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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滢
一、南宁地名以“塘”命名的不同情况
南宁自贞观六年（632）得名为“邕州”。唐朝《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七：“武德四年于此置南晋州。贞观六年改为邕州。因州西南邕溪水为名。”《说文解字》川部：“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可见，南宁是以其水资源丰富的地理特点而命名为“邕”的。当地群众语言习惯较少使用“湖”、“池”而多使用“塘”。南宁市属的镇、乡、村，使用“塘”字来命名的比比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当地的池塘而得名。这些因池塘而得名的地名，按照语言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汉语地名。例如：大塘镇——今属南宁市良庆区，附近有著名的屯六水库，是广西的大型水库之一。长塘镇——今属南宁市青秀区，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现有著名的仲豆坡么旦小水库，面积50亩左右。二，壮语地名。这种地名来源于壮语，将壮语读音折合成谐音或近音的汉字。这种“壮语汉字”的地名在南宁农村十分常见，以壮语读其音便能知其义。例如：坛洛乡——今属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是壮语daemz的谐音，意即水塘；“洛”是壮语laeg的谐音，指深。村址处有深鱼塘，故名。汀测村——今属南宁市武鸣县。“汀”是壮语dingb的谐音，即常年不干的水塘；“测”是壮语siek的近音，即芦苇。村边有常年不干的长满芦苇的水塘，故名。
以上汉语和壮语的“塘”类地名都因当地有池塘的地理特点而命名，只是语言来源不同。而另一些含有“塘”字的地名则不是因为池塘，而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这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第三种情况。
南宁北面有一些地名用了“塘”字，从地理位置上从南向北依次排列，分别是二塘村、三塘镇、四塘镇、五塘镇、六塘村、七塘村、八塘村、九塘镇。其中，今天的“镇”都是从以前的“乡”以“撤乡建镇”的方式发展而来的。它们依次坐落在连接南宁市至其所辖的宾阳县的昆仑大道旁边，呈现距离均匀的分布，每一塘之间相距约为五公里，也就是老人们习惯说的“十华里”。九塘的位置就在昆仑关附近。昆仑关是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塞。
二、“塘”曾是古代邮驿制度和军事建制的单位
《广西通志·邮电志》记载：“宋至道三年（997），以开封为中心的驿路，其南路经岳（州）、（湘）潭至广州可转达苍捂（今梧州）。南宋桂州升为静江府，广西路即以此为中心建设驿路网，境内（含县内递铺驿路）有驿路一万多里。其中昆仑古道，是连接桂州和邕州的重要孔道，隘口昆仑关附近设有金城驿（今邕宁九塘），朝天铺（今邕宁四塘至九塘一段）、归仁铺（今邕宁三塘）……清代驿路亦分中央干线和省内干线。中央干线以皇华释为首驿，在北京东华门。通达各省干线中有湖南、广东入广西驿路和由云南、贵州入广西驿路。省内释路由各府、州、县管理，州（土州）、县（土县）设塘、铺，边防地区设腰站、台。”可见，宋朝的“铺”是地方上的一种普遍的邮驿单位。到了清朝，邮驿单位又添加了“塘”这一名称，与“铺”属于同一级别。
清朝的“塘”不仅是邮驿单位，也是军事单位。而“十里一塘”的设置是在清代大量发展起来的。“在驿站和铺递之外，另有军塘的设置，亦可视做邮传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军塘，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地方治安管理单位。”“绿营兵的最高级建制为‘标’，下辖‘营’与‘协’，再下为‘讯’，再下即为‘塘’。各级单位分区驻防，‘塘’为最基层的驻防单位，范围以村来划分，设置十分严密，间隔大致5—10里，且分水陆两种。清代广西的驿站、铺递和军塘有机结合，相互嵌套，构成了缜密的邮传体系。其中，驿站主要设置于交通干线之上，数量不多，且以水驿为主，主要为往来官员提供食宿，于文报传递作用不大；铺递则置于各交通干支线之上，大致十里一铺，省府州县纵向往来与横向交往，均靠其维系，为文报传递的主体；军塘设置更为广泛，主要交通线之外的山区小径、关防要隘均有其存在，在保障交通畅通的同时，也弥补了铺递设置的不足，是邮传系统的安全保证和有力补充。清代广西邮传体系中驿少、铺多，辅以大量军塘的特点，是由广西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理区位和人文环境所决定，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需求。”
以邮驿制度或军事建制单位来命名一个地方，类似的例子在全国各地不胜枚举。汉时的驿路，每十里设置一长亭，每五里设一短亭，供行人休息、话别。白寿彝《中国交通史》转引《风俗通》说：“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北周文人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唐朝诗人李白《菩萨蛮》词：“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今南宁市和福州市都有叫做“五里亭”的地名，正是秦汉馆驿制度留下的痕迹。著名的民歌《三十里铺》中提到的“绥德三十里铺村”，以及今山东、安徽的“三十里铺”的地名，都是距离县城30华里而得名，体现了古代铺递制度留下的命名习惯。南宁市江南区亭子乡有烽火台和叫“水塘江”的地名，方志记载这一带旧时曾是清朝水军驻扎之地。“卫”是明朝军事建制，天津旧称“天津卫”，因为它在明朝曾经是一个大军营。
三、“数字+ 塘”格式地名的“塘”的由来
我国宋、元、明、清四代都实行铺递制度，邮驿基层单位的名称因朝代变更而有所不同。宋朝的基层邮驿叫“驿”或“递铺”，元朝蒙古语中“驿”的音译是“站赤”，简称“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里不等）；明朝叫“所”、“铺”，清朝叫“驿”、“站”、“塘”、“台”、“所”、“铺”。这些名称的变更在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在明代由于铺和铺之间的距离基本固定为十里，所以有些方言，如温州话、厦门话至今仍把十里称为“一铺”。这和南宁话把“十里”称为一“塘”的做法是相同的。南宁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使用壮语的区域很广。铺递制度对壮语也产生了影响。南宁市邕宁区那陈乡群众的壮语中，“十”的读音是/ip/，“十里路”的读音是/a
phou h n/，也就是“一铺路”；“百”读为/bak/，而“百里路”则读为/aam h
n/，也就是“一站路”。在这两个词组中，“铺”和“站”保留着汉音，与壮语的“十”和“百”读音完全不同。它们显然是作为汉语词被借入壮语中的。可以看出，壮语在元朝吸收了“站”，作为表示“百里”的量词。
表示“十里”的概念，南宁的壮语说“铺”，粤方言说“塘”。可以推想，明朝时壮语吸收“十里一铺”的观念，产生了量词“铺”；而粤方言则在宋朝地名中已经使用“铺”，但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量词。到了清朝顺治年间，粤方言吸收了军队建制“十里一塘”的观念之后，产生了量词“塘”，并在这一时期将含有“铺”的地名换成了“数字+
塘”的地名：“金城驿”改称“九塘”，“归仁铺”改称“三塘”，同一交通干线上每隔十里的地名也相应地重新命名。这反映出地名文化的变异性、时代性。
“数字+
塘”的地名在广西不胜枚举。除了上文所及，南宁的其他城区边缘还有好几个“数字+
塘”的地名。广西其他地方也不乏类似的地名，以致地名雷同也不少。例如，桂林市曾是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现在距桂林市中心10公里（“二塘”）处有一个“二塘村”；距桂林市中心30公里（“六塘”）处有一个今属临桂县的“六塘镇”。
为什么是“塘”而不是其他的字进入了清朝的邮驿体系、军事建制？从邮政史可以知道，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邮驿制度。班弨认为，清朝设“塘”作为邮驿单位和军事建制单位，与明朝传递军事新闻的“塘报”制度有关。
对于明朝“塘报”的命名原因，众说纷纭。我们追根溯源，作了这样的思考：沿海地区所说的“塘”不仅指内陆的池塘，还指海岸线上珊瑚礁围着的浅湖地貌（犹如一个水塘），即把环状礁称为“塘”。环状礁的微地貌还有礁塘、塘口和塘沟、塘口三角洲等类型。人工修建在海岸线上的防汛堤防也叫做“塘”。我国海塘建筑开始的年代很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记载了一个传说：“《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卽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五代后梁吴越王曾修建过一段二三十公里的捍海塘，世称“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后世修筑的捍海塘也不少。明朝抗击倭寇期间，捍海塘不但是挡风、堵水的护城屏障，也是政府驻军抗击倭寇的重要海防军事设施。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之害是长期困扰政府的国防大患，我国军民与倭寇之间的战争从14
世纪延续到16
世纪。倭寇侵扰浙东，从钱塘县上岸，沿钱塘江而上侵害百姓。在倭寇侵扰期间，政府和钱塘驻军之间的军报非常频繁。于是明朝的钱塘军报被简称为“塘报”。
明清称军队防戍地带为“汛”或“汛地”，也与东南沿海抗倭的军队驻地有关。按时而至的“汛”是沿海地区特有的自然现象。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的舰队针对风汛及倭寇活动规律出海巡逻和歼敌；沿海卫所根据水文、地形，在倭寇可能登陆的位置及战略要地修筑城塞台堡。“汛”这种自然现象与海防息息相关，有“汛”的地方就是军事要地，“汛地”一词也因此而成为军队防戍地带的专用名称。
综上所述，“塘”、“汛”这两个多见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名词，因明朝浙东军事活动频繁，在军报中经常出现，从而进入明朝的军事组织制度中，形成了“塘汛之制”的提法，被清朝沿袭使用，用“塘”、“讯（汛）”来命名军事建制的基层单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高歌.明代塘报及其特点探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2009（5）.
[2]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市志·文化卷[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3]张小亮.清代广西邮传体系考略[J].黑龙江史志，2009（11）.
[4]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梁滢为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文章发表于《兰台世界》2012年第3期
PS：文章是在中国知网下载的，转换格式时对照PDF原文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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