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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十八 何焱林 何按：从此文起，仍按阎文序定篇目。 阎文： 第十八 言赵岐不曾见古文 古文尚书虽甚显于东汉，然未立学官，当时诸儒苟非从师讲授，则亦莫之见也。如赵岐传称其少明经注，称其尝读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书，则亦不知古文为何书也。孟子帝使其九男二女，岐注曰：尧典釐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则可见其未尝见古文舜典矣。盖古文舜典别自有一篇，与今安国书析尧典而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为尧典不为舜典。史记载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尧本纪不于舜本纪。孟子时典谟完具，篇次未乱，固的然可信。马迁亦亲从安国问古文，其言亦未为谬也。余尝妄意舜往于田，祇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而多所增窜，不及原文远甚。亦信文辞格制各有时代，不可强同。孟子此一段其为舜典之文无疑，然要可为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问廩焚揜井，程子谓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谓瞽象之欲杀舜，在其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克谐之后。史记反复重出而莫之辨。孟子当时亦不与万章辨其失者，盖孟子不在于辨世俗传讹之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苟得其心，则其事迹之有无，俱不必辩也，子何复有取于是说与？余曰朱子著孟子或问，载林氏语颇异。集注林氏引司马苏氏程子而历折之，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节有为不顺于父母语，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节有不得乎亲语，方尧之试舜，舜尚在畎亩之中，故曰，后举而加诸上位，然后如书所云，慎徽五典为司徒之官，纳于百揆，为宰相之任也，则舜当为都君时，尚未离畎亩，正号泣怨慕，岂能即得其亲之心者？盖久之。久之而后，瞽瞍底豫，故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尧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为告则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父（原作文）也，尧亦知告焉则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顽至此。则既娶之后，尤复欲杀之而分其室，史记之言，固未为无据也，不格奸者，林氏谓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唐孔氏谓此三人性实下愚，动罹文网，非舜养之，久被刑戮。舜以权谋自免厄难，使瞽无杀子之愆，象无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恶，于此益验。余亦谓不格奸与允若二字，自有深浅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为庶人之时，亦允若者在舜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记所载，舜格亲次第正自不诬，不然人诬瞽瞍以朝舜，孟子则辨其必无诬，舜以放象，孟子则辨其未尝有，凡于世俗传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晓天下后世者。岂有知其不然而故设言其理，上以诬圣贤，下以惑天下后世哉，林氏之见卓且绝也。 按郑康成注书后无复有言古文者，惟王肃注书序于汨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肃曾见古文，但未有注释耳。或肃因马融郑康成之所逸者亦从而逸之，不必见古文亦未可知。独孔颖达谓肃始窥见梅氏之书，其注尚书多是孔传，疑肃见古文匿之而不言。经典释文云：王肃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则大可笑也。王肃魏人，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而非王窃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二十七月而后即吉，王肃以中月为月中，则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肃以前未闻有是说也。今孔传以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释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阙，非用王肃之说而何？凡此书出于魏晋间所假托者，皆历历有明验，而世犹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而思伪作太甲者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非以是月为正朔，乃以是月为服阙而即吉也。服果阙于是月，则太甲之元必改于汤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终始之义，此岂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应至此月而后服阙，反复推究，无一可者，盖伪作此书者，不能备知三代典礼，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后儒短丧之制上视古人，盖至是而其伪愈不可掩矣。 又按旧唐书经籍志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亦犹唐有今文尚书十三卷，孔安国传，夫既孔安国传，何以谓之今文？盖唐明皇不喜古文，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而孔书亦复因之而一变矣。尝思书藏屋壁之中，纯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始易以隶书，然犹古隶并存，孔颖达所谓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大序云隶古定是也，至天宝三载始诏改定，凡不合于开元文字者，则谓之野书，不特古文废绝，即两汉来所传之隶书，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譌，书复简陋，久假不归，积习成俗，此又论古今经学者之所掩卷而三叹也。 又按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此则纯用象语，不似五子之歌，杂以叙事辞，益验万章所引为古书，为事之所有而无疑。 又按隋书经籍志已有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不始自唐，唐又改从其开元文字，所谓写以今字，藏其旧本者是，下传至今。 何按： 阎氏此条，亦驳杂，不逐段议，举其要而言之。 一、阎谓赵岐未见《古文尚书》 阎称：“古文尚书虽甚显于东汉，然未立学官，当时诸儒苟非从师讲授，则亦莫之见也。如《赵岐传》称其少明经注，称其尝读《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书》，则亦不知古文为何书也。” 《后汉书·儒林列传》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阎所谓之《古文尚书》为范晔所称杜林所传之《书》？抑孔传《书》？若为杜林书，余曾多次说明，杜林《书》虽号称古文，实与伏生《书》同，《后汉书》称其遂显于世，赵为建安间人，为郑后学，于“显于世”之《古文尚书》应有所涉猎，即不然，欧阳、夏侯三家《书》理应读过。注虽有异，文则大同，可视为读过《古文尚书》。 若指孔壁《书》，其时流传于民间，赵见否，不得而知，但其所注《礼记》诸篇，多有古文《书》语，余在《评十五》中，指其三引《太甲》，三有“也”字，壁《书》语尾绝无“也”字，推定其抄自孔传《书》，故赵岐当读过《尚书》孔传。是则读过《古文尚书》。 此前阎氏一则称孔壁《书》十六篇，再则称孔壁《书》十六篇，以十六篇析为二十四篇。一则称贾、马、郑注为此十六篇，再则称贾、马、郑注为此十六篇，不期灵光乍现，阎终于开悟，以为“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铁，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余前此诸议都作了无用功，冤哉枉矣，开玩笑有甚于阎百诗者乎！阎粉有笑得出来者乎？呜呼，尚飨。 至此，贾、马、郑、王所注之书，皆伏生书之古文写本，可以定谳也！ 二、古文《舜典》别自一篇 阎引《孟子》：“帝使其九男二女”，岐注曰：“《尧典》‘釐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则可见其未尝见古文舜典矣。盖古文舜典别自有一篇，与今安国书析尧典而为二者不同。” 此涉《孟子》及《书·舜典》，论此前，引一段阎氏语：“或问廩焚揜井，程子谓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谓瞽象之欲杀舜，在其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克谐之后。史记反复重出而莫之辨。孟子当时亦不与万章辨其失者，盖孟子不在于辨世俗传譌之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苟得其心，则其事迹之有无，俱不必辩也。” 金仁山说为的论。先秦诸子引文，意在说理，不在存史，苟能说明事理，事迹之有无俱不必辩，墨、孟诸子引前言前事，亦当作如是观。如《孟子·万章》上，开篇即说舜事。其事，除程颐称“廩焚，揜井之事未必有”，他事亦未必有。 1、“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未必有。妻舜以二女，舜三十犹鳏，在情理中。以九男，百官事舜于畎亩，则过。如此尧之家室，朝堂为之一空。朱熹引《史记》称：“二女归之，以观其内；九男事之，以观其外。”更为臆说，此非尧遣九男二女卧底，日夜监舜乎？历代选贤与能，有如此大费周章者耶？观其外，何须九男？二三人随侍，三班倒，足矣，何须三倍其数？三三一组，令其自监？上古之人，有如此细密心思？人称尧、舜、禹为圣君？如是，三世圣德何在？纯朴何有？诚信何存？与末世何异？舜若知尧之意，将何以自处？“惟慢游是好”之嫡子丹朱，父之嘱犹有不听，岂能能降心事舜？畎亩者田土也，九男、二女、百官事舜于畎亩，即耕其田地于野，舜一人可耕之田，须九子百官助耕？大不尽情理。 2、阎谓：“余尝妄意‘舜往于田’，‘祇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而多所增窜，不及原文远甚。亦信文辞格制各有时代，不可强同。孟子此一段其为舜典之文无疑，然要可为心知其意者道耳。 何按：阎此段引文，出于《孟子·万章》上，然顺序错杂，今依《孟子》文序录于下。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人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唯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以下评议，不止于阎氏所指，按孟文顺序而发，以见此篇之文，恰如金仁山所说。 ①“舜往于田”凡两见。一则万章问于孟子，一则孟子引公明高（子思弟子）答弟子长息问，以对万章之问，无甚深意，不赘。 ②完廩一段，有何古崛？其能如《周书》八《诰》？周在尧、舜后千有余年。此段尤似今之小小说，可入聊斋。程颐称其未必有？金仁山认为象欲杀舜，当在其初年，而非尧重用之时，确有见地。试论之。 ⑴《史记》相关之文，大同小异，其谓“瞽叟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跳降落伞，两笠可代降落伞耶？有兴趣者可为一试），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实井，舜從匿空出，去。”人称此举为用权。舜完廪而携两笠，穿井而为匿空，则知叟、象欲杀己，舜此时已为都君，至少有九男二女百官从事，宫中派一二人完廪，一二人穿井，有何不可？何劳其上屋完廪，入地穿井？ 或人曰，父母之命难违。既然父母之命难违，则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舜何须逃死？逃死既可行权，完廪如何不可行权？舜虽逃死，然其父其弟亦为杀子屠兄，谋财害命之共犯，当受大辟之刑。虽犯罪未遂，但廪已焚，井已填，罪行已施，亦当受重罚。舜于此杀人谋财之大恶，亲受其虐而置之不问，执法可谓公乎？舜虽不追究其罪，瞽叟与象，难逃杀子屠兄犯罪未遂之名，何如始即行权，使父、弟得免万世唾骂之名？舜之行能谓之孝悌？此事天知，地知，父母及弟知，舜知，父、母、弟断不会自扬其恶，舜不言，天下何能知叟、象凶行？符合子为父隐之义乎？如万章所问，“舜，伪喜者与？”余亦问：“舜伪孝悌者与？” ⑵古人书史，不度其心。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象对谁曰？谅不致对众曰，亦不对舜曰，其以舜已死；只能对其父母曰。如是则三人不仅共谋杀人，且共谋分赃，父母子罪无可逭也！且象不仅杀舜其人，且谋其财，窃其位，夺其室，罪莫大焉！此段言语更似象内心之思，或自言自语，如是，则有违史家之成法也。 ⑶章问：“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孟答曰：“奚而不知也？”舜当然知道，不知何以携二笠，为匿空？舜既知象欲杀己，则象之凶行恶德舜已尽知。孟以“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作答。象之喜者，舜已被杀，其可得兄之财富、权力、家室也；其忧者，兄未死，财、色、权皆不可得，更忧东窗事发，难免囹圄之灾，舜能与其同喜同忧？更有甚者，舜不责其罪，斥其恶，劝以善，也就罢了，反命“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则将羊群驱入虎口？众臣庶朝夕面对如此歹人，何以自处？任官委吏，有如此之轻率者乎，后世中才之主，亦不会作如此下愚之处置！象之恶性未改，置之身边，不惧其再兴杀夺之念？ 3、舜封其弟象于有庳，万章于舜之愚孝愚悌有疑而问：“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万章复曰：“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孟子答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其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则舜知象不可任以政，则“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诈言尔，诈术耳，其为舜乎？ ①封建始于周，不闻虞、夏、商有封国之说，封象于庳，则援周封建之制，非虞夏旧制。 ②虞夏商周虽有共主，不过是部族联合体，或者称之诸侯联合体，中央集权并未形成，周行封建，虽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封国亦各自为政，有政府，军队、法庭，自择继承人，自设官吏，自征赋税。至春秋，五霸代兴，天子不仅不能向列国派遣官吏，反要称霸诸侯尊王攘夷，至孟子所处之战国，七雄并峙，纷争不已，各诸侯国何者百工为周王室所任命？即或有，也属个别，不为成例。周室东迁，朝廷权威一落千丈，国库空虚，无所作为，已成政治空壳，至有天子向庶国求镈者。 汉朝建立，复行封建，立刘氏诸子弟为王。为防诸侯坐大，觊觎中央政权，始由中央政权委吏治诸侯之国，此乃后代驭国之权谋，监国之法术，岂人文初始，国家草创之期所能有？即使如此，亦有汉初诸王谋反，景帝七国之乱。孟子此段之说，实以汉事说唐虞事。此时孟子名头，并不如中唐后响亮，此段之文，极有可能为汉世好事者所加，甚或为赵岐所加。其实，《孟子》全书，为后人所增益者，当不止此。“尽信书，不如无书”，于《孟子》亦当如是观。 4、阎谓别一舜典，其源盖自孔《疏》，其谓梅赜“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时已亡失《舜典》一篇，晋末范宁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而献之，议者以为孔安国之所注也。值方兴有罪，事亦随寝。至隋开皇二年购慕（或为募耶？）遗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后历及后汉之末，无人传说。至晋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散在民间，事虽久远，故得犹存。 孔此段叙述，史无所据，所谓梅赜献书，自晋至唐，无论《晋书》、《隋书》，《南史》、《北史》，乃至《世说》、《文心》、《史通》、《艺文》、《初学》等杂著，皆不载。所谓别一《舜典》，想当然耳。 三、三年之丧 阎谓：“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二十七月而后即吉，王肃以中月为月中，则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肃以前未闻有是说也。今孔传以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释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阙，非用王肃之说而何？凡此书出于魏晋间所假托者，皆历历有明验，而世犹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祥、禫之期，一为郑玄说，一为王肃说。二说皆从《礼记》相关之文不同解释而来。 郑与王，汉晋间人，故此祥、禫之说，皆后人之释，非经文原义。 《礼记·间传》称父母之丧：“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期者周年也，期年小祥，即周年谓之小祥，又期者二周年也，为大祥。“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者，非是历三个年头，而是以实经月数而定，对日以成月，如正月十五至二月十四亥时末刻，则为一月。年以十二月计，不计闰与不闰，若计闰年，某某年元日丧，此年或来年逢闰，则至次年末虽二十五月，但未跨年，仍为两年。不合三年丧之礼。《三年问》定“三年丧，二十五月而毕”正为防人误解。二十四月即为两年，二十五月则进入三年，故三年丧二十五月毕。此古人变通处，若真守三年，又逢三年两头闰，则丧期为三十八个月。若父丧接母丧，接妻丧……，盛年时光，守丧中耗尽矣！ 《礼记·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则成笙歌。”既祥者，大祥也，二十四月而大祥，五日则在二十五月。弹琴不成声，哀未尽也。十日而成笙歌，哀已去，乐复作，皆禫后事。故二十五月而礼成。 《礼记·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二十四月尽则大祥，祥而缟者，祥后著缟冠也，即第二十五月著缟冠。 “是月禫”，是者此也，是月者此月也，是月禫者，缟冠之月除服也，亦二十五月礼成。 “徒月乐”，徙者迁也，移也，徙月者下月也，此下月指历日之下月，非指丧期对日之下月，孔子五日弹琴，则既祥在月末梢，至多五日即徙月，弹琴即是作乐。徙月即逾月，故孔子云：“逾月则其善。” 郑据《礼记·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释中为间隔之间。复于《学记》：“中年考校”释中曰：“中犹间也”，即间隔一年以考校。但此义非彼义。 《说文》：“中者，内也。”故中月即“内月”，“月内”，“月里”，王肃释“中月”为“月中”，是。“间，隙也。”故间亦有中义，如之间，其间，里间，坊间等。间隔之间为派生义。《书·无逸》：“文王中身享国”，即文王其身享国，身中享国，或释为半生享国，也通。能用郑释？用郑释则“隔身”享国，来生享国，世间真有轮回？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毕者成也，礼成而丧事结束。《礼经》之文，斑斑俱在，阎以为“王肃以前未闻有是说也。”不是阎未读《礼记》，便是视而不见。阎氏“惑之不可解，至矣。”《书》抄王肃说，不攻自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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