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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是指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时期早期，产生于我国今四川地区（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等地）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古文明。目前留存的遗址主要有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等。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中国上古三大文明。 宝墩文化遗址 古蜀人和古蜀文明，一直是考古学家们试图破解的千古谜团。距今5000年~3000年前的古代四川人来自哪些种群？他们的种族结构、人种构成究竟怎样？ 古蜀国人类生活复原图 古蜀，也被称为古蜀国或蜀国，字面意思是葵蚕国，是在四川盆地长期存在的古国，曾有多个朝代，不同时期发展出的文化包括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后于前316年被秦国所灭，根据越南史书记载，其王子后于古代岭南地区创立瓯雒国，但最终被南越国灭亡。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古蜀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中原夏商文化的古国。尽管有巴蜀图语这样的疑似文字，但是基本没有破译。“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时，蜀人曾经相助。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较早见于蜀汉时期扬雄的《蜀王本纪》，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较详细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 营盘山遗址 岷江上游（距今4500年前） 郫县古城 古代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代羌人（语言学上属於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四川西北部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约在前3500年到前3000年。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密集的房屋基址及多座人祭坑。 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 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700年的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最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古蜀文明的古城古国时期，也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期。继1995年宝墩古城发现以来，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等8座史前古城，其中又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由此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出土发现，证实了巴蜀地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辉映，进而说明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航拍宝墩文化遗址 建筑城的面积10—6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城址大多选择在河流台地上，并沿河流方向平行修筑，各个城址都有高耸的土筑城墙，有的还有宽大的壕沟，城址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也可能与治水有关。房屋建筑以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方式修建，有的城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可能已形成拥有宗教和政治中心的中心聚落。生活生产工具主要使用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切割和钻孔技术也已被熟练地掌握。陶器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器形富有变化，生产技术已十分先进，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700—商代末年） 前1700—前1200年左右成都平原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发达的青铜文化。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鱼凫朝时期。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国作为长江上游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是古蜀文明形成阶段中的强盛时期。 三星堆文化遗址博物馆 1986年，广汉鸭子河畔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坑中出土了大量光怪陆离的器物：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金杖……它们开启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扇大门，在世界已知的古代文明中，还没看到哪个民族有类似的青铜造型，这就是三星堆文化。在2013到2014年的数次发掘中，古老的宗庙与疑似码头遗址浮出水面，让我们对三星堆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与解读。 三星堆文化遗址博物馆 遗址三星堆文化主要体现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位于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内。建筑发现了密集的房屋遗迹，众多的祭祀坑、灰坑、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墓地等遗迹现象。生活三星堆遗址已经是一个具有大量财富，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娴熟的玉石器加工技术，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文明古国。出土了大量让世人震惊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及象牙等精美器物。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十二桥文化（约在前1200—前600年）
三星堆在前1000年左右被废弃，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承袭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又包含着许多新的文化因素，文化范围分布非常广泛。其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消亡以后，成都平原上新崛起的一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是古蜀王国另一个都邑所在，十二桥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辉煌。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杜宇时期。
十二桥文化以2001年初发现的金沙遗址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文物等级最高，延续的时间最长。现已探明金沙遗址的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体文化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金沙文化遗址（商代末年—春秋）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面具，随同出土的象牙、玉器、金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这些文物无论形制还是图案，都能轻易找到三星堆的影子。一个西周时期远离中原的瑰丽王朝出现于西南一隅，再次证明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一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期蜀文化（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16年）
即开明朝时期，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至秦国占领巴蜀前，是古蜀文明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晚期蜀文化时期。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的规模宏大的船棺墓地、新都马家等级高贵的木椁墓可能就是当时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建筑于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下辖县双流县）。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生活精美的漆木器，巨大的船形棺，极具地域特点的巴蜀式铜兵器，还有至今不能识读的“巴蜀图语”都成为此时期文明发展的代表。 秦灭古蜀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始设蜀侯国，后改为蜀郡。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形成了巴蜀语。 古蜀国的故事
穿越回4500年前的成都，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概就在五帝时代到夏代之间，有几支古老族群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带来到成都平原，慢慢形成了一片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专家赵殿增老先生推测，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古蜀传说中的“蚕丛”、“柏灌”统治时期。
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 我们熟知同一时期轩辕、颛顼和尧、舜的名字，对蚕丛、柏灌大概比较陌生。他们的名字被载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所谓“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这就是古蜀史上的前三代蜀王，他们“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蚕丛是“蚕神”，教百姓种桑养蚕。“蜀”字的甲骨文，《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葵中蚕也”。看来古蜀国的定名是有来头的。 李白有诗《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大概唐代知识分子对古蜀历史也不甚明了，蚕丛们到唐时也仍旧是带着模糊的浪漫色彩的神仙。
蚕丛、柏灌和鱼凫蜀王造像 我们现代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所谓数百岁不死的仨蜀王，并非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的“三个人”，而是“三代人”—蚕丛、柏灌和鱼凫是族系的名称，比如蚕丛族的首领就都叫“蚕丛氏”，数百岁是族群生存的时长而非个人。顺便再打破一个浪漫的神话，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等都论百岁地活得长久，也是同一族群的酋长都取用族名的缘故。简单说，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三星堆遗址鸟瞰 古蜀的蚕丛和鱼凫二族是从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柏灌大约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今都江堰市（原四川灌县）“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三代蜀王虽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同，但他们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终因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发生了大规模的酋邦征服战争，性质相当于炎帝、黄帝与蚩尤打仗吧。可惜有关古蜀史前文化的记载太少，无法了解详情。只可知，最先胜出的是蚕丛。
学者们认为，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酋邦林立，正是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阶段，宝墩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古城址的典型。而发祥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也是蜀文化的源头，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三星堆的故事
宝墩文化发展大概经历了800年，距今4000到3700年，也就在中原夏王朝兴起的时候，鱼凫王兴起，在宝墩东北方向的今天四川广汉三星堆建立起鱼凫王朝。史书上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可说是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等地的历史痕迹。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跪坐人物青铜像：他梳着扁高髻，下身穿一件“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当是蚕丛氏后裔的形象。种种迹象表明，蚕丛氏遗民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鱼凫王所建蜀王国中的治民。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段渝撰文指出，征服战争扩大了征服酋邦的王权，在这个王权统治范围内，既有战胜者鱼凫王的族群，又有战败者蚕丛氏和柏灌氏的前朝遗民；为维护王权，统治机器相应建成。如果说前两个古蜀王还是酋邦首领，那么鱼凫王则建立起了第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古蜀王朝。
古蜀文明在鱼凫王朝逐步走向成熟。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青铜文化的兴盛。1986年夏，广汉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近千件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令世人瞠目。英国《独立报》发文认为，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比著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在古代中国，高贵的青铜器象征着王权、神权，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中原“九鼎”意指天下，便是佐证。鱼凫王朝没有青铜鼎，但仅仅出土的青铜器物就有近1吨之多，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罕见的。大量精美、华贵的青铜器、玉器的出现，说明鱼凫政权组织下，古蜀民们超强的生产能力、细密的劳动分工和高超的技术水平。鱼凫王朝以三星堆为都城，以成都平原中部为统治中心，成都的金沙和十二桥等古遗址也在鱼凫政权统治之下，这时的古蜀国，是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众多族系的广阔地域，“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
三星堆文化遗址博物馆内景 又过了数百年，约公元前11世纪，在商周之际，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一次王朝更迭。来自云南朱提的杜宇，入蜀后娶了一位蜀人女子，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势力，最终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建立起古蜀的杜宇王朝。望帝杜宇把都城定在了成都。古人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城大致也是这样演进而来的。聚落之间最早的原始交换活动，形成了早期的“市”，成都就是在“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业都市。 金沙文明的故事
金沙遗址 2001年2月，成都市区西郊的金沙村，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陶器，并发现了诸多大型建筑基址，表明杜宇王朝时期，成都已成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并具有王都气象的城市”。古蜀文明的光芒从三星堆移到了金沙。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 金沙遗址的光芒在于“金”吗？这里出土了超过200件的黄金制品，不但是古蜀遗址出土金器最多的，也是整个中国商周时期出土金器最多的一处遗址。看那精美的金质人面具、金冠饰、蛙形金箔，其中最为精彩的要算一件太阳神鸟金箔。这件仅厚2毫米的圆形金箔，中央镂空图案是象征太阳的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圈是四只首尾相接的神鸟，正围绕着太阳展翅飞翔。整体看来寓意深远，极富想象力和艺术性，是中国古代黄金制品中仅见的珍品。2005年，国家文化部把它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金器 自从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相继被发现，世所罕见的青铜器、金器和古城址灿烂的古蜀文明震惊世界，历史学家李学勤因而提出，蜀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段渝也认为，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
金沙遗址发掘现场 而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中原文化的痕迹，只能证明数千年前存在着长距离的文化信息流转，以及古蜀文明并不拘谨闭塞，它有着开放的胸怀。杜宇王统治后期，蜀地发生洪灾，从楚地来的鳖灵治住了水患。约在春秋时代早期，鳖灵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开明王朝。开明王南征北伐，扩大疆域，到王朝中期，古蜀国已成为先秦时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作为古蜀国都的成都，可北上汉中，东达楚地，南连滇黔，无论在经济、地理还是从军事战略上论，都已是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都市。只是，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古蜀国的政治史从此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被阻断，逐步汇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成都平原和成都的历史进入另一页篇章。 从神话传说到考古展现出来的古蜀文明历程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有关蚕丛纵目、鱼凫成神、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的生动传说散见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文献里，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是历史，虚无缥缈的传说故事还没能与真实存在的古蜀王国发生联系。直到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相继发现三星堆、金沙、宝墩等重要文明遗址，才基本确定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这是一个把神话变成历史的过程。
三星堆文化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 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但是，由于它实在太独特、太辉煌，有人说它是外星人创造的，有人说它源自西亚……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猜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停止。要想证明三星堆文明不是横空出世的“外太空文明”，就得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搞清楚三星堆文明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
宝墩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1995年成都市新津县的宝墩古城遗址，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后确认，遗址北侧的黄土埂子是距今4500年前修建的城墙，散碎的陶片叠压在城墙上下，成为蜀地先民迈进文明门槛的物证，它的年代，比三星堆已发现的商代城墙、祭祀坑、宫殿建筑等遗迹要早，是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探索标志性的重大发现。全面梳理成都平原那些过去传说很晚的古城，一个一个地进行解剖发掘，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它们都是距今4000年以前的早期城址，像一串葡萄被拎了出来—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古城、盐店古城等等。这些城跟中原地区同时期古城在规模上不相上下，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源头找到了。
宝墩遗址出土文物展示 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与中原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年代相近，是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标志性发现，也是成都平原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大发现，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距今4500至3800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追溯到的与古蜀文明起源有着紧密和直接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早期城市起源的代表，也是四川盆地迈向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是三星堆文明崛起和诞生的重要基础，也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直到今天，宝墩古城仍是长江流域发现的规模第二大的史前城址，仅次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遗址。
成都船棺遗址博物馆 2000年，面积约1600平方米的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破土而出，被学界认定为古蜀国开明晚期的大型合葬墓，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为古蜀文明的辉煌再添例证。
2001年，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过，更大的惊喜降临了。在成都市西北郊外的金沙村，王毅和他的团队发掘出了震惊中外的金沙遗址。这座距今3000年前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金器、玉器。更为重要的是，金沙遗址发现的金面具、青铜人像、金冠带、玉璋、玉钺等出土文物与三星堆惊人相似，说明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金沙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金沙遗址博物馆 宝墩、三星堆、金沙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体系，这个体系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创新能力是对璀璨东方文明的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成果，清晰地看出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新都马家战国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16年），此后秦并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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