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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年河西、卅年河东’，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宗主’世界吗？ ——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自选集《谈国学》一书中提出：世界文化的发展，遵循着‘卅年河西、卅年河东’的规律，必将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宗主。季先生曾谦拒国学大师称号，但此番宏论，足以显示，并不因季先生的作古，会影响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东方文化代言人的地位。 季先生从当代自然生态的破坏、威胁人类，应归罪于西方文化入手，紧紧抓住这个把柄，认为‘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西方文化衰竭’了，季先生提出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之穷，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先看看 季先生说：“我不揣简陋，谈一谈自己对‘天人合一’的看法，....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怎样来解释‘天人合一’呢？....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四个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卅年河西，卅年河东’”，“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卅年河西、卅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季先生认为：‘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想法’是，‘将来世界文化’，‘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以上引文均见季羡林；《谈国学》27-31页） 纵观儒学的发展，由经而有注疏，由注疏而又有新的经和新的儒学家。不同朝代会有不同的儒学家出现，以实现当时社会赋予他们的不同使命。东汉时王充就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从西汉的忏纬，魏晋的玄，到宋明的理学，使儒学的内容已和孔子时代大相径庭。孔子的儒是要托古改制，而以后各朝代的经注，则是要托儒改制。儒学发展的此一现象，至今依然。 季先生在他《谈国学》的多篇文章中，尽量拔高和突出‘天人合一’观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如他一方面说：“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这个命题不限于思孟，也不限于儒家。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同时又说：‘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潜存于儒文化的背后的东西。季先生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本段引文均见季羡林；《谈国学》14页、18页） 从季先生以上的论述和他的‘经注’：“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表明季先生是在延用着旧儒学家们的‘经注’方法，将儒道的‘天人合一’观使用时下的流行语言，注入现代意识，作出季先生个人的新解释，向现代人推广。这是季先生超越历史实际和它原有的社会含义，对儒文化传统观念所作的现代装修和提升。 这种儒学家们惯用的、任意‘经注’古人的办法，早已受到近代以来学者们的批评斥责，章太炎大师说过：“....有的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顾颉刚先生也说过：“孔子生前一直在托古改制，历代所谓儒家人人都把自己的观点，穿了孔圣人的外衣出现，各自在托古以改制....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国学家 季先生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办法，引述海外某些相似言论相标榜，以肯定其对儒家‘天人合一’的现代经注。而同时对那些能够从历史实际分析、对‘天人合一’观作出恰当解释的学者们如对冯友兰、侯外庐诸先生进行公然的贬损，使自己处于对儒文化握有最终解释权的地位。在‘文革 ’时期，为了让儒道为当时的现实服务，采取杨荣国的方式，将儒道一概以唯心主义、反动哲学看待 固不可取；而在文化繁荣、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像季羡林先生这样采取以现代人的语言观念‘经注’儒道的办法，使儒道为个人的某些观点服务，似乎同样不可取。 中国与世界文化是在交流融汇中发展的，本无所谓‘卅年河西、卅年河东’的规律，也并无东方、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割裂对立。例如季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三次‘输液’，包括近代对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先进文明的吸收，‘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否则难有当今中国文化的昌盛。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融合，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也存在海、陆丝绸之路的交通来往，明清以后，更有利玛窦等众多西方人士大量译传过中国的经典。（本段引文见季羡林；《谈国学》45页） 现代世界文化之交融，早已不能以‘卅年河西、卅年河东’计。工业社会以来，科技、生产日新月异，其发展变化之快‘一天等于二十年’，当今的世界，进入更快的电脑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日益沿着一体化、地球村的方向，紧密依存联系。 当中国的儒学家们沉迷于儒道的‘宇宙中有我，我中有宇宙’，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虔诚，人类早已从数百年前就认识到的日心说、进化论...进入到飞天的实践，近半个世纪前就有人登上过月球。当季先生仍在书斋里想像着思维方式之分割，现代人又已开始了向火星探测的计划...今天再把自己的‘天人合一’观推出来，只能显出儒道夜郎自大般的落后。 ‘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恩格斯：《反杜林论》39页）。要看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必以科学技术为动力，既靠‘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同时必然离不开‘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科学技术的任何成就从来都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过程）；同理，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治理等等，既要靠‘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也仍然离不开‘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不能割裂人类的思维方式，将世界发展过程的西方文化之过失，视为东方文化成功之根据。对世界的‘拯救’要靠世界的文化，不是只靠所谓‘东方文化’。 儒道文化为什么老是想着要去拯救、宗主世界？这个特点表明，源于农耕等级社会的儒道，自我中心、尊卑观念极其深厚，当西方文化的长期压抑逐渐消解后，容易恢复其‘拯救’、‘压到’、唯我独尊的心理，导致有的儒学家在文化理念上缺少平等的意识。 在西方文化尚未入侵之际，曾经还处在‘河东’的儒文化，并未拯救了旧中国，而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强盛有目共睹，是由于中国不断吸取着比儒道先进的人类文化，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季先生曾称赞说：‘既提倡保护传统文化，加以分析，批判继承，又提倡对外开放，大搞现代化。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盛世之一，是最高的盛世，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典范’（引文见季羡林；《谈国学》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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