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文化坐标的新工具

　　定位文化坐标的新工具

　　——再论周有光

　　九十年代初，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迁移观点。其要点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是综合，更合乎辩证法，天人合一；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由于季羡林的观点非常契合当时的大国崛起思潮，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发展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拥趸无数。但是，尽管季羡林先生拥有国宝级的学术地位，但还是有不少人斗胆发文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有光先生提出了“双文化”观点，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针锋相对。

　　周有光先生认为，把人类文化东方的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不符合客观事实。“从地区分布看，有四种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西亚文化合称东方文化 。东亚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全部东方文化” 。也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属于东亚文化，也只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部分。

　　周有光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特征，一是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二是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是指地区文化之外还有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叫做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以科学为主流，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

　　“双文化”观点，从静态的文化分布到动态的文化运动，深刻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认识，真可谓拨云见日，廓清了许许多多的理论是非，有助于我们走出认识和研究的误区。

　　与此相比，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迁移观点，就显得过于笼统、粗鄙，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了。两相比较，孰优孰劣，真理谬误，立见分晓。

　　周有光与季羡林两位老先生的文化观点之争，缘于两人立论的基础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季羡林先生立论的基础是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区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长于分析，东方文化善于综合，把当时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环保问题和社会问题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失败，认为西方文化已到穷途末路，善于综合的东方文化开始兴盛，断言21世纪需要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来济西方文化分析之穷。与季羡林先生不同，周有光先生对世界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属于东亚文化，不能代表东方文化的全部，西方文化是在西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人类还产生发展了不分地区、国家、民族、制度，属于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双文化”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季羡林先生着眼于中国，用国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容易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的判断。周有光先生着眼于世界，用世界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观察中国，自然能够把情况看清看透，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孔夫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现代人，应该是登月球而小地球。

　　学术研究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就是因为老先生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思维方式。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验概括来作学术上的理论推论，必然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周有光先生的观点之所以令人信服，就在于他拥有全球性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从静态和运动两个角度来把握和剖析人类的文化现象，严格区分了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使每个国家、民族都能够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下子，困扰学界的民族化与国际化的问题，终于有了清澈明晰的答案。

　　坚持用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观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既要继承、扬弃和发展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要参与、融合到国际现代文化中去，汲取先进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坚持“双文化”观点，既可以保持民族自尊又能克服民族自恋情结，既可以为国际现代文化作出贡献又能够得到国际现代文化的补益。

　　进入21世纪以来，当年季羡林先生指出的、与西方文化挂钩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等现象，在只长于“分析”的西方被彻底扭转了，但却成了善于“概括”的中国的真实写照。季老先生若地下有知，该多尴尬啊！

　　在与季羡林先生“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文化观点的争论中，周有光先生创立的“双文化”论，为我们进行人类文化分析和民族文化坐标定位提供了便捷工具。“双文化”论必将远播域外，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