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维新以来的日本银器(二)

2016-08-24 锤光錾影 皇家金银细工

  到了明治中叶，金属器具制造方面的职业又进一步细化了，不少工坊中出现了由负责器皿成形的槌金师、负责图案设计和打样的下绘师、负责錾刻镶嵌的雕金师、以及处理抛光和其他收尾工作的仕上师等多人协同完成一件作品的情况。这与我国近代银器业内，将工匠按文武精粗进行工种划分有所类同，且分工更细，职责更明确。这在使批量加工成为可能的同时，也使得金工制品从每件都经过专门创意和设计的艺术品，逐渐沦为了可以大宗制造和出口的普通工艺品、日用品，产量大为增加的同时，艺术水平却整体下滑。

  再来看看销售方面的情况，总的来说，输出品的兴起更早一些，出口途径也是多种多样，既有直接运往海外的，也有通过对外港口城市的商人卖给来日西方人士的。目前公认出口产品水平较高的，有起立工商会社、金泽铜器会社和大关弥兵卫等。起立社最初是为能在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上就地推广销售日本艺术品和土产，而于仓促间成立的半官半民的政策性商社，后在纽约和巴黎长期开设分店，最终由于经营不善于1891年解散。金泽铜器和大关弥兵卫则更具民间性质。前者长期协助金泽当地的金工师（著名家系如水野源六）向外国输出成品，后者则接受当时许多顶尖的金工师的委托，将他们的部分作品销往欧美。上述各家中金泽正如其名以铜器为主，起立也很少涉及全银制品，仅大关家有较多的银器出口。另外，少数19世纪晚期美国主要银器商所售产品上有日本金工师的刻铭，从细节看应非仿日式器物，而就是由日本匠人代为打造的。

 自黑船来航以来，日本相继开放了多个港口，划设了一些西方人有治外法权的居留地，特别是横滨，在维新后不久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贸易口岸。日本内资出口商因而主要集中于此，既有专营贵金属制品的武藏屋（由大关家经营）和鸿池，又有售卖包括银器在内的各种美术品的サムライ商会（意为“武士商会”）。还有Kuhn & Komor和Arthur & Bond等涉足日本美术品贸易的外资商行。这两家洋行在日本以外也都有分支，将一些日本艺术品运往东亚地区其他主要通商口岸，卖给在当地活动的西方人。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各地涌现出大量传统日式和外来西式制品都经营的商家，他们以本国客户为主，也销售符合在日的欧美人或生活西化的日本人所需要的产品，有的还涉足直接出口。这类商户比如有以贵金属制品为主业的宫本商行，珠宝行业的植田商店，主营钟表、眼镜、仪器仪表等西方舶来品的服部时计（钟表）店，以经营印章起家后扩展至钟表、银器、铁道模型的天赏堂，以及三越、高岛屋等百货公司（吴服店），等等。它们在“一战”后逐渐成为日本银器的主要生产组织者和经销人。此外，一些金工作坊、茶道具屋等也有数量较为可观的银制品出产，例如金谷五郎三郎、秦藏六、一鹤斋（永田富次郎）、中川净益等，不过他们的作品几乎全为传统器物，不涉足外来品目。

图3-1 富康制石榴形铸银带留 正面     图3-2 富康制石榴形铸银带留 背面

图6-1 服部制松子形竹梅纹牙签盒 正面 图6-2 服部制松子形竹梅纹牙签盒 背面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东京、横滨两大商埠遭受重创，多数商家因建筑全毁而停业乃至破产倒闭。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以及加入三国轴心之后，在日的欧美人士的数量大幅下降，横滨各外销商业务日趋萧条，先后收歇。“二战”中后期，军需供应紧张，物资严重匮乏，民用金属工艺品制造业自然盛况难在。尤其在昭和15年（1940）“七七禁止令”发布后，贵金属在民间甚至宫廷御赐品中的使用量都下降到维新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战后的二三十年则成为了日本银器产业最兴旺繁荣的时代。此一时期的主要客户群是美国占领军，以及后来的驻日基地的美军、以美国人为主的政商界人士和游客。相关制品常被称为“进驻军向”或“驻留军向”银器。在此期间，许多老店相继恢复营业，朝日商店等还专门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开设分支。这类银器以普通日用品和较为廉价的纪念品为主，大多是批量速成之作，各家彼此之间大同小异，难有独特的设计和开创性的艺术风格。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银器在西方热度不再，日本的西式银制品产量也随之回潮，全行业大幅缩水，重回以茶道具等内销产品为主的状态，再度变为了传统产业。在首都地区，“东京银器”现今是经济产业省和东京都指定的传统产业名称，相关企业目前一般都是行会组织“东京金银器工业协同组合”的成员。首都以外也有一些金工世家、知名工坊和金银制品与美术品专门店尚有延续传承。

     图7 大正大礼八棱凤凰纹糖盒     图8 大正大礼柏叶筥形糖盒

 刀装金工一般以铜铁合金为主要素材，以纯金银打制的，本就并非主流，明治废刀以后就更不用提了。各类金银币章以及仿大判、小判造型的银饼，虽有金工师参与设计制作，但毕竟是机制量产型的特殊产品，在此亦不多赘述。

 与中国等周边邻国不同，江户末期以前穿着和式服装的日本人没有佩戴戒指、手镯、耳饰、项链之类的风俗习惯，土产首饰与配饰（合称为“装身具”）的品种可以说非常有限，并且只有簪笄、印笼、药笼、带留、根付有一定数量为金属打制而成的。它们与刀装行业或多或少有些关联，带留在废刀令后还一度大为流行，不少刀装金工师都曾转而以之为主要产品。随着日本开国后西式服装（“洋服”）的引入，特别是从明治5年正式被定为文职公务人员的职业装后，各种现代首饰才在日本逐步普及，尤以戒指最为畅销。

 日用和陈设品是维新后日本金工制品中的后起之秀。其中，花瓶、饰盘和雕塑摆件（“置物”）单纯从器型角度看，内外销均可。其他一些品种则有较明显的客户群倾向性，可以分为传统和外来两大类别。当然这种区分是以近代的情况而言的，其中传统器指的是日本固有的或在本土新演变出来的生活和礼仪用具，包括历史上从其他地区传来，此时已融入当地文化中的类型。而外来器物则指的是随着西风东渐从欧美输入的新品种。

 符合这一分类法的传统器主要包括和式茶具、酒具、烟具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古代风俗文化，因而有汉文名。日本茶可分为以茶粉（抹茶）为主料，偏重仪式性的茶道，以及以茶叶为主料，更具日常饮食特征的沏泡茶两大类。前者是对我国元代以前寺庙饮茶习惯的沿袭和发展，后者则在明朝以后输入日本。由于茶在该国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上流人士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相关器物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下面的茶饮具、香具、茶点用具和花器四个类目中，绝大多数均属于茶道用具或广义的茶器。

图9 昭和三年大礼威仪矛形糖盒

 在本文中提及物品名称时，凡日语中有专有名词或沿用了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的古词的，都注出日文写法，送假名一律从略。日语中的汉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简化，注文均用“当用汉字”，但在老物的木质包装盒（“共箱”）或说明书上常会遇见旧体字（如“炉”写作“爐”），这是正常现象。言归正题，现将各种类的银制品罗列略述如下：

 1. 茶饮具中最重要的是壶类，统称为“瓶”，也可以叫做“罐”，包括小茶壶（“急須”，通常为重一二百克带柄壶）、烧水用的提梁壶（“湯沸”，一般重四五百克，有些可达一公斤以上，底部多有防爆沸结构）、添水用的壶（“水注/ 水次”）等。除壶以外的茶具还有茶碗、直筒形茶杯（“湯呑”）、配茶碗或茶杯的茶托、茶叶罐（“茶入/ 茶壺/ 葉茶壺/ 茶心壺”，筒状的可称之为“茶筒”，有些茶道流派还有其他说法）、装抹茶粉的容器（即“茶器/ 薄茶器”，又分为鼓形的“棗”，筒状的“中次”等）、烧茶水所用的锅（“茶釜/ 湯釜”）、火炉（“風炉”，用途相近的还有较小型的碗状的“瓶掛”）、废水碗（“建水”）、取茶工具（有“茶則/ 茶合/ 茶箕/ 茶量”等称谓）、晾水用的带柄碗（“湯冷”，较罕见），以及放壶盖、釜盖之类的“盖置”，等等。“二战”前仅壶类与茶碗、茶托等银制的较多，纯银打造的抹茶粉罐、茶釜、风炉、茶则大部分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新作。

2. 香具主要有焚香用的茶香炉和放香料的香盒（“香合”）。此类香炉与近代我国常见的插线香的鼎炉外形差别较大，多为三足小炉，带镂空或网状的罩子，以矮扁造型的为多。

 3. 花器（“花入”）是一些传统风格的花瓶、高脚花碗之类。花瓶旧时有写作“花缾”的，可能是为避免与壶类混淆。高足鼓腹口沿宽如圆盘的花器称为“薄端”，而矮扁阔口的花盆则叫做“砂鉢”，这两类罕以贵金属打制而成。茶道花器不像近代中式花瓶那样常需成对摆放，因此日本银器中的花瓶大多形单影只。

图10 昭和三年贵族结婚式赠品        

    图11 1910年日本邮船创立25周年纪念糖盒

图12 日俄战争题材糖盒

 4. 茶点用具，是盛放和式点心糖果的各式器皿，统称为“菓子器”，大致有：带盖的点心盒（“蓋付/ 蓋物菓子器”，盖碗状的可称“蓋付菓子鉢”）、放茶点的高脚碟（“脚付菓子器”，高脚碗也可叫做“脚付菓子鉢”）、点心盘（“静海皿/ 青海皿”，亦作“静海盆/ 青海盆”）、用来放金平糖之类糖果的带盖小圆盒（“ヤンポー/ ヤンポ”，对其语源尚无一致见解）。还有一些辅助用具，如用于切分点心的“菓子切”和取食时用的签子（“楊枝/ 楊子”，两者读音一致，如今一般用前者，剔牙用的则可叫作“爪楊枝”，另外专用的竹制茶点签现在通常叫做“黒文字”），还有放这类牙签、点心签的小盒（“楊枝入/ 楊子入/ 楊枝筥”）。银制的果子切和签子几乎皆为战后制品。

 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ボンボニエール”（法语单词“bonbonière”的音译，为怕普通日本人不明其意，有时意译为“ボンボン菓子入/ 金平糖入”），也是果子器的一种，用来放小糖果（“砂糖菓子”，主要是金平糖）。它们自始至终都以银制为主，仅有部分为木胎漆器（莳绘）、瓷器或布艺作品——这些大多造于“二战”中的贵金属禁用期内。这种糖果盒从维新之后方始流行，最早的记录在明治21年（1888），是天皇及皇族在举办各种招待会、庆典和其他仪式性活动期间，于宴会上“下赐”来宾的常规礼品。此后，一些贵族也学习皇室做法将之作为结婚祝寿、加官进爵相关宴会上的纪念物。这一风潮后又继续扩大，连军政系统和企业机构也纷纷仿效，不过“二战”后已经基本恢复到以皇家为主的状态。图7与图8分别为大正4年（1915）天皇继位大礼期间⑦两次宴会上的御赐品，图9为昭和3年（1928）天皇大礼时的下赐物之一，图10至图12则是贵族、大公司和旧陆军所定制的类似赠品的例子。

图13 德利与猪口       图14 陀螺形松竹梅纹铫子

图15 宫本制槌目千吕利一对

 6. 喝日本酒的传统酒器，主要有酒杯（“盃”）、酒盅（“猪口”）、酒注（或称酒次）、温酒壶（“燗鍋”，也可以算作茶道怀石用具）等。其中酒注又分为细颈鼓腹的酒瓶（“徳利”，图13），流口长直的提梁壶（“銚子”，类似图14，在现代语境下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德利），以及带盖的酒罐（“チロリ/ ちろり/ 千呂利”，如图15，造型多近似德利，也有上宽下窄的倒圆锥台式的）。铫子与前文提到的汤沸虽然都是有提手的壶，外观却并不相同，除了流口的差异外，两者区别还在于前者容积较小且提手靠近流口一侧分为两叉，这种三点构造应该是为了增加倒酒时的稳定性。日本酒名和一些酒具名习惯上会用敬称，冠以“御”字，因而“御銚子”“御猪口”一类的写法很常见。和式酒杯，依现代汉语习惯应该称之为酒盏，是一种圈足矮盘形的器皿，近似唐代的长杯和中世纪欧洲的“tazza”，公元前西亚北非及东南欧一带即有类似造型的酒杯，可见其渊源甚古。这种酒盏有以大中小三个合为一套的，称为“三重盃”（图16），二重、五重等组合方式也有，但不太常见。酒具中喝正月屠苏酒常用的重杯、杯台（“盃台”）、铫子和托盘有时也被称为“屠蘇器”。比起茶道具，酒器是更为日用化的产品，百余年来一直都有以金银打制而成的。尤其银酒盏从明治时期至今被广泛用作礼品和纪念品，可以说是日本传统银器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图17 光守制罗宇烟管    图16 三重杯    图18 十世中川净益制纸鹤形熨斗押

图19 银制小水滴       图20 三越制六足唐柜形银箱

7. 餐具类，如筷子（“箸”）、筷搁、手巾篮等有一些银制的。

图21 龟鹤纹洋杯一对     图22 松鼠葡萄纹随身酒壶  

图23 日本服部（精工）制唐狮子纹950银烟盒     

图24 外销珐琅纯银菖蒲蝶纹名片盒  

图25 宫本制竹纹蘸水笔等文具一套     图26 塔樱山景粉盒

   8. 传统烟具中使用贵金属材质较多的只有烟管（“煙管/キセル”，图17），即旱烟管，与旧时我国的产品在造型上无甚区别。一般两头（一头的火皿、雁首和另一头的吸口）用金银、镀金银制成，中间的连结管则为竹木类。罗宇地方所出之竹为连接管的著名材料，该部件便因此有了“罗宇”这一习称，这种烟具也因而被称之为罗宇烟管。从头至尾全部用白银打成的旱烟管也有，但比较少见。此外，装烟草的各式容器（“煙草入”）中，随身的烟叶袋一般为皮革制，放烟的小圆盒或罐子（“煙草壺”）则以竹木象牙的为多，但许多也嵌有金银制成的装饰部件。

    9. 供奉及节庆用具主要有香炉、烛台和花瓶。各一只组成一套称为“三具足”，若烛台、花瓶成对，则称为“五具足”。后者与我国的佛堂五供在组成上是一致的，仅在造型纹饰上有差别。佛供类的香炉跟茶香炉不同，要高大不少，所燃香品亦不同。烛台自然也可以用作照明，不过纯粹照明用烛具在东方国家很少以贵金属材料打造而成。日本还有一种传统仪式和祝福用品—熨斗，初时使用鲍鱼丝，后改为全以纸折而成。为防其被风吹走，常同时使用一种被称为熨斗押或熨斗镇的东西，它们也有以贵金属制成的（图18）。

  10. 文房用品，仅水滴（磨墨时用来加水的迷你小壶，图19）、镇纸（风镇/ 文镇）等有少量以金银为素材，其余的，以及墨床（墨台）、笔架、笔洗等皆以铜或铜合金为主要原料。

 除上述之外，放置随身小工具、梳妆用品等的银盒子（“手箱/ 玉手箱”，图20）也是一种传统器。旧时的一些金工匠人还生产取暖用具，如放炭火的缸盆（有较小的“火入”和较大的“火鉢”），拨夹木炭香灰用的火箸（又作“火筋”）等，它们也可用于温酒或煎茶。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铜铁器，除火箸有少量银制的之外，其他的最多有一点金银镶嵌工艺的表面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