念。东北光复后，赵尚志头上虽然仍戴着被开除党籍的帽子，被一些人视为是十恶不赦，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却力主将赵尚志起兵战斗过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名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从而留下了光辉的民族历史遗迹。 不论是赵尚志、李兆麟，还是周保中、冯仲云，在那段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里，没有披露出来的隐秘历史还有多少呢？ 东北抗联长期孤悬一隅独立抗战，脱离中共中央的指导和教育，却与苏联关系颇为密切。这对于要领导军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实现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深感不安的，有理由报之以怀疑的目光。因此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联军幸存的高级领导人中，除李兆麟（时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滨江省政府副省长、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周保中虽然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地位很高，但实际权力却非常有限，冯仲云则仅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而对于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时任东北局领导的高岗就公开说：“是二万干部八万军队呢？还是几百抗联？是延安呢？还是东北抗联？”建国后，由于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大背景，抗联干部作为一个独立山头仍旧没有受到重用，这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周保中是评而不授，作为象征，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冯仲云转行政而未授，其余将领只有王明贵、王效明、李荆璞、彭施鲁等7人先后获得少将军衔。到了文革期间，抗联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冯仲云还被迫害致死。周保中算是死得早，躲过了文革磨难。 东北抗联史上的党内斗争，与西北革命史上的党内斗争很有一比，都缠夹着复杂的恩怨纠葛，损失很大，令人痛心。本文只是略述了其中的一些侧影，如能让读者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巨复杂之一斑，也算是收到了抛砖引玉之效，不负几十小时键盘敲字之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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